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動態清零”與”穩住經濟”兩種政策的矛盾

自2022年以來，新冠變種毒株引起的疫情傳染力大大增強，與此同時，中國官僚資產階級選擇延續動態清零政策。習近平在3月份強調疫情防控“三個堅持”的要求，即所謂的“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堅持科學精準、動態清零”。

但動態清零政策與官僚資產階級的另一重要目標——經濟發展相衝突。4月份的經濟數據用一片哀鴻遍野來形容也不為過：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同比下降2.9%，服務業生產指數下降6.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11.1%，城鎮調查失業率為6.1%，16-24歲的年輕人的調查失業率更是高達18.2%，達到了2020年疫情以來的最高峰。可以說，中國社會已經到了危機一觸即發的邊緣。

為了應對動態清零之下的經濟崩潰可能帶來的社會與政治危機，中國資產階級正試圖刺激經濟反彈，採用了一種雙軌並行的方式：一方面堅持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嚴格防控疫情立場，另一方面由總理李克強來承擔修復經濟的工作。

5月25日，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會上，他承認3、4月份以來，各種經濟指標“明顯走低”，經濟面臨的困難“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嚴重衝擊時還大。會議上還提出幫扶資本家紓困、保障就業崗位、保障物流暢通等政策，推動復工達產。

二、兩種政策背後：資產階級政府的兩部分階級基礎

疫情動態清零與穩定經濟兩種政策邏輯背後，是中國資產階級政權的兩部分階級基礎。動態清零政策維護的是官僚資產階級及依附於它的體制內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表現為所謂的“清零派”。穩定經濟政策則得到了自由資產階級及依附於它的受僱於私企的小資產階級的支持，體現為所謂的“共存派”。兩種政策的矛盾，是資產階級內部兩個派別利益衝突的反映，但歸根結底，還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論哪一種政策都不符合無產階級利益。

誰從動態清零政策中得益呢？是官僚資產階級及依附於它的“體制內”小資產階級——那些直接或間接從財政收入和國有資本的利潤中獲取收入的小資產階級。堅持清零的政策讓中國疫苗與核酸檢測企業大賺一筆，截至2022年4月，中國新冠疫苗支出1200餘億元，而疫苗企業科興生物在2021年淨賺955億元。依靠着政府權力實現市場壟斷，這些與政府、官僚有着層層裙帶關係的官僚資產階級將這些從財政與醫保中攫取的巨額利潤裝進了自己口袋裡，從短期利益來看，他們不僅支持動態清零政策，更是希望疫情延續、自己受益。

“體制內”的小資產階級，包括公務員、公立學校和醫院的教師醫生、各種“事業單位”職工、“有編制的”國企職工等等，是清零政策中的既得利益者。封鎖與居家不會直接影響體制內小資的收入與福利待遇，反而成為許多人減少工作、增加休閒娛樂的機會。官僚資產階級鼓吹“保護人民生命健康”，而“人民”是有階級性的，資產階級媒體常常無限放大教師、醫生、技術人員等小資產階級作為“人民”創造的價值，卻刻意地抹殺幾億產業無產階級的勞動。

退休的“體制內”小資產階級是官僚資產階級竭力保護的對象，不是因為他們是病毒的易感人群，而是因為他們是社會的“穩定器”。中國與歐美國家在階級結構與意識形態上的差別造成了退休者對兩種政權的意義非常不同，進而影響了防疫政策的選擇。在歐美的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制度下，老年人由於勞動能力衰弱，很容易受壯年人排擠出勞動力市場，屬於弱勢群體，常常是資本家最先拋棄的一批人之一：有報道提到，由於新冠疫情造成的老年人死亡，意大利節省了11億歐元的養老金支出，這對資產階級國家來說無疑是一件利大於弊的好事；加上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占據統治地位，人民普遍將新冠造成的死亡看作個人的責任(如懶惰、不努力)而非政府的問題，因此歐美帝國主義選擇躺平放開，即便數百萬底層群眾死於新冠，統治階級也可以裝瞎不見。

但在中國，情況有了很大不同：在大量“體制內”的小資產階級家庭里，退休者的養老金和退休金收入非常高，有時甚至高於他們子女的工資，其後代往往需要“啃老”來維持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水平、填補房貸和教育資金的缺口。而這些退休的小資產階級享受到了改革開放初期實現階級上升的紅利，是政權最忠實的擁護者，是政治上最保守落後的一批。通過父母對子女的這種代際經濟控制關係加上“親情”與“孝道”等保守主義意識形態，資產階級得以延緩傳統家庭結構的解體，間接實現對小資產階級的控制。所以，如果中國放任新冠疫情傳播造成大量老年人死亡，會嚴重破壞體制內小資產階級對官僚資產階級的依附，讓很多小資家庭失去一筆重要的收入(養老金、退休金)，加劇階級分化，引起政治動盪的風險。這是統治階級不願意看到的，因此他們仍然把住了“動態清零”的口風不放鬆。

哪些人在動態清零政策下受損、要求自由放任的政策呢？自然是自由資產階級及依附於它的受企業僱傭的小資產階級。在西方國家逐漸放棄疫情管控的背景下，中國的市場封鎖、物流管控讓自由資本家的企業無法開工，許多不堪競爭和風險的中小資本家蒙受損失、資產縮水甚至破產，比如上海封城2個月有餘，已經有大量資本家哀怨連連、表示出了對官僚資產階級的不滿。而那些受企業僱傭的小資產階級，同樣受到封鎖困擾，面臨工資縮水、被降薪裁員的風險，居家辦公時被資本家要求24小時待命，也偶有出現小資猝死家中的新聞。

為了穩固自己的自由資產階級盟友、安撫大量私有經濟部門的腦力小資，資產階級政府開始重新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要求在堅持動態清零的基礎上，陸續復工復產。作為資本家走狗的資產階級學者李稻葵在一次會議上主張，要在工廠旁邊建立板房，邊隔離邊生產。好一個想盡辦法壓榨工人來幫資本家賺取利潤的復工政策啊！

三、統治階級培植小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的如意算盤必將落空

一切資產階級政府的政策，都要從階級政治中找原因。列寧指出，“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

無論是體制內的腦力小資產階級，還是體制外的腦力小資產階級，其本質上都不占有生產資料、不生產剩餘價值，而是從資產階級剝削工人所得的剩餘價值中分一杯羹，同屬於小資產階級。只是在疫情這個具體背景下，在局部利益上有了矛盾。而在經濟陷入停滯和危機時，受資本家僱傭的小資產階級相比體制內小資更容易失業和破產，跌入到無產階級的行列中來。

小資產階級在生產關係中的地位決定了其眼界的狹隘性，只要保得住眼前的、暫時的利益，他們就會安然地做資產階級政權的擁躉，成為最“虔誠”的愛國者。培植數量龐大的小資產階級來對抗無產階級革命，用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階級合作來對抗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歷史上一切老練的統治階級所慣用的反革命伎倆。意大利的法西斯頭子墨索里尼說過一句話，“社會主義主張階級鬥爭、國際聯合，我們法西斯主義則主張階級合作、國際鬥爭”，法西斯帝國主義就是通過侵略和掠奪別國勞動人民的血汗，來收買本國工人貴族，進而壓迫和消弭本國的工人運動。

歷史上，小資產階級的主體是農民，今天則是數量龐大的腦力小資產階級。馬克思這樣評價19世紀中葉占法國人口三分之二的農民：“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係。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簡單相加形成的，就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匯集而成的那樣。”說白了，只要守得住自己的幾畝地，農民便想不到要聯合、要反抗，即便他們是被裝在一個袋子裡的同一個階級，也仍然是孤立的一顆顆馬鈴薯。

今天的腦力小資產階級也是如此，並且因為更加依附於資產階級，他們的反抗更加以自己的利益為限度，具有極強的搖擺性和妥協性。各地都發生了大學生聚眾抗議封校政策的事件，但只要學校拿影響畢業升學、檔案記過等手段來要挾大學生的個人利益，他們立馬就會退出抗議隊伍。只要學校對出入校政策有所鬆口，他們就立馬喜笑顏開歡呼勝利、歌頌學校英明，而全然不顧學校里的後勤工友幾乎從來不被允許出校，打着地鋪為這些學生“服務”。住在燕郊、去往北京上班的白領們，由於疫情封鎖不允許他們進京上班而聚眾抗議，但是一旦政府讓步，他們轉身便匯入熙熙攘攘的通勤潮，做上了在北京買房定居、實現階級上升的美夢。

經歷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復辟的當代中國統治階級，是世界歷史上最自覺的資產階級之一，它深知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不可調和，也深諳通過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階級合作來對抗無產階級的反抗與革命。自修正主義上台開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官僚資產階級便用“經濟發展”的大餅來取代“以階級鬥爭為綱”。他們給小資產階級編織了一個黃粱美夢：經濟會越來越好，只要你“努力奮鬥”，就能成為人上人。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甚至荼毒了許多工人的心靈。也正因如此，中國官僚資產階級也不能輕易放棄“穩定經濟”的承諾。

但“動態清零”之下如何“穩定經濟”，是中國資產階級無法解決的兩難困境，兩部分小資產階級都是其無法放棄的階級基礎，這背後反映了資產階級專制制度與其經濟基礎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這是中國資產階級統治形式相比歐美自由主義制度的缺陷與脆弱之處。

無論資產階級政府如何絞盡腦汁地維護政權穩定，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發展規律已然決定了危機的必然性：改革開放早期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已經過去，下海淘金的資產階級傳說早已過時，小資產階級階級上升的空間變得極窄，未來等待他們的是失業、破產和不斷被拋入無產階級行列的命運，整個社會將不可避免地分化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陣營，小資產階級只能在兩者之間選擇一個，從中間向兩極分化。資產階級政府通過培植小資產階級來抵抗無產階級革命的策略只能延緩、卻不能消滅危機。而經濟危機與階級基礎的動搖瓦解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社會與政治動盪，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也必將被摧毀。

四、 突破資產階級政治迷霧，無產階級要的是革命

在沸沸揚揚的“清零”還是“復產”的爭論中，資產階級的政府、媒體、學者從來只會考慮資產階級的利潤、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卻從沒有人關心無產階級的失業和飢餓，沒有人關心我們的孩子是不是在封鎖中吃不上飯，沒有人關心我們的家人朋友是不是冒着集體感染的風險，被迫睡在車間地板上給資本家賣命！

清零封鎖的政策之下，腦力小資產階級尚可以“居家辦公”，我們工人就只能“手停口停”。有研究顯示，中國四分之一的家庭處於“手停口停”的狀態，只要開始靜默，生活就會陷入困頓；而當靜默期超過2個月的時候，全社會就會有一半的家庭會大幅降低支出水平或者舉債才能生活。現實遠比這些資產階級學者的分析更糟糕！由於一分錢工資都拿不到、還可能被老闆辭退，我們失去了收入，更買不起壟斷保供商賣的高價菜，我們工人階級深受飢餓和營養不良的折磨。

如果和病毒共存，放開封鎖、復工了，又怎麼樣呢？資本家得到了利潤，小資產階級得到了自由，而工人得到了什麼呢？再次得到了感染新冠、損害勞動能力的機會嗎？再次得到了被迫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的機會嗎？再次得到了“自由得一無所有”的機會嗎？多麼諷刺！上海達豐電子廠工人被困在宿舍，物資短缺、精神壓抑，有工人因崩潰而跳樓自殺，工人們忍無可忍，衝出去抗議，又被政府派來的防暴警察暴力鎮壓。特斯拉工廠迅速復產，卻以工人睡車間地板、兩班倒為代價。資產階級從不關心工人的生活、工人的健康、工人的生死！

經過資產階級這一波清零與復產的折騰，工人會更加清楚，這些政策爭執只是資產階級的內部矛盾、資產階級的宮廷政治，而我們工人階級卻從來不是資產階級政府眼裡的“人民”，從來不被考慮到資產階級政策之中，我們只是封鎖或復工政策里可以被輕易忽略的“代價”！我們不要被封鎖的飢餓、也不要被迫復工的折磨，我們要打倒無良的資本家、推翻萬惡的資產階級政府，我們要工人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政權，要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要以勞動者健康為本的科學防疫，要消滅一切資產階級製造的“天災”人禍！

https://proletarianstruggles.wordpress.com/2022/06/16/%e5%8a%a8%e6%80%81%e6%b8%85%e9%9b%b6%e6%8a%91%e6%88%96%e7%a8%b3%e4%bd%8f%e7%bb%8f%e6%b5%8e%ef%bc%9f-%e6%96%b0%e5%86%a0%e7%96%ab%e6%83%85%e4%b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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