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神化論（11）：基督教人論D_完

持二元論者的人生觀與政治觀：

（一）偏重魂的功能：因為靈與魂不區分，持二元論者將屬靈的教導與追求靈命都忽略了。筆者所接觸過的一些改革宗信徒，得救了好幾年，卻從來沒有聽過聖經中有神聖生命的經節（如約十10下，十四6，一12-13等）和對生命的教導。

信徒除了對宗教有執着的熱忱之外，他們的生活與行事與屬靈的事物不沾邊，乃是保羅在林前二14所說的『屬魂的人』，對屬靈的事不能領受。赫德曾指出：『人分為物質與非物質兩類，這是任何人都可以理解的；所有哲學家都能明白這一點。

故此，所以哲學家也都說到這裡為止：他們不能領會非物質界裡又有靈與魂之分。這原不足怪，因為他們根本未有神的靈的內住，亦未對神有認識。他們若對靈與魂之分有認識，這才為怪。』

他們將人的靈與神的靈相連結的經歷，例如『那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林前六17），看為走火入魔，或精神的升華。其實，他們對聖經的解讀欠缺了非常重要的一大部分。

（二）強調理性而非靈命在信徒個人屬靈和成聖上的作用：理性必須服在聖靈的帶領之下。基於『人的全然敗壞』之教義，認為人沒有行善的可能性，必須借着外面的管制和人裡面的克制而達到道德的提升，因為忽略人靈的功用，認為對於神學認識的增加，行為的改善，就是聖靈對人之帶領並改變人的明證。對他們而言，信仰是一種宗教情操多於內里生命的改變。

（三）驕傲，自我獨尊，批評、打壓不同的聲音：倪柝聲在《屬靈人》中指出：屬魂信徒『因其所知道的多，所以他眼光中所定罪的也多。因此批評人，就變作屬魂信徒的普通性質。……因為他的思想，都是以己為中心，他就免不了驕傲。……最會批評人……凡他所不相信的，就是異端。』

中國改革宗牧師王志勇推崇改革宗神學『是大公神學，超越民族，政治與時代的界線……。』

斯帝芬茨威格在《異端的權利》中描述加爾文：『與他打交道的人，不是打倒他，就是被他打倒；折中妥協，對他或他的敵人都是徒勞的。你要麼拒絕接受他，要麼無保留地向他屈服。』

『加爾文這個人，絕對不能容忍在教規或日常生活方面存在任何自由。在宗教和精神事務方面，他絕不容忍別人與他進行平等的意見交流；而在個人的信仰方面，也決不能與人達成停戰協議。他認為教會不僅有權利，而且有責任強迫所有的人無條件地服從，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像懲罰公開的反抗一樣，去野蠻地懲罰那些態度冷淡的人。』

『敵手所提出的反對意見可能是最有道理，但對加爾文而言卻毫無意義，因為他關注的只有一件事情：竟然有人敢持不同的觀點，因而必須要把他們視為敵人。他們不僅是約翰加爾文的敵人，也是整個世界和上帝自己的敵人。』

『在加爾文看來，他所爭論的焦點是：其它的宗派必須承認錯誤並轉投到加爾文這邊來。加爾文的一生，儘管在其它方面表現得聰明機智，他卻從來不曾懷疑只有他一人有資格解釋上帝的言語，只有他一人掌握了真理。然而，正是由於傲慢的自信，由於這預言家式的興奮得意，加爾文這位超級的偏執狂在實際生活中才能堅持得往。他在政治舞台上能夠取勝，應該歸功於這些品質。……他們的真理是唯一可能的真理，他們自己的意志是世俗法律的基本準則。』

因此，他們自認改革宗神學必須取代其它神學，以致一些偏激份子不惜一切剷除異己。

（四）高舉律法主義：他們 『片面強調「神乃是烈火」，在教會中羅列各種不合聖經的律法規條，逼人遵守，使弟兄姐妹在「神的主權」之下恐懼戰兢，失去應有的從救恩而來的平安與喜樂。』（37）歷史學家沙夫（Philips Schaff）描述加爾文 『代表了暴君的鐵的紀律』（38），他『要求市政委員會正式強迫日內瓦城的自由市民逐個宣誓，公開接受這一份信仰聲明。這些自由市民幾十個人一組，被帶到長老之前，就像將小學生被帶到老師面之前一樣。他們來到大教堂，在那兒市政秘書大聲向他們宣讀教義問答手冊，然後他們舉起手來，發誓將毫無保留地接受問答手冊。任何人若拒絕宣誓，立即會被驅逐出城。這清楚地、一勞永逸地表明：從即日起，生活在日內瓦城牆裡的任何自由民，再也沒有人敢冒如此風險，取在宗教信仰方面與加爾文的要求和觀點存在絲毫的分歧。在這個行政區里，路德所要求的把宗教當作個人的良心的事情那種“基督教徒的自由”已經結束。理性戰勝了宗教改革的氣質，法律戰勝了精神。如今，加爾文已進了城，在日內瓦便沒有了自由。個人的意志將支配一切。』

王志勇也步加爾文的後塵，一再地高舉律法和誡命，『以上帝所啟示的公義的律法為標準，通過聖靈的更新，通過我們自身的努力，全方位地建立基督教文明，使中國成為一個敬畏上帝的國家，使中華民族成為一個敬畏上帝的民族。』

律法和誠命是神在舊的時代頒布給以色列人的，頒布時，以色列人不知道自己無能遵守，卻自誇必定行。但不久，卻發生了集體拜金牛犢事件，完全破壞了律法。整個舊約歷史給我們看見，墮落的人是不能活出神高標準的律法。所以，在耶利米書三一31-34 與希伯來書八7 -13，神說既然看見第一約有瑕疵，就廢去前約，而定了一個新約，就是要將一個新心和新靈（結十八31，三六26），借着基督經過死而復活所成的賜生命的靈（林前十五45下），作為生命之靈的律（羅八2）賜給新約的信徒。這裡得着新心、新靈與神聖生命之靈的律，就是耶三一章和來八章所說的『神將律法放在他們裡面』。這是一個新約、屬靈的、內住在信徒裡面的，與舊約刻在外面石版上的律法是絕然不同的。只有新的神聖生命在信徒裡面，借着人重生的靈不斷地接受而擴展到魂裡面的救恩，才能達到神律法的要求。

（五）加爾文主義其實是一種政治運動：與持異議者對立或殺害他們，並善於利用民族主義，與民粹意識，以堅強的魂的力量抗爭，用遊行、靜坐的示威行動，衝擊不合意的政權，警言以他們的方式將神的國帶到地上。

加爾文主義神學家凱波爾宣稱，『加爾文主義代表了一種政治運動，追求在民主立憲制下的自由。』

加爾文在日內瓦頒布了清規戒律，施行高壓統治，使日內瓦整座城『陷入桎梏』，『所有屋子的房門好像突然敞開了，牆壁也好像變成了玻璃。每時每刻，每日每夜，都可能在門前響起敲門聲，大批“宗教警察”容不得公民有任何反抗，就宣布進行“訪問”。……在日內瓦沒有人再有安全感，因為宗教法庭宣稱：人幾乎在每次呼吸時都會犯罪。』

加爾文先趕走了原先由他任命，但因為在解經問題上與他『有點不同』的日內瓦宗教改革學院院長卡斯特利奧（Sebastien Castellion），後來又告密於羅馬天主教的宗教審判所，逮捕了對三位一體持異議的賽文特斯（Michael Servetus），並在日內瓦以火刑殺掉了他。

當時正處於改教初期，改教的起因就是反對天主教的背離信仰正道，也反對利用宗教審判所的高壓逼迫，任意將持異議者或挑戰天主教權威的人士施以酷刑或火刑。而一位出名的改教領袖居然先與敵對的天主教合作，然後又使用火刑處死與他自己持不同意見的人，這根本讓違反了改教的精神。連馬丁路德都不滿說，『對於異端，不應用武力壓服，而應用上帝的言語辯駁，因為異端邪說屬精神範疇，斷不可以塵世水火一洗而光。』

這個迫害激起了許多抗議，宣告『只有宗教寬容才能拯救人類於野蠻。』

十七世紀，英國的加爾文派因為反對英國國王查理一世對英格蘭教會的管理，不滿強加於他們要對英王的效忠，而導致了歷經數年的主教戰爭和英國內戰，最後砍了查理一世的頭。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長期主張台獨，而對抗政府。段文勇在《揭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面紗》 一文中列舉了長老教會在台灣參政的事件：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於『1971年發表“國是聲明”，要求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當時在國際上給台當局造成很大的壓力。

1977年，中美兩國着手準備建立外交關係，該“教會”於8月16日，發表了更具震撼性的“人權宣言”，明確主張台灣“獨立”。於1985年4 月11日通過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

對於教會觀、鄉土觀、人權以及社會責任（奪取政權，管理“國家”）等“台灣基督教倫理”都做了相當明確地宣告：簡言之，“長老教會”認為，人權來自上帝，不但擁有不可侵犯的尊嚴和才能，也有管理世界萬物的權利和責任，因此，個人有權利運用社會、政治和經濟體制來實踐這項天賦的人權。既然“教會”與“基督徒”負有管理世界的責任，那麼應當“教會”處於困阨的環境中便不能退縮，特別是社會中有壓迫與不公義的事情發生時。

相反的，“教會”應該積極地投入社會關懷的工作中，使受壓迫的人獲得釋放，並向世人宣告上帝公義與慈愛的“國度”已經降臨。』『1995年7月，李登輝為了阻止汪道涵先生訪問台灣，破壞了汪辜會談成果，迫不及待的拋出了“兩國論”。台海關係驟然緊張。

1995年10月21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配合李登輝的“兩國論”演出，又“適時”的發表所謂“新而獨立的台灣聲明”，赤裸裸地和盤托出了他們的“理想國”藍圖。』（50）2008 年十一月，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會長一行赴台，在民進黨發動的『圍城行動』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帶頭圍攻陳雲林下榻的圓山飯店，製造流血衝突事件。

翟海源在《政教關係的思考》中有其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參政作了分析，他指出：長老教會因為實行代議民主制，特別強調社會關懷．就使得他們特別重視改革現實社會政治環境的要求，而與當政有了摩擦。

英語網絡百科全書專家Infoplease指出，改革宗今日仍然在世界各地施展其影響，尤其強調個人責任的重要性，並不將政府作想當然的權柄。

（六）某些持二元論的牧師不學無術，竟試圖為壓抑持不同人觀者而編造不實話語，激起其他跟隨者作出對立：

唐崇榮牧師在《希伯來書查經》第二十四講里，說：

『倪柝聲就受這個影響了，要做屬靈人就要「出來」。而諾斯底主義真的就把人分成「屬靈人」，「屬魂人」、「屬體人」……很可惜中國一些很偉大的屬靈領袖，受了這些影響而不自覺，結果在書裡面跑出這樣的話語出來。』在其《希伯來查經》第二十五講中，唐崇榮牧師又說：『如果把人硬分成三種人，一種屬魂、一種屬靈、一種屬體的話。最先這樣分的，不是倪柝聲，最先這樣分的是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第一世紀到第一世紀全期的一個很可怕的異端，他們用希臘文說人類分成三種，屬體的叫做sarxikos。屬魂的叫做psychikon。屬靈的叫做pneumatikon。』

唐崇榮牧師在《希伯來書歸正解經》第一百一十二講中，就公開宣稱三元論者是精神分裂和雙重人格的人：

『我告訴你，有很多基督徒是精神分裂，雙重人格而不知道的，特別那些講靈、魂，體，靈、魂、體，結果靈與魂分開，魂裡面再分開，感情、意志、理智分開，禮拜堂內，禮拜堂外兩種人，這個在基督徒面前，在非基督徒面前有兩種人，雙重人格，精神分裂很厲害而不知覺，很可憐！很可憐！人能不能做到裡面一套，外面一套，白天一套．晚上一套，在牧師面前一套，在酒鬼面常同樣的一套，無論是對基督徒，對非基督徒講同樣的話，在前面，在後面，一樣的？能做到這一點才對的。』

其實，最先將人分成「屬靈人」、「屬魂人」、「屬體人」的是使徒保羅（見林前一29，二14-15），不是諾斯底主義，更不是倪柝聲。聖經乃是教導說，一個完整的人是由靈、魂、體三個部分所構成的，所強調的是人裡面的構成，如解剖學。而諾斯底異端是將一群人從他們外面的道德與信仰狀況，將他們分成三等人：有『屬靈人』、『屬魂人』和『屬肉體』，並社會科學。前者是將一個人從裡面的所是來區分其構成，後者是將人群從外面行為的狀況來劃分，兩者的差別有如某人是講人裡面有心、肝、脾、肺和腎這五個身體器官，而另一位是論世上有黃、白、黑、紅、棕五種膚色的人種，這兩者究竟有什麼相關呢？但唐牧師卻有本事將兩個風馬牛互不相干的分法，拉在一起，指控講三元論的倪柝聲是傳講諾斯底的異端。唐牧師如果讀一下教父們的書，就不會將教導三元論並打擊諾斯底的早期教父們如愛任紐和奧古斯丁等，改教後的馬丁路德，約翰衛斯理和達秘等人都打成諾斯底異端了。

至於什麼是諾斯底主義，三本有權威的神學書：楊牧谷所主編的《當代神學辭典》、馬有藻博士所著的《基督教神學思想史導論》，《慕迪神學手冊》都介紹諾斯底主義乃是一種複雜的宇宙「二元觀」（Dualism），這主義把宇宙分為兩個世界：靈性的世界及物質的世界。然而，此二元論並非人觀的二元論，我們不可也不需將此二者混為一談。（54）我

們相信，讀了唐崇榮牧師所講『倪柝聲錯誤的三元論』之讀者，若不去考查神學書籍與教會歷史文獻，必然會得到一種印象：倪柝聲就是緊隨着第一世紀的一個非常恐怖的異端腳步，這異端叫做諾斯底主義；而將人分成三種人，一種是屬魂、一種是屬靈、一種是屬體，然後發展出所謂的『三元論』。（55）如此不實的講論不但會引導人對倪柝聲的教導產生極大的懷疑，更會對倪柝聲的『靈命觀』以及『三元論』避之若澆！

唐牧師的跟隨者且在網絡上與主日講台上散布其不實言論，製造對立。網絡上一篇題為《關於人分為靈、魂和身體三元論的錯誤》（56）宣稱：

『據一些聖經學者考證，靈，魂、體三元論的觀點最早出現在古希臘教父的著作中，而另一個說法就是在主後2世紀的異端亞流派就開始把人分為靈、魂、體來用於支持他們的基督論，教會歷史中的另一個異端諾斯底派也同樣用過這個觀點支持他們的基督論。而目前大部分華人教會由於受到弟兄會的傳道人倪柝聲的影響也都是把這個觀點當做真理來教導。

但是我可以明確的告訴你，靈、魂、體三元論的觀點絕對不是正統神學的主流，早在奧古斯丁和何奎納斯的時代基本上就把這個觀點否定了，直到改教時期的改教家們也幾乎沒有人認同靈，魂、體三元論的觀點。說到靈、魂、體三元論的觀點的確是很容易讓人在思想上接受，也很符合人理性的觀念。很多傳道人也會這樣的教導：人與動物的區別就是人分為靈、魂、體三部分，而動物只有魂和體兩部分。這樣的教導被大多數人所接受。……

從神學歷史來看把人分為靈、魂、體是最早從一些基督教異端而產生的學說，從解經學上看三元論也根本沒有辦法自圓其說，當今幾個正統的福音派神學院也都不認可這個觀點。所以我贊同歸正神學的解經：人分為身體與靈魂兩部分！』

以上的言論乃是受了唐牧師的灌輸，顛倒了歷史事實，且具煽動性的錯誤。唐牧師不僅抹掉教父們的教導，扭曲真理，還破壞中國基督教內部和諧，甚至造成社會對立，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斯蒂芬茨威格正好描述這種錯誤的態度：『人們總是確信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或者有一種錯覺上的肯定，認定自己的觀點正確無誤，以致於他們認為別人的觀點一文不值。傲慢自大的產物就是殘暴和迫害。這樣一來，人們不能容忍他人的意見和自己不同。』異端『這一名稱現在變得粗俗可怕，帶有一種侮辱性的味兒，以致於誰只想除掉一個私敵，那就用一種最便利的方法，即指控他為異端。其它人聽到這一可怕的字眼，馬上就會嚇得魂飛魄散，緊掩雙耳，把盲目的攻擊，不僅對準那所謂的異端，還有那膽敢為異端說一句話的人。』

於是持三元論的地方召會就被持二元論的唐迷扣上異端的帽子，不知聖經真理，也不查考歷史的人們就對三元論敬而遠之，三元論正好被二元論所取代，真理也就被掩埋了。

（七）末世論：改革宗否認千禧年，認為神在造人的時候已經把這個世界的管理權交付人類，所以基督徒需有對社會和國家的責任。神的國度就是現今教會的時代；這一世代結束後，永世就開始。中間不用有一個「千禧年」，因為千禧年已完全在今世借着改革宗的理念而實現。在政治上採取『入世』積極參與的態度，認為當以信仰去實際影響文化，甚至使文化基督化，使中國基督教化，或者就是：『我們掌管世界』。

這種文化使命激發了加爾文主義者以行動去改變社會和文化。於歷史上，改革宗多次嘗試建立他們所謂的新耶路撒冷，如同加爾文在日內瓦所實施的。

三元論的人生觀與政治觀：

（一）追求屬靈的指引：倪柝聲在《屬靈人》指出：靈的功用有良心、交通與直覺。信徒首先尋求『行事為人都是憑着無虧的良心』（徒二三 1），並在讀經、禱告中追求與神有親密的交通。即使在受逼迫或不順意時，不會太受魂的攪擾，靈仍然能讚美。曾成全倪柝聲許多的和受恩教士（M. E. Barber）寫了一首詩歌：

『如果地樂消減，求你多給天：雖然心可傷痛，願靈仍讚頌；

地的香甜聯結，若因你分裂，就願你我之間，聯結更香甜。』

雖然他們的心可傷痛，但禱告神，願他們的靈仍然發出讚頌。這是認識靈與魂有別者的祈求與經歷。

常在靈中與神有交通的大衛，雖然受到已經被神棄絕的掃羅追殺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他在詩篇中，多次抒發他如何專心一意信靠神，並呼求神拯救他的心意。他雖然有兩次機會可以殺掉掃羅，卻因為敬畏神的主宰而沒有下手。惟實行神旨意的主耶穌在世時，雖有能力推翻羅馬政府，卻完全不作任何社會或國家的改革。對於政治和信仰的區別，他說了一句名言： 『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撤，神的物當歸給神』（太二二21）。在登山寶訓中，他說，承受地土的不是用武力或高壓手段的人，而是溫柔的人（太五5）。使徒保羅對當時不人道的奴隸制度，沒有建議去推翻或改革，而是勸勉作奴隸的信徒服從主人（西四22--23）。

（二）末世論：相信前千禧年，認為世界的敗壞不是人所能改變的，所以基督徒應該着重於傳福音、追求屬靈生命的成長、建造教會、等候基督的再來。真實得救、成聖的基督徒數目增多時，自然會促進社會道德和風氣的改變，千年國是基督實際在地上掌權的時期，今日世界的局勢雖不盡如願，卻相信神有完全的掌控。他們在政治上採取『出世』和『政教分離』的態度，也就是實行耶穌所言『是該撒的歸該撒，是神的歸神』，在教會和屬世事物之間建立明確的界限，避免介入任何政治議題或行動。教會和基督徒應當因為基督和見證的緣故，順從政權的管理。在社會出現緊急狀態時，教會當盡全力伸出援手。信徒則當以個人的見證和福音，改變社會的風氣和文化。

於忠福在《基督徒與政治》裡，以聖經的角度，從權柄的起源、存在與功用談起，指出神是宇宙一切權柄的源頭，人遇見了權柄就是遇見神自己，而政權就是神所設立的權柄。因此，基督徒對政府的態度應該是順服的，對政府的參與應該是個人的，而非教會的，對政府的期望就是使基督徒能在神和人面前，十分敬虔莊重地過平靜安寧的生活（提前二1-2）。此書所言可為持三元論者對政治的基本態度：相信神是一切權柄的源頭，地上的列國和政權都是由神所設立的，因此，人人都當順服。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設立；拒絕神所代表的權柄，也就是拒絕神自己的權柄。基督徒之所以守法，『不只是因為怕受刑罰，更是因為在神面前的良心。若不順服，良心就受責備。』而良心正是人的靈一個主要的功用。

『基督徒不是無政府主義者，聖經並沒有要人推翻人間所有政府，去建立所謂神治社會。聖經認為人類在目前這世界裡，出乎人的政權和政府是有需要的，是不可缺少的，它不是可有可無的，更不是信徒所蓄意要除去的。』

即使『當政權的措施與聖經真理相違的時候，信徒就得站住立場。雖然在心理態度上，他仍是順服政府，但在實行上就不能順從。』即使不能順從，信徒不當隨便批評政府，毀謗政府，不可與政府對抗，搞靜坐、絕食、遊行、示威，甚至暴力革命等。

除了順服政府之外，信徒還需尊重政府、理解政府，原諒政府，並敬畏政府。這是『一種健康的敬畏。這懼怕是出於不願得罪神，不願得罪自己良心，也不願得罪政府』

他們相信：『人沒有外在因素滋擾，並不會因此反璞歸真、敬業敬人，只有當人真心向神悔改，有迴轉懺悔的靈，從神得着新心和新靈，才能懼怕神並懼怕人。這種正確的懼怕，是一種從神而來的屬靈美德，是神生命在人裡面長大所產生的結果，而不是人從天然生命所承受的天性。』

因此，人的靈蒙重生，並借着在靈里與神交通，得着神聖生命的供應而長大乃是必須的。持三元論者因此順服政府，積極傳揚福音，盼望借着基督的再來而帶進一個沒有罪惡，由基督和生命成熟的得勝者掌權的千年國，如此改變這個邪惡的世代。他們並不主張任何借着對抗與革命而改變今世的政權。

結論

三元論的人觀起始於使徒們，也是根據聖經。然而因為歷史的過程使得二元論興起，以致於今日有不明就理的人士誤將三元論和上異端的帽子，並對三元論加以鞭伐，而引起基督徒的對立和社會的激盪。這個原因可由歷史上發生的事跡看出：其實，不同的人論帶來不同的末世論，更塑造了不同教派的政治觀。

持三元論者因為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屬靈的追求上，以重生之人的靈在凡事上託付給神，並照着聖經的教導為國家和在上掌權者禱告，對政治就保持一個順服的態度。然而，持二元論的改革宗，因為深信墮落的人類不可救藥，忽略屬靈教導與靈命追求，轉而強調信徒必須擔起改造社會的責任，他們因此經常與不符合己意的政府對抗，或採取高壓的手段，以求在地上製造出一個他們觀念中的神國，為此他們就積極參與社會和各種政治運動。

持三元論者相信今日社會道德的敗壞是無可救藥，不能改造，所以積極傳揚福音，抱着『救人不救沉船』的信念，盼望因主耶穌的來臨而帶來一個有秩序的千年國。持二元論者大都認為基督徒應該努力改造社會，或改換政權，以理性和律法提升社會道德，使全世界成為聖經中的新耶路撒冷。對於一個設法建立和諧社會的國家，究竟哪一個人觀能幫助達到其目標，答案應該是相當清楚的。

當中國境內的改革宗主張中國必須統一，而同屬改革宗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會卻堅持台獨之時，此二者可否連成一致的觀點，或會造成改革宗內部的對立？甚至是社會和國家的對立與不安？這是值得思考並注意的。

摘自：https://theologychina.com/王生台，謝仁壽：基督教人論的發展與爭議/ - 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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