毛丽敏：回眸上海儿时653弄3号

去年夏日急促短暂回沪期间，偶遇幼时的邻里萍姐，封尘的往昔再次重现眼帘，宛如一帧历久弥新的历史长卷，绵延不绝。

当年我们的家位于曹家渡与静安寺之间，街上45路、94路公交车分别将它们设置为一端的始、终点站。儿时几名同学、邻家哥姐结伴前往两处根本无需搭车，曹家渡的华光剧场、沪西电影院、静安寺之“红都“（前身为著名的百乐门）、静安公园等，一路欢歌笑语步行，足以填补观影游园的乐趣，一旦到达曹、静两个交通枢纽，又有无数根”小辫子“向远方延伸，故那时对于身为静安区居民，颇感自鸣得意，它亦是当年全市十个区中，唯一不与郊县接壤的中心地段。

弄堂，曾是上海的烙印与象征，展示着申城文化的发展、诠释着地域传统的内涵。以往的“荣庆里“承载了我们几代人的共同记忆：1号住有一位老裁缝，祖母偶尔手持布料前去加工，某次制好的绸衣却被他熨焦了；2号开木行的老板夫妇、资本家小业主等曾遭批斗；3号即为我们所居的大家庭，同一门牌号内一、二、三层共计十余户，住家是2号的二倍多，且3号另外还附边门及后门各一宅。临街的这幢建筑物近乎垂直于马路，往里自4号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排排大小前后弄堂，只是1至3号的地址上同样被冠以”弄“。2、3号相互连接的对称石墩阳台下的领地，是童年时期主要的活动场所：靠墙的水门汀地面，用粉笔画上方格、取一块卵石、单脚前后跳行即谓“造房子”；阳台的支撑柱则可代替人来围一圈橡皮筋；严冬晒太阳、酷暑乘风凉；跳棋、军棋、象棋轮番上阵，皓月当空之夜，双手托腮仰望苍穹繁星点点，遐想十万个为什么……

祖母可属3号的“原住民“，同期的还有年长些的“太公太婆”、“舅公舅婆”、“公公婆婆”，那是3号男女老幼共同对他们的称呼。太婆姓何名秀文、是萍姐的祖母，虽不识字，心算却特行。当时的菜市场电子秤尚未普及，至今我仍佩服那些营业员，面对长长的排队一条龙，一边使用原始的杆秤称量、一边报出售价，要知那时商品的单价往往是元、角、分，重量为斤、两、钱，两个三位数相乘，若不借助于纸和笔，我真晕。

祖母可属3号的“原住民“，同期的还有年长些的“太公太婆”、“舅公舅婆”、“公公婆婆”，那是3号男女老幼共同对他们的称呼。太婆姓何名秀文、是萍姐的祖母，虽不识字，心算却特行。当时的菜市场电子秤尚未普及，至今我仍佩服那些营业员，面对长长的排队一条龙，一边使用原始的杆秤称量、一边报出售价，要知那时商品的单价往往是元、角、分，重量为斤、两、钱，两个三位数相乘，若不借助于纸和笔，我真晕。

每当祖母早晨买菜回来，就会与太婆交流一番：购了哪些品种、价格是否有误，太婆总能核算得有条不紊、分毫未差，有时不经意间或许还可能露出一丝羡慕的眼神，无奈年长祖母十岁以上、三寸裹足的她，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怎能如祖母一般驰骋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的购物市场？太婆患哮喘、却嗜烟，于是一直唤我帮其购买，因我当时尚属学龄前儿童，召之即来，如遇街口国营商店打烊，还有马路对面及后弄堂的私人烟纸店可供选择。太婆除了萍姐，还有两孙子，即萍姐的两弟，但他们平时贪玩在外，只有饭点时刻不叫自到，有时中途回家加餐时，最幼我称其国哥的，会同其祖母辩论：我不是吃你的，是吃共产党毛主席的。此时，太婆一边化身成鲁迅笔下的杨二嫂形象：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只是豆腐西施在岁数上更胜一筹；一边开启宁波话的国骂：“卖爹卖娘、贼的儿子、某某的儿子……”，同时操起手中stick欲作追打状，旁边邻居见了从不会上前劝阻，不至于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窃声抿嘴是无需回避的——大伙儿明白，其实太婆心里十分宠孙。

由于祖父与叔叔先后离开大陆，而“太公”早在五十年代末故去，因此祖母与太婆将重心移至身边的儿子，也就是家父与萍姐的爸爸、下简称“萍父”，除却在外上班，家父与萍父在3号时，几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十指不沾阳春水，对于祖母和太婆而言，每日必考虑的人生重大课题即是：今晚儿子回家吃什么？有时太婆因故未准备好其儿子的小灶而焦虑万分，祖母立即递上一碗刚包好的馄饨，以解燃眉之急。

舅公舅婆膝下无子嗣，当年舅公生病时，是3号正对门一排房中，名为“阿胖”的叔叔，将舅公背下大扶梯送往医院。后来舅婆成为孤寡老人生活在邻居的包围中，完全不必有任何后顾之忧。舅婆对于一年之中的阴阳历、24个节气一清二楚，某月某日为星期几可以张口道出答案。每逢端午，舅婆会帮祖母一起包宁波碱水粽、赤豆粽等，是否用线包扎结实，是我判别裹粽水平的一个标准，若干年后即使是名牌店出售的粽子，均觉手感口感松散，不如舅婆的紧致，不知是商家出于成本考量、还是从业人员技术不过关，逐愈发怀念过去的那股翠绿清香。

住在底楼的公公婆婆，家父一直称其“陈先生陈师母“，至于我出生以前的年份，只能替代一首歌名《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情》：在1966年那段敏感期，老夫妇两人被定的”罪名“为：夫有特务嫌疑、妇与宋美龄有联络，陈先生不堪忍受、服毒自尽。而那婆婆我是见到的，能习文识字，这于她们一辈而言亦属罕见，虽已年迈，依旧皮肤白皙，优雅细声地说着一口标准普通话，长相气质与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颇为相似。婆婆有一独子人称“孝武子”，浓眉大眼、阳刚英俊，脸部轮廓分明，且继承其母肤白的优良基因，堪比当今小鲜肉，只是当时他间隔一段时间回家，平时婆婆一人不太开伙仓，有几次我曾替她去旁边”中行别业“（顾名思义基本上均为中国银行职员的住宅）大食堂代购饭菜。多年后，听说婆婆的独子不知何因、英年早逝。

日前萍姐在微信上邀我加入其所在的“荣庆3号群”，因事先并不知情，稍显犹豫：群里均属叔叔阿姨辈，以前共同居住时鲜存言语上的交集，试想有着25左右年岁差的两方，当时怎可能产生共振？可当我在萍姐的建议下进群开场白后，绝大多数群员相继出列欢迎队伍，让人违和感即逝，平添一缕亲切。

目前家父当属上一辈中最年长者，以前还纳闷：萍父曾与自家叔叔是同学，为何萍姐居然长我八、九岁，后来从家父处得到解答：那时萍母的娘家原住后弄堂，他们从小学起即为同学，属典型的早恋早婚早育。自叔叔留洋后，家父则时常与萍父结伴往天蟾舞台、美琪大戏院等处观京剧、赏评弹。到了我姑姑一届，仅3号就有五名同窗，王家山叔还在群聊中告诉我：当年姑姑还是他们的中队长呢！这倒是初次耳闻，然小时候姑姑与山叔陪我去中行别业海豹处游玩的印象尚依稀。葛家四姨虽不与姑姑同一年级，却是很好的朋友，因姑姑结婚早又嫁的远，之后见面的机会骤减，有一年五一节两人有幸一起去南京路观彩灯，忽然一阵倾盆大雨将她们淋得狼狈不堪，此情此景四姨仍历历在目，那应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可见那是姑姑一代的璀璨青春。

3号由两扇乌漆的大宅门把守，实则形同虚设，别说那总防御的第一道关卡从不合闸，就连其中的各家亦日不闭户，这是缘于当时的外来陌生人口不敢贸然踏足一步。底楼的汪家是大户，除了叔叔阿姨辈六人，还包括其父母与老外婆共计九人。二楼占据半壁以上江山：在叔姨人数上，王家与汪家势均力敌，皆为四男二女，虽然在姓氏上，王比汪少了三点，可当时王家叔姨既衍生了下一代、又上有高龄祖母，即使并非常住于此，却已构成四代同世之实。每至除夕，至少六名以上邻居聚集在王家的外间，几近通宵达旦、研究切磋3倍的54枚扑克。紧邻我家的金家大妈，平时的交通工具为28型男用自行车，盛夏时节，傍晚下班时常用保温瓶带回冷饮，有时见到我，使用着对其两儿子一样的表达方式，板着脸呵声道：快去拿个杯子来，我早习以为常，若是她会和颜悦色，反倒令人毛骨悚然：是否受了什么刺激？

严家爷爷人称“陶瓷师傅”，按当下流行语可上升为雕刻艺术家，是位清瘦矍铄的老人，有时会笑眯眯轻声对我说：前几天去过“大马路”（指南京路），过几日准备前往“小马路”（那是他自定义的，热闹程度逊于前者）。严爷爷经常邀家父下象棋，虽屡战屡败，仍乐此不疲。严家志叔曾当兵，3号边门也有一名参军的叔叔，每次远远望见他们一身戎装回家探亲，恐惧于那份威严，赶紧躲入家中床底。严家民叔在其家最幼，有次让我解数学应用题，当其老师说全部正确后，他兴高采烈地向我道谢。民叔极具绘画天分，尤其是人物素描，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当时，严家是唯一存在“大外甥、小舅舅”现象的家庭，其长姐的几个女儿要比民叔大若干岁。

吾家楼上的三层住着既为祖籍同乡、又是同姓的毛家，他们家中排行第三的叔叔，即是姑姑的五位同学之一。他家旁边的刘家大姐，都说长发及腰，以前她可是快长发过膝了，不过后来剪成齐耳短发，她十分擅长钩织，一枚小小的钩针，将粗棉线或尼龙丝锁定，飞针走线让人目不暇接，我也曾在一旁讨教练习了半天，怎知笨手笨脚如我，或许可以洋洋洒洒构思数千的文字篇幅，却编织不出一个购物袋的雏形。

当时各家都有不知主动还是被动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的叔姨，遍布新疆、黑龙江、云南等地，二楼正对楼梯的一户，据说是“大地主”，由于他们别处另有房，不常住3号，后来政府动员他们家儿子插队落户，于是全家一起迁移至安徽，他们原住的一间就增配给金家长子。

同为第三代，我其实还是与萍姐的二弟、我称国哥，金家小儿子、我喊红哥，在一起玩耍的时间多些，主要是因四、五岁的年龄差相对间隔小点，跟在后面看他们捕知了、捉蟋蟀、攀树摘无花果等，曾经随萍姐、国哥姐弟三人去他们搬离后的外婆家，也与红哥一同前往其父工作单位。

我们住处的马路斜对面，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当时几位美工主创人员与家父是朋友；过去一点垂直相接的武定西路尾部，有上海电影乐团，曾去那儿观摩提前上映的中外影片；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上，有我的母校，创建于1869年的一个半世纪的名校----市重点上海市市西中学；曹家渡的“状元楼”、静安寺的乐邨酒家，因地理位置的优越，成为我们轮番光顾的多次选择。

正如莎士比亚的名言：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或许一万人心中有一万条弄堂。二十世纪初，旅居上海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第一次提出“魔都”的概念，以此定义上海这座城市。鲁迅先生在《弄堂生意古今谈》中，怀念20年代他初到上海时闸北一带弄内外叫卖零食声，“虾肉馄饨面”、“五香茶叶蛋”等，使人一听到就有谗言欲滴之慨；张爱玲笔下作为老上海新式里弄的代表，最著名的莫过于展现在名导李安作品《色戒》中的经典场面；上海的女儿、已故海派作家程乃珊，以夫家绿屋为原型创作的《蓝屋》，在杨浦区十几年当英语老师及班主任的经历完成的《穷街》，勾勒出“上只角”精致小资情调老克勒的钟鸣鼎食，与“下只角”棚户区城市边缘人的锱铢必较的冰火两重天；中国作协副主席王安忆的代表作《长恨歌》，所描写的大段弄堂，隐含着其自己居住的有名“愚谷邨”；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进步学者还贡献了近代文学史中的“亭子间”文学，多少文人墨客曾为上海的弄堂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历史的洪流终将掩埋过往的浮光掠影，曾经的3号，并不是某人的个别记忆，而是涵盖了三、四代人，就如当时，自8岁至88岁都在追日剧《姿三四郎》、当“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上海滩》前奏响起，顷刻万人空巷，“许文强”、“冯程程”成为老少皆宜的荧屏偶像。时代赋予我们特定的境地，“空前”不敢狂妄，“绝后”不知是否可以斗胆？

滚滚红尘、痴痴情深，聚散总有时，柔化的岁月，丰满了年龄、骨感了青春，多少魂牵梦萦，烟雨楼台中，曾经寻寻觅觅的灯火阑珊处，不正是童年与祖母同床共室的那盏柔美白炽灯？时光流逝，染红了殷桃、催绿了芭蕉、经历了天人永隔。

一指流年处，光阴似箭飞。当年搬离3号时，正值豆蔻年华，如今东瀛诞生的小孩儿已步入日本常青藤。人生旅途，过客匆匆，前世五百年的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感恩生命中的每次相遇，让人学会勇敢、体会尊重、懂得自信。童年的弄堂早已被更高的建筑所取代，但其旧址的经纬度应相对永恒。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富豪俱欢颜，只是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在点缀城市繁荣的同时，其钢筋混凝土是否冷却了些许几百年、几千年来的守望相助

曾经的653弄3号，我心中永远的芳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