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時刻：何時出現中國的斯賓格勒

1933年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出版《決定時刻：德國與世界歷史的演變》(Jahre der Entscheidung. Deutschland und die welt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ist eine politisch-philosophische Schrift von Oswald Spengler. Sie erschien 1933 bei C. H. Beck in München.)，旋即成為暢銷書。本書批評了自由主義，但也批評納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反猶主義。雖然種族神秘主義在他的作品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斯賓格勒一直反對納粹的偽科學種族主義，因此該書後來在德國也被禁。作為德國的國家主義者，他認為納粹的國家主義太狹隘，因此不足以擔任統領歐洲的重任。本書也警告一場世界大戰即將來臨，西方文明要遭受重大威脅。

《決定時刻》是作者的最後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政論性著作。在書中作者繼續堅持他的“文化形態史觀”，認為來自“東方的”十月革命將是對歐洲白人世界的威脅，並預言革命將向有色人種地區傳播，從而革命戰爭、種族戰爭將衝擊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書中，作者還表達了對“反猶主義”的批評與對納粹黨的失望，並預言“第三帝國”必亡無疑。

斯賓格勒對納粹主義的批評算得上為一種另類。其實更大程度上，他是為納粹主義為何在德國得以成立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釋。而具體就落在了什麼是“國家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上。

第一個核心的問題是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斯賓格勒也認為：“社會主義”一詞是最爭論不休的主題，每個人都在使用它，每個人都認為它有某種不同的意義。而社會主義其實包含着比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更古老、更強大、更基本的因素。在斯賓格勒看來，沒有別的什麼社會主義，只有德國社會主義，德國人就是社會主義者，其他人不可能是社會主義。而這種社會主義和傳統的普魯士精神實際上就是一回事！（甲：第176-178頁）斯賓格勒認為，德國的社會主義應該是一種超個人的團體精神，是忠誠、紀律、忘我和責任感。所有人都為全體而存在，所有人都分享那種內在的服從的自由，而普魯士主義正是這樣一種原則的產物。（甲：第203頁）

另一方面，在斯賓格勒看來，“議會制度”是一個特定的英國現象，而這在德國要麼是胡言亂語，要麼就是叛國通敵。所以他斷言，在德國人眼中，像魏瑪共和國這樣的英國式的國家體制是註定要走向滅亡的。在英國，政治的總和的實質是商業，而英國的政黨領袖就像辦理私人事務一樣處理國家事務，本質就是海盜意識。這是德國模仿不了的，而魏瑪的自由主義者所實踐這樣一種英國式的“議會政治”同英國的真正的“議會政治”比較起來是毫無價值，沒有效率的表面現象。

斯賓格勒還認為英國政治制度不適應德國的另一個因素在於政黨。英國的政黨是全體人民的一部分的思想在他看來是一知半解的胡說。他認為在本質上，政黨體制不等於民治政府，英國政治體制所到之處，都是少數人掌管着政府，他們依靠自己的實踐經驗、超凡的意志和純屬的技巧，在黨內施展自己的權力。而政黨實際上並不真正代表人民。（甲：第226頁）在英國，兩黨很久以來就是實際統治者和政治領袖。可是在普魯士存在着一個真正的國家，只有一個國家，給予議會法律而建立的政黨只會成為國家的批評者。（甲：第229、231頁）

納粹主義的兩個核心概念就是“國家”和“社會主義”。在斯賓格勒看來，社會主義不是什麼所有制問題，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政黨也不過是英國式的政黨。而普魯士社會主義國家則是整個民族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尚未被理解的普魯士主義，即傳統普魯士人的生活模式。（甲：第243、247頁）

可以說斯賓格勒的國家觀念是繼承黑格爾的國家學說而來的，不同於那時洛克和孟德斯鳩為代表的國家學說，他們認為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前提在於國家權力是可以分割的，故而都提出了“三權分立”的政治設計。然而黑格爾認為國家是一個有機體，國家權力是不可分割的，國家就像是一部機器，而每一個國家公民就好像是這部機器上的零件，零件的目的是為了這部機器的運轉，而且零件如果脫離了這部機器那這個零件就沒有意義。所以，從這裡就可以很容易引申出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觀念，並走向以國家強權壓制個人自由的歧路。而斯賓格勒就是持這樣的國家觀：“在普魯士沒有個人，每個生活在像機器一樣精準運作着制度中的個體，都是這個制度不可或缺的成員。”（甲：第229頁）

德意志社會主義是國家社會主義，即是要在國家（民族）團體範圍內求其實現，因為社會主義是社會秩序，所以它應當限於在國家領域之內活動，即是要在那社會秩序統一地實行的區域之中活動。社會主義只有在國家範圍以內有可能，而國家也要以社會主義為基礎才能統一強健。（乙：第198、205頁）可見當時在德國，國家主義思想內部蘊含社會主義的觀念是十分普遍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把納粹主義的根源追溯到黑格爾的法哲學那裡是有一定道理的。

當納粹主義運動在德國取得成功，斯賓格勒就便感嘆道：“沒有人比我更加期盼今年（1933年）的民族革命。”（甲：第i頁）在他看來，這對德國非常重要，“今年的這些事件允許我們抱有這樣的期望，即我們德國人應該做出抉擇，也就是說，我們遲早會像俾斯麥時代那樣，再度成為歷史的主體，而不僅僅作歷史的客體。”（甲：第i-ii頁）而同時斯賓格勒又對這樣的一場革命表示出了擔心：首先是行動中的人，他為自己並不了解的真正目標所驅使，另外就是德國的外部環境，是在一個政治上無助、局勢上異常危險的國家發生的革命，這給這一革命使命帶來了無數的困難。而面對這樣的困難，國家社會黨人則好像相信他們有能力將世界置於一旁，或者與之對抗，絲毫不顧來自國外的強烈反應。（甲：第4頁）此時，西方正在陷入經濟危機中難以自拔，這不得不使斯賓格勒看到戰爭的可能必然性，軍事戰爭會讓經濟退回到適合自己的次要位置上。

其實納粹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社會根源就是德國國內經濟在一戰後的持續疲軟，德國民眾長期處於貧困狀態。但是在斯賓格勒看來，革命應該和經濟沒有任何關係，對他而言首要的是，社會是按照社會等級而非“經濟階層”構成的。但是在現實中這樣的觀點在當時已經取得了完全的勝利。（甲：第57頁）所以如果說納粹主義的革命運動只是出於經濟上的原因的話，那在方向就是錯誤的，因為它把富有和貧困解釋成了一種道德對立。

而納粹黨在當時確實有着明確的工人政黨的含義，標榜自己是下層人民的代表。而這在斯賓格勒看來也是有問題的。因為他所關心的是國家，而“工人”一詞是把所有的“白人”國家分裂為兩部分。（甲：第72頁）這使得國家內部產生了鬥爭，實際上得利的不是工人階級，而是那些所謂代表。所以他在這裡批評就很有趣：“所有的‘人民權力’，對它的討論都屬於失去良知的和被散漫的理性主義思想左右的上層，此刻在下層的‘被剝奪者’看來，這是理所當然的要求，但從來都不是為了人民；因為，這些權利已經給了那些以前從未想過要求權利，也不知用權利做什麼的人。二者都不是他們想要的，因為‘權利’指向的不是‘人民’，指向的是那些自認為是‘人民代表’的渣滓”。（甲：第61頁）

如果我們認為這段批評是針對着那些希特勒之流利用“人民”的名義來為自己盜取最高的權力的話，那只是讀到了它的表面意思。斯賓格勒在這裡不僅僅是要告誡人民防止那些自稱為是“人民代表”的渣滓，而且似乎是在告訴工人階級：你們根本沒有什麼權利需要去爭取，因為你們從未想過要求權利，也不知道拿權利來做什麼。你們忘記了自己的工作是自己的一份“天職”，而不是什麼被剝奪了的“剩餘價值”。“人民”應該是整個國家的共同體，不應該在國家內部的一部分人去反對另一部分人，不以國家為整體怎麼可能稱為是社會主義？所以斯賓格勒批評通往第三帝國的道路“是由階級戰爭和廢除所有制、摧毀利潤奴隸制、國家社會主義和推翻所有有產者和財閥來鋪就的。這是勝利在望的階級利己主義。”（甲：第86頁）

斯賓格勒對納粹主義運動的另外一個批評就是它的政黨形式，首先他認為政黨是英國政治的形式，而不應該是德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形式，而且就算是“相信可以一黨獨大，同樣也是錯誤的。”因為在斯賓格勒看來，既然有了一個政黨就已經預設了有一個反對黨。一個國家中只有一個政黨就像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一樣，是不可能的。

在斯賓格勒看來社會主義必須以國家為前提，一個政黨不能真正代表一個國家，相反個人卻是有可能的：“預見了未來的並不是作為政黨的法西斯主義，而完完全全是創造了此政黨的那個人。”墨索里尼不是政黨領袖，他是國家的主人。所以在斯賓格勒看來，完美的專政不是一黨專政，而是一個人對所有政黨的專政，並且首先是對自己政黨的專政。（甲：第117頁）

一個人對所有政黨的專政，並且首先是對自己政黨的專政。一場世界大戰即將來臨，如果中國沒有產生中國的斯賓格勒，世界文明要遭受重大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