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貴賤等級觀念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語出驚人，令人哭笑不得。對此，中國防火牆內鮮有相關討論，牆外可是炸開了鍋。在中國外交部2月18日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援引美聯社與大西洋理事會共同開展的一項調查結果詢問，據稱“中國發起了可能是其首次全球虛假數字信息運動，製作並傳播關於美國製造新冠病毒作為生物武器的故事。報道還稱2019年以來，中國在推特和臉書上的外交賬號數量分別增加了三倍和兩倍。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回答道：“我不知道這個調查是怎麼做的。什麼是虛假信息？到底是誰在散布虛假信息？我們看到疫情發生以來，西方社交媒體上充斥着大量的疫情陰謀論，美國有些官員、議員、媒體、機構在拿不出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炮製和散布了大量針對中國的虛假信息，無視基本事實，對中國進行‘ 有罪推定’式的抹黑和攻擊。”

說到推特賬號數量，華春瑩表示：“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調查過有多少外國媒體和外交官使用微信、微博？為什麼外國人可以使用中國的社交媒體平台，而中國人就不可以使用推特和臉書呢？這只是增加一種同外國民眾分享信息、溝通交流的渠道而已。”

推特用戶解讀道：“結合上下文，華春瑩的意思應該是為什麼（外國媒體和外交官）可以使用中國的通訊平台，而（中國媒體和外交官）不能使用推特和臉書呢？ 中國普通老百姓能算中國人？”

資深媒體人東方則在推特上分析認為：“原因很簡單，因為你們建防火牆，不讓普通中國人用。和當年只有共產黨員才能看參考消息一樣，使用推特和臉書，也成為當代的信息特權。那些冒險翻牆上臉書和推特的普通中國人，有的竟然被抓捕和判刑。華春瑩的這個反問之所以產生如此巨大的反響，就是因為她一語道破了中國的獨裁體制。”

參考消息

1931年11月7日創刊於江西瑞金，當時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紅中社成立，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收聽外電、查看外刊消息，然後編輯《無線電材料》或《無線電日訊》送黨內領導參考，成為參考消息的前身。起初的每天40份蠟紙手刻油印32開4-8頁，已經可以滿足共產黨領導人的需要。1935年11月在陝北恢復了紅中社的文字廣播與《紅色中華》報、《無線電日訊》的出版。1937年10月《無線電日訊》改名為《參考消息》。1938年12月改名為《今日新聞》油印出版，1940年3月10日改為鉛印出版，刊號重新計算，售價4分，八開兩版。1941年春，《今日新聞》與《新中華報》合併為大型黨報《解放日報》，1941年5月16日創刊。創刊《參考消息》油印內部發行。1942年12月1日，《參考消息》改為鉛印重排刊號由新華社、《解放日報》社合編出版至今。是目前國內連續出版時間最長的報紙之一。據資料顯示，延安版《參考消息》目前國內尚無館藏記錄，國家圖書館館所藏《參考消息》，也僅是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出版的。2004年，留美學者沈津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發現其館藏有1944年6月至1945年各月份的延安版《參考消息》，來源是延安新華社英文翻譯林邁可。已經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於2006年9月影印出版。

1946年春，毛澤東發出“全黨辦通訊社”的號召，黨中央採取措施加強和擴大新華社的“耳目、喉舌”作用，對解放日報社和新華社進行了重大改組，工作重心放在新華社。這次改組中，新華社正式成立電務處，電務人員增加到70多人。在新的編委會討論辦通訊社的會議上，當時任新華社第一副社長的陳克寒談了新華社擔負的任務，第一項就是“抄收各國電訊”，也就是當好中央的耳目。1947年3月撤出延安後，新華社副總編輯范長江率領新華社工作隊隨毛澤東轉戰陝北；新華社社長廖承志率領大部分人東渡黃河到晉冀魯豫的太行區。兩支隊伍都編輯發行了各自的《參考消息》。范長江的陝北版《參考消息》1947年4月9日油印發行，每期4千字；1947年12月28日改為鉛印，四開四版，至1948年3月20日止。1949年9月《參考消息》在北平由贈閱改為訂閱，發行量2947份。參考報道是黨中央“耳目”，新華社的文字和口語廣播，是傳播黨中央聲音的“喉舌”。

1956年，隨着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召開，以及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的發生，毛澤東等中共領導覺得“有必要使我們的幹部，及時地知道我們的敵人的情況和敵人的觀點，以及我們的朋友的那些與我們有所不同的觀點”。《參考消息》是在批判斯大林、破除僵化思想的背景下於1957年誕生的，是一項打破“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新政”。“為了便於黨內外幹部更多地了解國際時事，特別是更多地了解我們的敵人和朋友方面的情況，中央決定從1957年3月1日起擴大新華社出版的《參考消息》的訂閱範圍”。1956年，毛澤東提出把只限黨內外高級幹部看的《參考消息》擴大發行到縣委以上幹部。1957年春天，毛澤東在包括最高國務會議的幾次重要會議上，接連闡述為什麼擴大發行《參考消息》。他說：“這是為了鍛煉我們。黨內外都應該受鍛煉，應該見世面，知道一點世界上的事情：敵人怎樣罵我們，敵人家裡的事情是怎樣的。有人說這樣會亂，不會亂的。”1958年他又指示：“要把《參考消息》的閱讀範圍擴大到全國的高等院校學生。”1970年夏，毛澤東指示，《參考消息》擴大發行到基層黨支部。在其後的近30年中，《參考消息》的發行範圍覆蓋到所有“縣處級”以上領導，發行量也擴大至40萬份以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參考消息》幾乎成為中國大陸普通人了解外界信息的唯一窗口，能夠擁有一張《參考消息》幾乎成為身份的象徵。

1960年代，周恩來成了《參考消息》實際上的總編輯。《參考消息》上幾乎每天都刊登很有分量的外國評論員分析國際關係、形勢的文章，相當一部分是周恩來親自從《參考資料》中選出並指示《參考消息》刊登的，甚至有的文章登在哪個版，他都指示清楚。1967年5月28日，周恩來說：《參考資料》報喜不報憂，不登敵人罵我們的一些東西，人們就不知道多方面的情況。不要“怕”字當頭，不要怕群眾造你們的反。1970年6月29日，周恩來說：毛主席交代過，《參考資料》不要自己標標題，原來怎麼標就怎麼標，讓讀者自己判斷。9月2日，周恩來說:“《參考消息》主要是正面的，也要選登反面材料，使大家有所比較，否則不能起廣泛教育作用。”1973年6月15日，周恩來說：《參考資料》每天要登一篇有關台灣的消息和言論，罵街的不要。

改革開放初期，專輯工作的改革是：換了招牌，從《參考資料專輯》改成《參考消息專輯》；發行對象也從隨其他內部刊物訂戶免費發送改為面向社會。《參考消息專輯》的內容仍是圍繞中央提出的三大任務選材：保衛世界和平、實現四個現代化、統一祖國。

1985年，中國共產黨決定開放《參考消息》，使得所有中國大陸人民都可以訂閱。為加強青年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1984年底，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和國家教委主任李鵬先後作出批示，國家教委在1985年1月還發出文件，要求全國高等院校校方給所有學生每間宿舍訂一份《人民日報》和一份《參考消息》。1986年8月，《參考消息》專門開了發行會議，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國家教委和郵政總局都派人參加了。這大概是最後一次行政力量支持《參考消息》的發行工作。就在此次會議前的1985年1月1日，《參考消息》報頭下的“內部刊物”4個字已經中宣部同意變成了“限國內發行”。文化大革命結束前，《參考消息》只是供中高層領導人看的，是《參考資料》的一個“摘要版”，經過改革開放的演變，兩者漸行漸遠，已經演變成為兩種不同的版本，《參考資料》成為《參考消息》的一個“補充版”。

1993年時期發行量一度曾突破300萬份。但是隨後參考消息逐漸加強了對內容的過濾和控制，其傾向性逐漸明顯。其權威地位已被新華社另外編發的《參考資料》（俗稱“大參考”）取代。從1957年《參考消息》報問世開始，它就是從《參考資料》（參編部的主要產品，只供黨和國家高級幹部及有關單位閱讀）中選材。形象地說，《參考消息》是《參考資料》的“摘要版”，《參考消息》的編輯工作是《參考資料》的深加工工作。

儒家的貴賤等級觀念

每個人受造於上帝，人唯有在神面前平等，才能實現在人面前平等；在神的俯瞰下，無論貴富還是貧賤、無論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無論國王還是草民甚至奴隸，都不可輕慢和忽視，都有權進入天國。平等是基於自由的平等，而非那種平均主義的、削足適履式的平等，不是說所有人在膚色、身材、智力、道德發展或社會能力方面都平等，可以容忍的差異是“基於自由的、有差異的平等”。《聖經》譬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又如“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聖經》並沒有“人人生（被造）而平等”的句子。

在儒家眼裡，禮的主要內容是“名分”，那就是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有別，也包括男女有別，這些都是“明分使群”的核心內容。

《書經》裡有一個“維齊非齊”論，算是對“明分使群”現象的一個理論支撐。意思是，社會要實現平等，就必須正視“非齊”，一味追求“齊”，結果可能反而是“不齊”。因為不同的人，崗位不同，智能、體能不同，對社會的貢獻也是有差異的。如果按照一個標準來，顯然是不公平的。

對於這個“維齊非齊”論，貌似合理，深得現在一些學者的贊同，甚至以此認定人的貴賤尊卑之分具有“天然屬性”。譬如認為：一個小學畢業的農民工，怎麼能和一個博士畢業的研究員講收入平等嗎？一個小小科級幹部能和廳局級幹部平起平坐嗎？

但很多人忽視了一個問題，人的職業、智能、體力和貢獻，必定是有差異的。但人格是平等的，人的權利是平等的。而“明分使群”和“維齊非齊”論的核心是：恰恰是將人分為三六九等，這是規定好了的倫常和秩序。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有一種意思解釋，禮儀要求並不覆蓋老百姓，因為沒有資格。奴隸只是活着的“工具”，平民只是沒有政治權利的自由民 ，他們除了順從、服從之外，禮儀純屬多餘。

孟子在歷史上被標榜為“亞聖”，他認為，窮人要“安貧”，富人“安富”。認為人的“貴”是天生的，不是人人可以隨便取得的。他劃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絕對鴻溝”：“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孟子以身體器官重要性，來比如人有貴賤之分的合理性和天然性。

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但中國幾千年的君主社會裡，我們只見過太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案例， 真沒有見過哪個老百姓是“貴”過君主的故事——從來沒有，一個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