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的北京已死

顾晓阳

1.

从1987年到1997年，我十年没回北京。回来一看，完全变了。从小自认是个无所不晓的北京胡同串子，现在成了陌生人，什么都不明白，哪儿哪儿都不认识。

首先连家都找不着了。我家那条胡同原来是宽敞的、笔直的，现在变成曲里拐弯、破破烂烂，我在街门前逡巡彷徨，觉得应该是这儿，可愣认不出来。一个六七岁的男孩跑过来，用河南话问我：“恁找谁呀？”我苦笑一下，没搭理他。真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呀。经人一指点，咳！这不就是我家嘛！怎么成这样儿了？

其次是整体风貌面目全非，城市的肌理也被破坏掉了。高强接机送我回家，又拉我到奥体中心的一家餐馆吃饭，一路从机场到建国门、再到亚运村，几乎没有一条路一个建筑是我熟悉的。终于看见了体育场，我惊喜地大喊：“这儿我认识！工体！”车上的人都笑了，说那不是工体，是奥体。

再次是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变了。我在北京那会儿，朋友聚会大多是在家里，主人家做上一桌菜，或者是每人各带一两个菜，小桌一围，吃喝聊天，随随便便，给人温馨的感觉，像一家人。也可以打架，酒喝高了，一言不合，大打出手，打完酒醒，还是朋友。现在很少有人往家里招人了，尽管很多人都住上了比原来大得多的房子。一约，必是餐馆，呼朋唤友，一大群人，多数不认识。吃完了再去酒吧喝酒，喝完还得转到夜总会唱歌儿，唱完又去泡澡。泡舒服了又饿啦，在凌晨三四点时，再拥去东直门鬼街吃宵夜„„这漫漫长夜啊，你很难逮空跟其中多年不见的老友好好聊几句。

我在北京待了四个月，只有老邻居老王喊我去他家吃过一次饺子。冯小刚让我去他家，也是吃饺子，大伙儿一块包，有那么点当年的气氛。姜文约我去过他父母家，还是捏饺子„„饺子啊饺子！自从李自成在北京当了几十天皇上，你就成了北京人的最爱。

在姜文父母家那天，电视里正在放新闻联播。我十年没看过中国电视节目了，抬头看了一眼，不禁惊叫：“哎哟！这不是罗京吗？怎么头发都没了！”把姜文逗得直笑。我出国前，罗京还是个俊小伙，如今前额已秃了。十年，真是不短的时间啊！

一天晚上，老同学宋毅说来我家。当年在人大游泳队，我是个瘦猴儿，他比我还瘦。可那天门一开，进来了个胖子，要是在街上碰见，我肯定认不出来他。正好蒋雯丽与老吕常继红两口子等四五个人临时起意也来了。“临时起意”这种事，本就是昔日的遗风，妙不可言。我说咱们不出去了，门口有餐馆，可以送餐，就在家里吃好不好？大家说好。结果那顿饭吃得很开心，准确地说，是聊得很开心。聚餐的本意，不就是聊嘛！

2.

我回北京之前，小淀把我的小说《洛杉矶蜂鸟》拿给冯小刚看，小刚非常喜欢。当时小说还没出版。我回来不久，《甲方乙方》开拍了。开机的第一天是在和平里的一个幼儿园里，小淀带我去了现场。这是我第一次和冯小刚见面。

老朋友范捷滨是摄影助理，见了面十分高兴。据说他的绝活儿是“跟焦点”，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时给顾长卫当助理，很多大腕摄影师都认可他。他本来唱流行歌曲，出过畅销盒带，我妈妈和姐姐在美国时，经常放着小范的带子，随着音乐放声高歌。我也一直保存着他的带子。后来忽然不唱了，传说在香山搞了个中外合资的奶牛场，生产黄油。我以为他成了资本家。多年后北岛声称：在他不在北京期间，未经授权，小淀带着一帮人在他团结湖的空房子里熬牛油，把厨房搞得污垢不堪，怎么擦都擦不出来了。敢情是这么回事啊！这种连小作坊都算不上的作业方式，距资本家还有点远。怪不得小范又成了摄影助理呢。反正人聪明，干什么都成。但小淀否认了北岛的指控。两造相驳，历史的真相在牛油蒸汽中若隐若现。

《甲方乙方》的拍摄大概花了一个月时间，很快。期间小刚经常招呼我一起吃饭，那时候我敢喝能喝，一喝就酩酊大醉。小陆开车送我回家，到家门口一下车，立刻狂吐。吐是好事，第二天能恢复，若干年后，不管喝多少也吐不出来了，难受得要命。

有一天在三里屯南街的一个酒吧喝酒，小淀、张丰毅和另一个人同年同月同日生，算是给他们仨过生日，有小刚、徐帆、王朔、徐静蕾、俞飞鸿等，还有个外国人。我们在院子里坐，院子里有一棵树，酒吧就叫“隐蔽的树”。喝得挺高兴，忽见坐我旁边的“秃子”抄起酒杯，斜刺里朝外国人丢过去，接着二人都站起来，准备互殴。我赶忙上前拉架，其实我是第一次见秃子，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有人把二位拉了出去。大家照喝自己的酒，都很镇静。我直问：“他们怎么样了？”人说：“没事儿！你喝吧，别管了。”我不放心，走出去看看，一看，二位并肩坐在门槛上，一人一瓶啤酒，像哥们儿一样聊上了。后来我才知道，二人背后有故事，大家都了解，所以心里有底。从这件事，我得到一个教训：作为局外人，遇事不要急着反应，看看再说，有很多信息是我不掌握的。所谓“水深”，其实也没有多深，只是我们光盯着表面看而已。

还有一次，一个美国剧组在北京举办开机酒会，制片人和导演让我去。是在亮马大厦的滚石餐厅，跟在美国一样，就是喝酒，还有一些小点心。结束后，导演叫上一些人再转去三里屯酒吧。我坐上一位美国中年男子的车，路上聊天，他说他在福特基金会工作，已经在北京生活了6年。我问：“你对北京什么印象？”他说：“破！北京就是一个破香港。”“那你为什么还在北京这么多年？”他兴奋地说：“太有意思了！北京啊，我离不开呀！”后来，我又遇到好多对北京和中国上了瘾的外国人。

去的还是“隐蔽的树”，可见这家酒吧当年有多火。但外国人喝多了以后就全说英文了，而且跳起舞来，我感到无聊，11点多时悄悄往外溜，想回家。走到最外一间，忽然在攒动的人头中看到了陈丹青。他也多年不回国，对一切都很生。我们俩相见很意外，非常高兴，相携出了“隐蔽的树”，找到一家安静的酒吧，一直聊到凌晨3点多。此后他经常回国，并且开始爆红。

3.

因为对什么都感到好奇，我去新建的光华长安大厦看了一场电影，是部国产片，实在太差。在怀旧的东单大华电影院看了一部好莱坞电影，也很一般。美国佬老康约我去人艺小剧场看了一出话剧，舞台美术挺漂亮，但内容空洞，就是玩儿个花架子而已。

我每天都买各种报纸杂志浏览，发现外国艺术团体的演出比十年前多得多了。我去听了一场圣彼得堡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票价260元。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费加罗的婚礼》，是在世纪剧院演出，我买了较贵的580元的票，因为莫扎特是我的最爱。刚散场，朋友打来电话，问我在哪儿呢？又问我是和谁一块儿看的？我说和李鹏啊。朋友大笑，说你丫别吹牛逼了！我说反正我在楼上往下看，看见他也来了，可不就是一块儿看的吗？朋友又问谁给我的票？我说自己买的。朋友说你傻逼呀？这么贵的票自己买！我说不买怎么办？抢去？我也没那本事啊！朋友说：找人送啊！哦，我一下想起来了，国内是有人情赠送的传统的。在美国干什么都是自己掏钱，习惯了，忘了这码事。不过现在中国也都商业化了，我以为没这种事了，其实大谬不然。传统强大得很，在畸形的商业大潮中不仅没消失，反而变本加厉，赠送各类演出票，只能算是最不起眼的一种人情往来。

所以，后来我也鸡贼了，给朋友们打了招呼，说我喜欢听交响乐。于是，赠票纷纷而来，票源主要来自在各部委工作的朋友，他们手里的赠票最多。是什么人赠他们的呢？我怎么会傻到打听这个！反正，后来，祖宾•梅塔指挥、张艺谋导演的太庙版《图兰朵》、紫禁城“三大男高音”„„都是朋友给的票。在紫禁城，我的座位离搭在午门前的舞台已经很远很远了，三大男高音只能看见三个小黑点儿。我听身旁的一个观众抱怨：“6千块钱一张票，什么都看不见哪！这也太坑人了„„”我的天！6千，如果自己掏，我怎么掏得起？

4.

那一年，我在北京最深切的感受，是社会充满了活力，为我从所未见。与十年前相比，最具实质性的改变是人获得了解放。十年前，虽然有了下海的、有了人力的流动，但城市居民绝大部分还是生活在“单位”里，外地的流动人员要想在北京居住，手续繁难，很不容易。现在则完全不一样了。我和多多聊天时，把当时的情况叫做“有自由，没民主”。我觉得这是巨大的进步，赞不绝口。我开玩笑地跟多多说：“告诉你吧毛头儿，人民不需要民主！”„„尽管这些话现在想起来脸红，确是我当时的感受，应该记录下来。

相反，当时在体制内的各类人员的生活境况，降入低谷。国营企业倒闭或裁员，出现了很多下岗工人。我的一个老邻居告诉我，他下岗后每月工资200元，当时才40多岁。有一次跟芒克吃饭，他的一个朋友说：最高法院一位原副院长有六个子女，生活都比较紧，其中一个儿子是机关干部，他的孩子没钱上幼儿园，副院长本人也无力资助，因此给中央写信申请困难补助。“补助”当然是不会给的，写信的目的主要是发泄不满。我听了感到惊讶，所以印象特深。最高法的副院长地位很高，早年的副院长们的行政级别，从五级到七级的都有。这位副院长资历较浅，我估计是九级上下，也属“高薪阶层”。连他都成了困难户，可见当时干部的收入，在物价节节攀升的年代里，变得多么微薄。

我接触周围的同学朋友，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即凡在体制内的，过得都一般般；凡是脱离了体制的，都挺滋润的„„我以为照这样下去，体制会越来越弱，民间会越来越强，旧的一套失灵，不变也得变。人才流动是趋利避害，民间经济这么活跃，铁饭碗这么不值钱，那么精英肯定会被大量吸引过去，假以时日，将会脱胎换骨。

如今又过去了20多年，社会再次大变，与那时相比又翻了个个儿。我的幼稚的推测完全错了。

5.

《甲方乙方》关机后，冯小刚找到我，要我给他写一个剧本。我们住进了亚运村的猴王酒店，他一边做着《甲》片的后期，一边和我把新剧本的大纲拉了出来。后来又搬到雅城宾馆，开始写剧本„„以后许多年，他都是以这样的速度进行着工作，马不停蹄，部部作品票房爆棚，实在让人叹服。

剧本刚写完初稿，惊闻我洛杉矶的紧邻阿城家被盗，我感到危机在即，自己家也将不保。12月，匆匆离开了北京。

北京是我的恋人，我对北京感情深厚，从小就爱浏览有关北京城历史和民俗的书籍，对大街小巷、一瓦一石都深深着迷。拿起笔写文字时，最大的冲动就是要写北京这个大主角。或者说，是因为生长在北京，我才有了写作的动机。

可是，1997年在北京这四个月住下来，我完全失去了这样的感情和兴趣。感觉就像谈了一场热烈和漫长的恋爱，忽然有一天，我对这个恋人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像做了一场梦，醒来一看，身边相伴的竟是一位陌生人，离我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摸摸胸口，心如止水；拍拍脑袋，麻木不仁。唯一剩下的，是对过去的无限怀恋。

这里根本就不是北京了！只是一块相同的地理位置而已。我的北京已死，永无法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