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住的地方，叫“部隊大院”，或者乾脆叫“大院兒”。院子有高牆、有崗哨，門口永遠站着持槍（上刺刀沒實彈）的解放軍警衛，進去得出示證件，那時候路人經過都覺得這很牛，很敬畏。

大院裡啥都有：大食堂、百貨商店、副食店、理髮店、澡堂子、醫務室、小學、幼兒園，甚至還有禮堂、籃球場、露天電影院。大清早大院孩子被廣播喇叭《運動員進行曲》炸醒，樓下就有人喊“豆腐腦兒哎，鹹的甜的都有”，中午食堂的紅燒肉味能飄半里地，晚上大家端着飯盒蹲在樹底下聊天。你根本不用出院子，就能把生活過得熱熱鬧鬧。這跟胡同完全不是一個路數。胡同是串門、嘮嗑、街坊之間你知我我知你；大院是單位制，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關係更像一個放大的大家庭，但又帶着點兒等級感。

我爸是軍隊幹部，我們家住的是那種灰磚樓，三室一廳，帶小陽台，在當時已經算很體面了。小時候最開心的事，就是夏天在院子裡抓知了，冬天滑冰車，過年的時候禮堂放電影，全院小孩擠成一團，爆米花和瓜子殼能鋪滿地。集體活動特別多，六一兒童節要排隊表演，暑假有夏令營，學雷鋒日要去給老紅軍掃地。那時候覺得理所當然，現在想想，那其實是一種非常強烈的集體主義教育，把我們這代人骨子裡都烙上了“集體”“組織”的印記。

80年代初，普通百姓只能憑糧票、油票、肉票等才能購買食品，但大院有特殊供應，每個月有雞蛋、白糖、麥乳精、蘋果、橘子、香蕉輪着來。食堂還能吃上白面饅頭、豬肉燉粉條。在同一個大院裡，但分三六九等。你爸是正團，我爸是副師，我得叫你“哥哥”。幹部子女和普通職工子女，其實吃的、穿的、甚至命運，還是隔着一道看不見的牆。

相同的是，大院的一切都被組織包圓了：生病去醫務室，理髮去服務社，買冰棍有冷飲部，談戀愛都在本院解決（我小學同學裡起碼有五對最後結了婚）。人與人之間帶着“編制味兒”，見面先看你爸是正團還是副師，禮貌里藏着等級。你再調皮，也不敢跟門崗叔叔頂嘴，因為他真敢把你名字記下來，第二天就到你爸耳朵里去了。

大院的孩子普遍“糙”：爬樹、上房、摔炮、打玻璃，家長不管，摔破頭自己去醫務室縫針。集體活動多到爆炸，周末不排練合唱就得去植樹，暑假不夏令營就去軍訓，恨不得一天24小時把你擰成一顆小螺絲釘。我有個發小，土生土長的西單胡同串子，第一次跟我進大院，站在我家樓底下仰頭看八層高的灰樓，憋了半天冒出一句：“你們……這是少管所吧？”

胡同孩子普遍“野”。記得有次去胡同的同學家玩，見他翻牆頭、掏鳥窩、逮蛐蛐，那叫一個溜兒，看的我直接傻眼兒！胡同里沒圍牆，生活是徹底敞開的。你家今天吃炸醬麵，隔壁三家都能聞見味兒；你媽跟街坊吵架，半個胡同晚上都能復盤現場。尤其是三伏天兒，十幾個大爺光膀子直接把涼蓆搬到巷子口，十幾個人光膀子躺成一排，天上星星，地上西瓜皮兒。

北京就是這麼邪門，它把兩撥人養在相距不到兩公里的地方，卻養出了完全不同的靈魂。

如今大院拆的拆、封的封，胡同拆的更多。

我們這代人，不管是大院的還是胡同的，最後能留下的，可能就剩嘴裡的那點味兒了。

我一吃紅燒肉就想起大院食堂，他一吃炸醬麵就想起他媽在胡同口支的小煤爐。

味道還在，人和院子都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