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紅：與鄉村醫生談疫情防控工作　

　　筆者是一名武漢回川人員，從1月23日起到2月2日已經是我接受本村鄉村醫生疫情健康管理跟蹤服務的第11天，在監測期快結束前，我與該醫生就本村的防疫工作進行了一次長談。

　　筆者所在的L鎮下轄18個村，但在2019年底進行了村建制調整，將原有的18個村合併為10個村，雖然在名義上村級名稱改變，但在實際的運行中還未進行調整，當然也包括鄉村醫生的服務範圍。L鎮每個村都有一名鎮衛生院管理的鄉村醫生，R醫生則是筆者所在F村的鄉村醫生。R醫生今年44歲，1998年通過上海市函授中醫大專(即學校將書籍寄送到家，進行自學並考試)學習進入鄉村醫生職業，後於2006年進修了中西醫結合鄉村醫生中專獲得繼續從業資格，現已從業22年。R醫生原在RM村(人數較少的村)提供公共衛生服務，因本村前鄉村醫生被村民狀告賠償離職後，於2014年調任到本村(本鎮排名前三的大村)接手工作，平日裡的工作主要是文件下達的14項服務，包括孕婦的早期管理、監測，新生兒家訪、監測，慢性病管理，公共場所監測，0-6歲預防接種，死亡上報，健康教育等，由於本村是大村，所以每年可以獲得3萬多的工資，除了鎮衛生院要求的工作外，R醫生還在鄰村開設了一個衛生室，為周邊百姓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包括感冒、高血壓等疾病的診斷和治療，衛生室所需要的醫療設備都保存在鎮衛生院，只有需要的時候才到衛生院去取，而衛生室的藥物都是從鎮衛生院購買，對百姓實行零加價，而盈利的部分則由鎮衛生院返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點獲得。

　　上級部門現在對家庭醫生的考核的其中一項是關於14項服務的知曉率，為了加大宣傳，所以鄉村醫生的家訪率得以提升，R醫生介紹，由於之前沒有此項考核，本村前鄉村醫生都是通過電話訪問登記數據，甚至閉門造車。為了做好工作，R醫生會對重點人群進行家訪，尤其是重度精神病患者，例如本村有個低智力婦女，育有4名低智力兒童，由於自身沒有醫療知識，所以拒絕接受接種和服務，為了做通該戶的工作，R醫生不僅常常進行勸說引導，也經常對該戶進行關照，如贈送自家孩子不穿的衣服等，通過長期接觸，R醫生獲得了該戶村民信任，配合了醫療服務。除此之外，在微信等即時通訊應用普及的當下，R醫生也於2017建立了預防接種群，進行通知與宣傳，他也加入村內各生產隊的群，與村民進行溝通與互動。通過日常工作，R醫生對本村的村民的情況都較為了解，與村民幾乎都建立良好的關係。

　　重點監測人員的獲取及防控工作

　　R醫生是從1月23日中午1點接到鎮衛生院下放的武漢返鄉農民工名單才正式開始本村的防疫工作，當時他拿到的只有一個人，截至到2月2日，本村重點人員共計10人，主要是停留或途徑湖北人員，而這10人也就是R醫生需要監測的人員。這些人員主要通過兩條途徑進入鄉村醫生的監測名單，第一是通過公安系統直接下發，第二是通過村組排查後上報政府，再由政府告知衛生院後由衛生院下放。本村的排查工作是從1月26日開始的，筆者作為武漢回川人員是排查工作的重點人群，當時接受排查時，來了3車人員，包括分片到我們村的鎮幹部、公安幹警、村組幹部、衛生院醫生、家庭醫生團隊以及衛生監督專干，他們在我家貼了三份文件，包括倡議書、通知和禁令，然後讓我一個人坐在中間，一群人站在我的周圍，問着我已經在縣中醫院和鄉村醫生處登記過的問題並錄完像後叮囑我不要到處亂跑就離開了，而在此次聊天中我再次向R醫生詢問了排查情況，實際上領導們是應該逐戶進行排查的，但因為本村較大，共有600多戶，居住較散，有的人家住在山上，排查時間較緊，只有兩三天，所以“要全部排查不太可能”，就重點就排查了我們這些已經登記了的人群，而餘下人群就由隊長去了解。所以除了像我這樣在冊的人員，R醫生對其他人的情況都是從村組幹部和群眾的互動中進行了解。實際上隊長在人員排查過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包括筆者本人雖然早已經登記在冊，但在1月30日，所在生產隊的隊長還是到我家對所有人員進行了人員登記，而R醫生告訴我，其實他與村組幹部都是互動協作的關係，隊長如果登記到人員會告知村醫，而村醫在信息了解過程中如果就查到重點人員也會告知村組人員，“這一次我是真的感受到眾志成城，村幹部對我們的工作十分支持，如果我們在村里排查到未入冊的人員，而負責登記該人員的工作人員就會被罵，我們是一個整體，需要他們做什麼，他們也都到“。R醫生此次的工作主要就是對重點監測人群登記上報、進行體溫測量、詢問症狀以及防疫知識宣傳。一旦有任何的異常，村醫就需要控制人員，並將情況上報醫聯體，到時候上面就會直接派人下來接收異常人員和與其接觸的全部人員。

　　公共衛生資源的配備：用什麼來守護我們的村醫？

　　雖然村里從1月30日開始整天都在播報防疫要求與規範，R醫生也做了群眾宣傳與動員，但除了村裡有嚴格管理的麻將館不再有人群聚集以及聚餐略微減少外，本村人員幾乎沒有人戴口罩，也沒有人自行消毒，甚至到了2月1日，上級部門才下放消毒水對村組公共場所進行消毒，並且每個生產隊只有兩背農藥噴霧器的消毒水，來消毒的人說“我也只能到公共場所和你們這樣人多一點的地方來打一下，山上一兩戶的就不去了”。在微信上和從武漢返鄉的其他地區的朋友聊天，我時常發覺我們這邊的疫情防控比較消極，例如他們還會有人送上口罩、體溫計、消毒水等，但本村就沒有，在筆者就此對R醫生進行詢問時，R醫生告訴筆者，他給我的那支溫度計都是其自費給的，每次來測體溫給我體溫計消毒的酒精也是其自備的，上級除了口罩根本沒有再下放任何的物資，初四(1月28日)R醫生去領取口罩時，還被告知下發的2個一次性口罩需要用3天，這次剛下放的4個藍口罩和2個白口罩得用5天，一次性口罩用完以後就讓村醫們自行用消毒水侵泡並用紫外線消毒後再次使用!連每天面對重點人群的村醫都需要如此節約物資，更別談下發口罩給返鄉群眾了。R醫生說在26日領導進行排查時，帶了40個口罩，而他卻因為發給我們這樣的重點監測對象每人一個口罩都受到了上級批評，但如此情況之下，鎮政府人員卻從醫院硬分走了幾百個口罩，而排查那天R醫生總共就只分發了5個口罩，其餘的口罩實際上也是被其他排查人員給私自扣下了，所以稀缺的口罩就更稀缺了，也就更加輪不到我們這種重點人群來使用了，更別談普通群眾。連口罩都如此緊缺的情況下，防護服和護目鏡簡直就不再是村醫能享受的，R醫生告知筆者，我們整個L鎮就只有一套防護服和護目鏡，還只是用於鄉村醫生的培訓演練的。“好在我們沒有人有異常，萬一要是有什麼情況，以我們現有的這些設備物資可能會有大麻煩。”R醫生如是說。

　　鄉村醫生帶來了二次感染？

　　此次防疫R醫生雖然知道個人防護不到位，但是春節期間因為面癱在中醫治療的他堅持在了崗位，這第一是出於上級所給的壓力“如果你怕，就關了你的衛生院，以後就不要幹了”、“這是政治任務“、“通知就是命令”，第二是出於對自己“底網角色”的認知，“我們就是兜底的，前線的人風險更大”。此次的防疫工作強度比日常工作時要大，雖然沒有對R醫生的生活產生特別大的影響，但是卻給R醫生心理上造成了負擔。第一就是群眾的不配合，在R醫生所監測的10名人員中“有9戶都非常配合，但有一戶十分牴觸”，這一戶是公安直接下發了名單的，原因是購買過途徑湖北的車票，但實際上該名人員因為疫情的原因退了票，但上面的任務R醫生不得不執行，對於村醫的工作該戶十分不配合，告知村醫“你要是帶不來派出所和政府的，你就不要來!”“你接觸的人這麼多，你來還弄得我們二次感染”，R醫生也對其做過工作“這是政府的任務，你要不配合，就會拉入黑名單，對以後升職升學都有影響!”可該戶仍對醫生進行吵罵，打電話也不接，對此R醫生只得將其退票的截圖上報，由鎮衛生院告知其不再對該戶進行上門監測。其實從1月28日開始，R醫生就告訴我每天兩次的體溫測量錄一個30秒到一分鐘的視頻給他，然後他再登記就好，原因就是村裡的幹部告訴他“現在反對上門的人太多，弄個視頻就好!”其實R醫生覺得“你不接受也好，罵我也好，我該來還得來。”但百姓的不理解可能也有點讓R醫生心傷。就以今日為例，R醫生從我家離開時已經是晚上7點36分了，可能在城市裡是夜生活剛剛開始的時間，但在農村已經黑到伸手不見五指，R醫生的面癱還沒醫好，卻需要騎着摩托車在寒風中去到山上的最後一戶監測對象家。視頻是否能真正解決問題呢?以筆者自己為例，每次錄製的視頻只能保證自己的確是從腋窩下取出了溫度計，並不能保證體溫，而這個體溫還是以自己上報的為準，對於那些本不願配合的人以及瞞報者，我們是否切實做到了監測呢?在本村現有衛生資源的情況下，二次感染其實是有可能的，但錯在鄉村醫生嗎?

　　與非典的比較：更嚴、更緊張

　　“2009年之前都沒有公共衛生服務，所以非典的時候沒有這麼嚴，我們那個時候連口罩都沒戴，也沒設疫情監測點，那個時候只有衛生站，主要是打預防針的，萬一有什麼情況就直接去看病就好”R醫生告訴筆者說。雖然在此次疫情防控過程中，我們的公共衛生服務仍有大量待完善之處，尤其是在農村地區，但總體來說我國公共衛生服務的建設其實是在不斷進步的，非典時期人們主要是通過自檢來進行篩查，而現在卻可以通過信息聯網進行重點人員的監測。與此同時，人民的公共衛生意識也有所增強，非典時期作為鄉村最具有醫療知識的醫生都沒有意識要戴口罩，而現在卻出現了口罩難求的情況，其中雖然有輿論的影響，也是公共衛生意識的體現，並且也有意識減少人員聚集，例如筆者的母親本來在初五的時候應該去參加同學聚會的，但因為我的武漢生活史，也就告知同學原因後拒絕了參加聚會，而我的奶奶也放棄了趕集。

　　雖然非典時期，筆者已經讀到了小學二三年級，可對具體的事實已沒有記憶，但我再度談起非典的時候都會有談起大災難的感覺，而R醫生卻告訴筆者“那個時候我們都是通過電視來了解非典的情況，知道哪哪哪又有多少的死亡數，我們也很少討論，心裡也沒有很緊張。”為什麼沒有緊張感?我不由得再次發問，醫生告訴我在他的記憶中“非典以前就沒有大型傳染病，有的都是之前在書上看到過的”，“現在大家有對於大型傳染病的記憶，也必然會更加警惕。”是的，隨着社會的發展，人口的流動性已經不再是往日可比的了，雖然1979年就已經改革開放，但像我們這種中西部農村，人們對於政策的敏感性並沒有那麼強，政策的放寬也需要時間，在筆者的記憶中，到2003年，我的父親外出務工都未到十年，但正是這部分的流動就能造成非典時期的大型傳染，而17年後的今天，我們進入的高鐵時代，1小時城市圈，所有的提法都在說明我們的強流動，加之每年最大的人口流動—春運，勢必擴大的傳染的範圍與人群，並且即時通訊的迅猛發展以及自媒體的興起，使得信息的傳播加快，信息的來源增加，官方渠道一旦不能及時有效透明的公布信息，人們就會淹沒在信息的泡沫之中，不談普通的農村群眾，甚至具有理性辨別的人們都會在信息的浪潮中喪失鑑別的精力與能力，加之人們對大型傳染病的記憶調動，疫情的緊張感就會在接踵而至的信息中膨脹，在持續的緊張後，緊張感就會日常化甚至消解，R醫生今日就告訴筆者“我覺得沒得好可怕!“，而我的母親在隔離10天后早已消除了戒備心，今日竟在我睡覺之時還出門到一戶遠親處聚了餐，但被我詢問時，母親淡淡的回我一句”都是一家人“!我也明顯感覺到家人對疫情的討論較前幾日減少了，最多提到我們在重慶的社區現在還不讓回。人們鬆懈的時刻，卻是疫情潛伏集中爆發的最重要時期，如何重新喚起人們的重視，保持最後的警惕是我們此次攻堅戰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