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阳：文革初期民间的商机和生财之道

1.

有一件事很少见人提起：文革初期，有人靠撕大字报卖废纸赚钱。

从1966年8月开始，大字报就上街了。我多次写过：7、8月间的一天晚上，我正在胡同里玩儿，中学生温中田从外边回来，神色异常地对我们说：“王府井贴满大字报啦！快去看看吧！”我立刻就去了。那个场景十分震撼：所有商店的橱窗和外立面都被大字报覆盖了，一条商业街变成了两道纸糊的、望不到头的墙，在昏暗的灯光中，要多诡异有多诡异„„很快，大字报像疾速繁殖的细菌一样，把整个北京城给包了起来。这是一场空前绝后的行为艺术。

因为大字报的产量极高，一般墙上的大字报贴不到一两天，就会被新的大字报覆盖，一层加一层，厚如毡席。“毡席”有重量，浆糊干了又失去粘性，多数会从墙壁上翘起，妨碍再贴新的。而市环卫工人人数有限，根本无力应对突然增加的巨大工作量，更重要的，撕大字报带有政治风险，不知道哪些可撕哪些不可撕，万一撕错了，后果严重„„于是，一支自发的以撕大字报为业的人，悄悄出现在四九城。

这些人全是小孩（我猜成年人是怕风险，想做也不敢做）。每个人推一辆车。车是一个大荆条筐，固定在用木条钉成的四方形架子底座上，底座下面装四个轮子，即工业轴承。【他们大部分原来就是捡破烂到】这种车是专为撕大字报发明的，以前没有过，以后也绝迹了。“驾驶人”两手扶筐，一脚踩在底座上，一脚蹬地，快速滑行。滑到一定速度，双脚都踏上底座，靠惯性继续冲刺„„这是中国的第八大发明，早于美国滑板至少10年，美国人抠儿、笨，把四方底座改成了长方形的单板，去掉荆条筐，双手失去力的支点，减弱了腿部的蹬力，画虎不成反类犬。这就像中国馅饼传到意大利后，意大利笨厨师把馅儿全给摊在饼的表面上了，不会包起来，还给它起了个怪名，叫比萨（pizza）。

扯远了。咱们言归正传。 这些人一般都是三五成群，因为他们知道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应对突发事件，比如被人轰、被人打、被人抢、被人抓。他们更多的是选择在夜间出没，但白天也能遇到这样的团伙。当你站在墙前聚精会神看大字报时，会听到远处传来一片哗哗声，那是轴承摩擦柏油路的声音，然后瞬间荆条筐就布满四周。这些人都穿得像小叫花子，手上捏着工具，可能是刀片铁片玻璃片之类的，他们动作干净麻利，整片儿整片儿的大字报应手而揭，被迅速塞入筐内，一层层压实。不移时，整面墙被剥得一干二净，他们则呼啸一声，飞车而去。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这是被贫穷逼出来的生意眼光，是在革命浪潮中觅得的商机。别看废纸卖不了几个钱，架不住一天不知要撕多少筐，天天撕天天卖，积攒起一毛钱，也是钱。穷孩子，平时一天到晚张着嘴白吃饭，是家庭的累赘；如今却成了全家收入的创收者。大字报的内容，都是胡说八道；大字报纸作为物质，却给这些贫困家庭带来了实惠。今天看，这是大字报唯一的价值。

2.

从1966年秋季起，开始了全国大串联。北京火车站日日夜夜人山人海，远超出了它的承载能力。那些上下火车的革命小将们，蓬头垢面，衣衫脏臭，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连解大小便都成了问题——不要说站内，即使周边方圆几里地，又哪来的那么多公共厕所！

今天年轻的朋友可能认为我夸张了，至少，怎么会“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呢？买个面包、来瓶汽水也好啊。告诉您：那时，您连个面包的渣子都没地方找，连个水龙头也看不见。当时，北京站东西两边都是民房，正对着南北向的大街是北京站大街。只有在北京站大街上，才有几家商铺，大概是：两家理发馆、一家杂货店、一家日用品商店、一家药铺、一个银行储蓄所„„饭馆好像共三家，所供应的饭菜极少极差不说，关键是要粮票！外地串联人员，哪来的北京市粮票呢？“全国粮票”当然可以用，但因为珍贵，一般人不易得到。这些都是今天所无法想象的。这就是计划经济！这就叫一贫如洗！

顺便说明：当时北京市设有许多接待站，专门给串联的人提供食宿。但北京站没有。

我们胡同在文革前搬来一户人家，住在于太太家的小院里。黄鹰给他们家起了个外号，叫“蒿子杆儿”，说他们家抽不起香烟，把蒿子杆晒干了碾碎，用蒿子杆的粉末卷大炮抽。意思是他们家太穷。这家人有兄弟几个，老大与黄鹰的岁数差不多，十六七岁，始终没和胡同里的孩子们融合到一起。

但是，大串联给北京站造成的混乱，看在了蒿子杆儿的眼里，并且从中看到了生财之道。兄弟几个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辆竹制的婴儿车，把装满自来水的水桶放进车里，又搜罗了几个旧暖瓶，灌上开水、沏上茶„„推车的推车、提暖瓶的提暖瓶、还有抱着脸盆和水杯的，浩浩荡荡，向北京站大街进军。

他们在街边上摆起了茶摊儿，卖水。茶水二分钱一碗，洗脸水五分钱一盆。自晨至夜，生意好得不得了。黄鹰又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二分一碗”，这回叫开了。

我忘记了是谁先谁后，反正在那一段时间，北京站大街上出现了很多卖水的“个体户”。如果没有粮票的限制，食品摊儿准会应运而生。但这些都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小买卖，派出所是要抄的。在车站人流最高峰时，我估计派出所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因为没有他们，现实压力实在无法缓解。偶尔象征性地抄一下，警察一走，摊子又铺开了。其中“蒿子杆”的摊子，是存续时间最长、也最稳定的，据说是打通了派出所的关系。

后来听说，他们挣了很多钱（按当时的标准）。因为多，怕被政府知道，所以不敢存银行。胡同里的一些人，先是因为他家穷，又搬来得晚，瞧不起他们；后来人家富了，又嫉妒起来，更瞧不起。这家人，是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胡同唯一“发了财”的。

岩石坚硬，可只要裂开道缝儿，缝里就会长草。沙漠荒芜，寸草不生，却有一种叫骆驼刺的植物，独能存活。中国人坚忍、聪明、生存能力极强，不管环境多么严酷恶劣，只要有一点点的机会、一丝丝的空隙，怎么也会透过铁壁铜墙，获得濒死前的一口救命空气。这口气，又能让他忍上不知多少年。中国人命苦苦在这儿，命好也好在这儿。只是不晓得什么时候是个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