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從心理層面來剖析海外五毛現象或許是不夠的，社會現象絕不可能由心理原因單獨起作用。那麼，從社會層面上看，海外五毛黨人是怎樣一群人呢？

他們主要是大陸技術移民，也有少數投資移民，出國有年頭了，百分之八九十是從事電腦相關行業的理工男，大部分已入外籍。他們通常有房有車，有家有口，工作穩定。如果不是成為公司的小頭目、基層經理，就是資深元老，或者是某個小企業的老闆。

那麼問題來了：這樣一群人，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其中不少還受過國外的高等教育），工作穩定、收入可觀，享受着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民主，為什麼會自覺自愿地去支持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當局，或者投身於大陸的民族主義洪流呢？

除了從社會心理機制去深入了解海外五毛的成因之外（參見《尋找第二臍帶》），本文想從階級分析的角度來理解他們的社會地位，從而幫助我們理解他們逃避自由的經濟政治背景。

馬克思在約兩百年前使用的階級分析，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將會逐漸分裂為兩大陣營：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然而他之後近兩百年的資本主義發展似乎沒有走向他預言的簡單二元對立格局。學者尼爾·湯普森在1997年提出了一個針對西方發達國家的典型的階級框架，大致如下：

第一層：上層階級。在金字塔的尖頂主要有兩類人：企業精英和政治精英。前者擁有企業權力和壟斷；後者擁有強大的國家機器。前者如大企業的所有者、領導人等。後者如被選舉出來的國家首腦和政府要員等。這就是如今人們常說的”百分之一（的人）“。

第二層：資產階級。在企業精英和政治精英之下是以下兩類人：一類是中等企業的所有者和大企業的高管；另一類是強有力的專業人士，他們的代表是自雇的律師、醫生、工程師以及高級知識分子如教授、學者等。或可稱作：中間階級的上層。

第三層：小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主要有兩類人：一類是小企業主（比如，擁有小工廠、作坊的人）；另一類是半專業人士，比如教師、記者、護士、社會工作者、等等。也可稱作：中間階級的下層。

第四層：工人階級。他們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占據了階級制度這座金字塔的底層。所有那些主要收入來源在於出賣勞動力並且/或者由政府支付工資的人。

以上從第一層到第四層，每下一層，人口越來越多，但是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力量反而越來越小。

第五層：下層或底層階級。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越來越多的人失去和勞動力市場的關聯而成為下層階級。他們中大部分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他們中主要有：無家可歸者、精神病人、長期失業者、殘疾人、印第安人、有色人種中的難民以及一些被邊緣化和排除在外的貧窮的白人。 

對照這一模型可以知道：海外華人技術移民的絕大多數人屬於小資產階級（或中間階級的下層）。其中有少數成功攀爬社會階梯，進入中間階級上層的資產階級，也有少數從小資產階級掉落到工人階級甚至下層階級。但是大多數受過高等教育的大陸移民要麼成了小企業主或所謂“自僱人士”，要麼成了企業中的白領工人。

中間階級的下層是弗洛姆認為的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歐洲支持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等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主要社會群體。以此為鑑，今日海外資本主義國家中，位於中間階級下層地位的海外華人移民主體對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如中共、北韓等，對威權色彩的領導人，如川普、習近平等，出現集體膜拜的行為，就可以理解了。

因為中間階級的下層人士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雖然也享受到一點自由的積極面，發展出獨立與理性，但是更多地感受到自由的消極一面：個體的渺小、無力與孤獨。

特別在二十一世紀資本的全球化時代，資本的強大達到了無遠弗屆的地步，網絡用語“資本為王”直截了當地點明了當代資本主義的殘酷現實：資本成了主人，工人們（不論白領、藍領）都成了僕人。海外華人就業比重最大的白領階層面對日益全球化的競爭，小企業主面對大企業的擠迫，就業與經濟上的高壓更加重了他們個體的孤獨感與無力感。

孤獨感與無力感之不可承受，讓中間階級的一些下層人士不顧一切地尋找解決方案，特別是那些能夠給予他們些許安全感的東西，比如民族主義、操控他人的權力、金錢，宗教，等等。而對於大陸移民和留學生來說，他們最常見的解決方案就是：走回頭路！

回到那曾經給他們無足輕重的人生帶來安全感的大陸社會，回到大陸風頭十足的民族主義，回到把民眾當作小孩甚至韭菜的大陸極權體制。雖然那裡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沒有獨立，也沒有理性，但是他們感到自己與一群人、甚至一個民族的連接（同一感），感到渺小的自我投入到某個強大民族或國家中的自豪感。這種虛假的同一感與自豪感，讓他們在意識層次上暫時忘記了自由與個人化給他帶來的孤獨與無力。

從階級分析的角度上看，海外五毛黨人之成為五毛，與他們身處社會階梯的位置：中間階級的下層（或小資產階級）是密切相關的。這一社會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承受較多自由的消極面：精神上的孤獨感與無力感。在消極自由的重壓下，他們不顧一切地逃避自由，逃向任何能夠給他們的心理帶來安慰的社會機構、群體、個人或意識形態。而在精神上回歸到大陸，回歸到曾經給他們帶來安全感與合一感的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或極權政治意識形態似乎是一個很自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