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秋，大学五年级，按说应该做毕业论文了，但是突然说全年级要去参加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全国人民经历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餓死了不少人之后，经济刚刚有了一点起色，毛泽东党中央又要抓阶级斗争了，当时的口号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我的班级被安排去上海北面庙行公社搞四清运动。庙行地处宝山以北，蕴草浜以南，抗战时，国军在此与日军有过激战，死伤无数。庙行失守，上海北面便再无屏障。去四清时学校对我们学生说，我们既是去当工作队，即整人；又是去改造思想，即被整。我被派到公社最东北角上的一个生产小队（生产小队相当于以前的一个村），本来天高皇帝远，倒也清闲，但是我必须同一个工农出身的同学住在一起，而且是要住在他的那个队里。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於是我每天吃过夜饭，或是召开群众会议，或是个别访贫问苦，总要拖到九、十点钟再回去睡觉，否则那个同学就会去上级汇报我工作不够努力。一条沿着蕴草浜的乡间小路连结着这两个生产队，在月色之下走回去时，每当想起这里从前是强盗出没，发生过累累血案的地方，常会毛骨悚然，但还要硬着头皮，缓缓而行。尤其是怕有“阶级敌人”对抗运动可能对工作队员行凶报复，所以走路时绝对不能打手电，以免暴露自已行踪。这样九个月下来，居然也练就了一身走夜路的本领。

当时提倡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其中同吃也是一道关。进了生产队后，首先打听谁家是贫下中农，然后除去其中的村干部及与干部有近亲关系的人家，便是可以去吃住对象。队里有一户贫农，丈夫在外面做小工，早出晚归，他妻子带着十多岁的儿子、女儿三人在队里干活。於是选了这家搭伙，每月贴他们三十斤粮票、半斤油票、和十元钱。我从小不吃油肉，但心想这很难说得清楚，所以第一天去就同他们讲明，我是从来不吃肉的。於是他们就常买带鱼，做成带鱼烧咸菜，烧一大碗可吃一个星期。他们用的水都是从蕴草浜河里挑来的，吃完饭洗碗时，舀几瓢水到锅里，先把锅刷一下，再把吃过的碗统统放进去，用抹布擦一下。抹布绞干后，再把碗从锅子里拿出来，一只只擦干。同样的这块抹布然后用来擦桌子和灶台。开始时真有点不习惯，后来想想每天倒也不拉肚子，就随它去了。

当时要经常召集村民开会，就是发动群众。这个办法，大概还是从延安时期延续下来的，开始一定是要“忆苦思甜”。可是那个时候，请贫下中农上来忆苦，他们常常会回忆到“自然災害”那几年怎么飢餓难忍的日子，一旦说起来，我们只好快快打断，让他们不要再讲下去。另外就是读报，大谈阶级斗争的形势，“反修防修”（修：修正主义，毛泽东认为他是正统的马列主义），要求大家检举队里的“四不清”（从针对农村生产队的：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发展到后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生产队里公开相互揭发，几乎没有发生过，他们都知道，你们工作组总是要走的，但是乡里乡親却是要长久相处下去的。但是背对背的揭发还是有的，许多事情一件件给你一一道来，有的还要从解放前的恩怨说起来，经常是错综复杂一团乱麻。当时我还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校门的学生，这也算是第一次接触到社会的底层，许多鸡鸣狗盗、男盗女娼的事情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参加四清运动的最大收获是第一次接触到社会，并且初步学会了同人打交道。我体会到对人一定要网开一面，不要一棍子打死。虽然这与“痛打落水狗”的阶级斗争精神格格不入，但通过参加这个运动，我总觉得这应是我一生做人的重要原则。当时我在生产队里，对于队长、会计，都是和风细雨，促膝谈心，希望如有问题的话，他们能够主动坦白交代，并没有给过他们太大的压力。结果那个付队长主动交代在自然灾害时期偷过一块手表，我到公社一查果然曾有失窃手表一案的记录，此事也是我所在的生产大队四清工作的第一项成果。我离开生产队返校时，村民依依不舍，拉着我的手不放。与此相反，我年级一位同学在要求农村干部交代问题时，拍桌子瞪眼睛，大搞逼供信，造成了一个干部上吊自杀。后来文革初期，农村里来人，到学校要把他揪回去斗争。吓得他东躲西藏，结果得了精神分裂症。这实在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中共中央对于四清运动，前后出台过不少指示和文件。1963 年 5 月，发过一个《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至当年10 月，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1963 年 11 月，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妻王光美带工作组下乡蹲点，后来总结出所谓的“桃园经验”，一度在全国推广。可是到了1965 年 1 月，中共中央又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俗称二十三条。我们去参加四清运动时，已经强调要以这个二十三条的文件为准绳，但是仍可以看到前十条、后十条，以及“桃园经验”等文件（当时还沒有电脑，都是纸质的印刷品）。上面令导也不说从前这些条款和经验还用不用，对不对，但是仔细对照后总觉得中央的方针政策是在变化之中。现在才知道，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斗争的开始。例如在这場运动的性质上，刘少奇的观点和提法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这样的表述体现在后十条的文件中。然而毛泽东的观点却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写在二十三条的文件上的。现在我们更清楚了，1970 年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觉得必须把刘少奇在政治上搞掉，毛泽东答“就是发布二十三条的时候”。二十三条文件里关于如何开展运动的许多精神，与桃园经验也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扎根串联等神秘化的做法。想不到刘少奇仍然不识事务，文化革命前夕（1966年晩春），又派王光美率领工作组去清华大学蹲点，想故伎重演，不料落入毛的圈套，当然这已是后话。毛泽东利用"阶级斗争"这个说法，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不断地搞运动，折磨老百姓，同时连与他一起打江山的親密战友也一个都不放过，这便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大陆的几十年的经历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