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於 1948 年由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選舉產生。有數理組院士 28 人，生物組院土 25 人，人文組院士 28 人。解放後，1955 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學部委員 233 人（1993 年改稱院士）。在原來的中央研究院的 81 位院士中，留在大陸和從海外回歸的為 59 人，其中在 1955 年選入中科院學部委員的有 46 人。至今，很少有人關注那些沒有被入選科學院學部委員的 13 位中研院院士的命運。其中兩人在當時已經故世，所以實際上是 11 位落聘。

（1）數理組落聘的是姜立夫（1890 - 1978）。姜立夫是數學界的元老，但他一生中發表的成果很少。1910 年 6 月，他參加第二批游美考試被彔為備取生。1911 年以中美庚款留學美國，入讀加州大學伯克箂分校，1915 年畢業，獲學士學位。9 月，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數學。1919 年完成博士論文“非歐幾里德空間直線球面變換法”，獲哲學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因兄長病故，於 1920 年回國。姜立夫受聘天津南開大學，出任算學系主任。與隨後來校的邱宗岳、饒毓泰等同事構成了南開理學學科的基礎力量。此間，他培養出一大批優秀學生，其中有劉晉年、江澤涵、申又棖、吳大任、孫本旺、陳省身等。1938 年，他主持下的《算學名詞彙編》一書出版，1945 年，他還編寫了《數學名詞》一書。這構成了中國現行數學名詞的基礎。1934 年姜立夫赴德國，在漢堡大學和哥廷根大學進修兩年。1936 年回國後，他出任《中國數學雜誌》主編。1937年抗戰時，姜立夫隨西南聯大遷至昆明，此間，他發起成立《新中國數學學會》，他被推舉為會長。其間他還主持了中研院數學所的籌備工作。當時正值抗戰最艱苦的年代，1941-1943年數學所籌備處延聘了六位兼職研究員，他們是蘇步青、陳建功、江澤涵、陳省身、華羅庚、姜立夫。1944 年該所又延聘了許寶騄、李華宗為兼職研究員。1947 年 7 月，數學研究所在上海正式成立，姜立夫被任命為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姜立夫應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邀請到該校任教。1952 年，全國院系調整，嶺南大學攺名為中山大學。此後他在數學系一直擔任幾何教研組組長。姜立夫落聘，主要是遭到華羅庚反對。 華羅庚反對姜立夫當選學部委員的理由有兩點：一是1948年底赴美的陳省身（1911 - 2004）由於傑出的科研成就，被邀請在1950年召開的國際數學家大會上作一小時報告，異軍突起，聲名大噪，成為“國際微分幾何研究的領袖人物”（參見張奠宙、王善平著：《陳省身傳》第111-112頁，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陳省身是姜立夫的首位高足，但解放後他沒有及時回國服務，姜立夫作為陳省身的恩師沒有或者沒有成功施加影響促使高足歸國，這一切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大陸，不能不說是已成為一種授人以柄的理由，故華羅庚反對姜立夫入選時強調：“陳省身是姜之學生。”  二是1948年12月22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與數學所之第一批重要圖書、儀器、設備，由李濟督運，隨同故宮遷運文物，由海軍部派中鼎輪運往台灣，28日抵基隆”（潘光哲：《何妨是書生 - 一個現代學術社群的故事》第159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數學所（包括圖書、儀器）圖書遷台事宜當時由姜立夫具體負責，或許是被迫的，但畢竟姜氏是該所主持人，故華羅庚要強調：“姜把數學所書籍移台灣是極大損失”。

（2）原生物組有一胡先驌、吳定良、李宗恩 3 人落聘。胡先驌雖不在最初名單之列，但到 1954 年 11 月中科院提出的名單時已被補入。後幾經審查，一直到 1955 年 5 月 9 日，在院黨組審定的名單中，還有他的名字。但僅僅三天之後，5 月 12 日，在院黨組最後審議時，胡先驌因 “歷史上有重大惡跡，為科學界所不滿” 而遭淘汰。

􏼾􏲄(2.1) 胡先驌（1894-1968），中國植物學分類奠基人，中國近代植物學、生物學先驅之一。1912 年胡先驌參加江西省公款留學考試名列第一，先後在美國加州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農業和植物學，1916 年學成回國。先後受聘廬山森林局副局長，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農科植物學教授。他與鄒秉文、錢祟樹編寫了我國有史以來第一部大學生物學教科書《高等植物學》。1921 年，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擴充為東南大學後，胡先驌創立了國立大學首個生物系並出任系主任。1922 年，他與秉志成立了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下設動物部和植物部，分別由秉志和胡先驌負責。1923 年胡先驌再次赴美，在哈佛大學攻讀植物分類學，獲農學博士學位。1925 年回國後，他創辦了中國最早的生物學學術刊物《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叢刊》。在 1928 年與范靜生等人成立了靜生所。1934 年，他又創建中國第一座大型亞高山植物園 - 廬山森林植物園。之後，他馬不停蹄地促成了靜生所與雲南教育廳的合作項目，成立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並出任所長。這就是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1946 年，胡先驌發現珍稀植物水杉並將其正式命名，被科學界譽為近代世界自然歷史研究三大發現之一。胡先驌也因此被稱為《現代水杉之父》。    

 1952 年思想改造運動中，胡不願罵“蔣匪”，萬言檢討三次不過關。1954 年，胡先驌在寫作《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中，針對李森科（蘇聯農科院院長）“小麥變�麦�� 的論點做了嚴厲的學術批判，指出其不符合現代遺傳學的實際，是反達爾文學說的非科學理論，並批評李森科是靠政治力量來支持其反科學理論的。最早反對胡先驌的正是他的同行，也就是當時以樂天宇為主要代表的北京農業大學那些贊成李森科理論的人，以後就是蘇聯專家，是他們給中宣部寫信告狀，然後中宣部陸定一認為胡在政治上是有問題的。陸定一說：胡先驌是不用帶帽子的右派分子。這時正是學部委員由中宣部認定的時候，於是胡先驌最終沒有進入學部委員的名單。文革中，胡因留美經歷，是裡通外國；因發表過其文的雜誌也發表過台灣學者文章，是製造兩個中國；他曾受命創辦“中正大學”則是彌天大罪。他書、資料和尚未發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盡。1968 年，胡不堪斗辱，悲憤交集，心臟病突發逝於北京。

（2. 2）吳定良（1894 - 1969）是著名人類學家，他的專業是體質人類學，不在中科院學部的學科分類之列，在研究中研院院士問題時他被列入“情況不清”者。1926 年吳定良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統計學，1927 年轉學英國倫敦大學，先後蕕統計學和人類學博士學位。從20 年代下半期到 30 年代上半期這10 年間，吳定良在統計學的學習與研究方面下了極大的苦功，發表了很多論文。其中較為突出的是他創造的相關係數計算法和相關率顯著性查表，對當時統計學上相關分析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他在面骨扁平度的測量方法上的創新，被各國人類學家所採用，一直沿用至今。1935 年回國，任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主任兼專任研究員，後籌建體質人類學研究所。在此期間，他發表了10 余篇體質人類學方面的論文，並創刊和主編了《中國人類學志》，對中國人類學這個學科的發展起了奠基性作用。在古人類學方面，他對北京猿人、南京陰陽營新石器時代人的骨骼標本l進行了深入研究，發表了《古代人復原象》等一批論文，他採用弦矢指數的數量分析方法，對確定北京猿人在人類進化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義。1945 年，抗戰勝利後，吳定良應浙江大學竺可楨邀請，任浙江大學史地系教授，開設普通人類學及統計學課，並於 1947 年 9 月在浙江大學成立人類學系與人類學研究所，他擔任系主任兼所長。1948 年他當選為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 年他可以以中研院院士身份赴台，但被其拒絕。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吳定良轉入上海復旦大學任教。文革期間，吳定良作為反動學術權威在病榻上遭受批鬥，工資停發，幾次被抄家，多年心血積累的論文集和科研工具被洗劫一空。吳定良在病床上痛心疾呼，嚎啕大哭，病情加重，於1969 年 3 月 24 日凌晨去世。

任何學術團體，都有因人設廟之說。就是有怎樣的專家，建設怎樣的學科。一個在民國都可以容納得下的人類學傑出人才，到了新中國反而被安排在計劃之外，不能成為中科院學部委員（院士）。如果沒有其他政治原因，那至少說明共產黨是在外行領導內行。

（2. 3）李宗恩（1894 - 1962）留學英國，是我國熱帶病學研究的開山祖師，又是傑出的醫學教育家。抗戰期間，他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組建貴陽醫學院，對保存和培養當時中國的醫學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1946年，港英方面有意請他主持香港衛生署，他辭而不就。次年他接掌北平協和醫學院，成為該院的首位華人院長。1948年，他也是被動員去台的著名教授學人，但被他拒絕，他要留下辦醫學教育。

建國初期，由於中美交惡，協和與燕京大學成了 “崇美” “親美” 的反面典型，所以衛生部和軍委衛生部黨組都希望中科院儘量減少學部委員中的協和教授，他在醞釀名單過程中很早便不在考慮之列。李宗恩在協和醫學院的辦學理念與共產黨大相徑庭，他在行使院長職權時，要求有三權，即人事調動權、財務支配權和行政管理權。據李志綏在其回憶錄中所述，毛澤東當時對協和特別關注，曾叫他去了解反右運動的情況，他參加了批判李宗恩的大會，回來向毛匯報。毛說：“這三權是黨領導的具體表現，將這三權交出去，黨領導什麼？” 稍停毛又說：“打了這麼多年的仗，死了這麼多人，共產黨 才從國民黨手裡奪來這三權，他們要爭這三權，談何容易。”  1957 年李宗恩被指為右派頭子章伯鈞在醫學界的統帥，向黨爭奪醫學界的領導權。1958 年貶遣雲南邊陲，四年後死於昆明。

廈門大學教授，作家謝泳曾經作文 “命運” ，將李宗恩與鐃毓泰，葉企蓀放在一起，說他們都是既能治學又能治事的大學校長，都是留在了大陸。結果饒毓泰是自殺了，葉企蓀死的時候形同乞丐。誰能想到他們當年都是中研院的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