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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七)1948 - 49 年间不在大陆的某些知识分子的抉择
送交者: 伯渔 2021年04月25日09:14:04 于 [茗香茶语] 发送悄悄话

叙述一下 1948 - 49 年间不在大陆的某些知识分子的抉择,或许也可以给后人带来一些启示。

 

《1》

1945 年 8 月,美军向广島、长崎投掷原子弹而迫使日本投降,原子弹的巨大威力震撼了世界也攺变了战争的进程。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署长的俞大维(父亲俞明颐曾任商务印书館的董事,母親曾广珊是清朝重臣曾国藩时孙女,俞大维赴台后,在 1954 年出任台湾国防部长)在中美联合参谋本部参谋长魏德迈中将处,看到了美国关于原子弹研制的机密文件,魏德迈还向俞大维表示美国愿意帮助中国研制这类武器。俞大维就此上报军政部部长陈诚和最高统帅蒋介石。蒋对此自是大感兴趣,逐令陈诚和俞大维负责筹划这一重大计划。俞先找到化学家曾眧抡,也是他的妹夫(其胞妹俞大絪为曾昭抡的妻子)商量,曾又推荐了物理学教授吴大猷及数学教授华罗庚一起参与讨论。他们的意见为:中国要想研制原子弹,不是找几个科学家用几天或几个月时间就可以造出来的。而是需要从科学的根本做起。所以需要:1. 成立研究机构;2. 选派物理、数学、化学优秀人才出国。这个方案很快得到蒋介石允准,由曽、吴、华三人各选两名可堪造就的青年人才共同赴美,并拨 50 万美元作为前期资金,这个行三动的代号为“种子计划”。此后,曽昭抡挑选的是唐敖庆(1942 年毕业)和王瑞駪(1945 年毕业);吴大猷选的是朱光亚(1945 年毕业)和李政道(二年级在读);华罗庚选的是孙本旺(1939 年毕业)和徐贤修(1935 年毕业,时在美国布朗大学攻读学位)。他们於 1946 年先后赴美,陆续进入不同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学习。就在曾吴华等人赴美之前,中央研究院欲筹设原子物理研究所,委托赵忠尧(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1948 年获选中研院院士)赴美参观在太平洋比基尼小島举行的原子弹爆炸实验(1946 年春),同时令赵想方设法购置研究原子核物理的实验器材。据赵忠尧的长女赵维志回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教授对赵忠尧说:“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核物理事业,还要麻烦赵兄在美采购一批必要的研究器材”。当时给他的钱大约为 12 万美元。

 

以上这些人在大陆易帜之后,有不同的去向。结果是,曾昭抡、华罗庚、唐敖庆、朱光亚、孙本旺及赵忠尧返回大陆,吴大猷、李政道、王瑞駪、徐修贤留在海外。留美的李、王、徐等三人皆被陆续选为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大猷一度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而回到大陆的几位,除孙本旺之外,其他人也均先后入选中科院学部委员。但是其中曾昭抡命运颇为悲惨。

 

曽昭抡(1899 - 1967),是曾国藩弟曾国潢的曾孙,祖父曾纪梁和父亲曾广祚都考取过举人。曾昭抡 1920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6 年获美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辅仁大学教授,为中国科学社的早期骨干,中国化学会主要创始人之一。1948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其夫人俞大絪则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三百年来第一学者”陈寅恪先生的表妹,俞大维的妹妹。

 

曾昭抡夫人俞大絪于 1946 年由任教的中央大学赴哈佛大学进修,1948 年底,他们夫妇俩人经欧洲到达香港,抵港后,曾昭抡曾经给弟子王瑞駪发去一函:“为弟前途计,毕业后宜设法继续留美读书或做事,四五年后再回国,如此局面方可望平定。”  其间,已在台湾的陈诚、俞大维等人,给曾昭抡安排了一个“饲料公司”(实为核科研机构)经理的职务,并催其速赴台就职,以便继续进行“种子计划”。中共方面,也对他们进行拉拢。最终,曾氏夫妇决定抛弃台湾的親友,坚决回到大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由于是近親结婚,所以结婚之后不要子女,在去留决策时应无拖累之扰,完全在于他们自已的判断。1949 年 3 月 27 日,曽昭抡到达北平,即被任命为化学系主任兼北大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51 年,作为民盟主要成员之一,曽昭抡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5 年,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筹备完成,他又兼任所长。夫人俞大絪回国后,先出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52 年院系调整,她转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与她的胞姐俞大缜教授同系任教。在 1948 年底国民党组织“抢救学人计划”时,傅斯年曾专门致电负责抢运事宜的北大秘书长郑天挺,特别提到俞大维甚掛念仍在北平的妹妹俞大缜,在电报中明确表示:“乞兄务必问她一下,给她一个机会”,让其随机南飞。当郑天挺把电文转达后,俞大缜却谢绝了其兄的盛意,表示要留下来。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整风问题的讲话。他说:今后在中国,政治上实行“团结 - 批评 - 团结”;中共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这个在总结了斯大林错误的背景下发表的讲话,着实让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兴奋不已。曾昭抡响应中共号召,为解决当时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偉长、陶孟和等经过调查和座谈,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这些宝贵意见在当时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被视为“科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批判。为了帮助共产党整风,1957年 6 月 6 日,当时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召集民盟中六位知名学者、教授开会,有曾昭抡(高教部付部长)、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付院长)、钱偉长(清华大学付校长)、黄药眠(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陶大镛(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等,据当时一个在場者叶笃义多年后的一个回忆:(除上述六位教授与会)当时参加者还有胡愈之和我,了解各校情况,分析形势。由于我们当时不知道党内“引蛇出洞”的策略,误以为一些大学的党委已经瘫痪,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因此,拟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的局势稳定下来。在会上章伯钧说:在共产党进退失措,没有办法的时候,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似乎现在只有民盟站出来说话,才能控制住局势。据章伯钧回忆:会后,史良意见是请示领导,找周总理谈,并且说下午和周总理见面时说一下。7 日,国务院开会,史良对我(章伯钧)说,前一天晚上已和周总理谈了,总理未置可否。她叫我再找一下总理。在会上,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明情况很严重,谈话的人(即参加日前会议之人)的态度颇为诚恳等等。总理也未表示可否。其实当时中央已经决定了大规模反击右派的方针。(这里再根据现在可以查到的资料,把曾昭抡在这次会议上所讲过的话,摘彔下来:1. 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2. 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运动,都是学生闹起来的。3. 以运动的方式对待知识分子是不能容忍的,我就害怕。知识分子喜欢“清议”,应该多给他们讲话的机会,尊重他们,但是党不给。4. 解放之初,学生因为解放前闹的太多,想安下心来学习,那时功课也重,党的威信也高,所以平静了几年。现在情况不同了,党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加以波匈事件的影响,形势就一触即发。5. 西安交通大学已经罢课,上海的问题可能比北京更严重。6. 目前情况很有点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的前夕。7. 这次整风可能党的估计有错误,党可能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多,青年学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动。现在我们再来读这些言语,感觉他那时候无非就是担心学生闹事而已)。这次会议两天后即被毛泽东视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称他们是”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絕对优势,看成了絕对劣势“(6 月 8 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这是为什么”)。这件事成了毛泽东向右派分子大开”杀戒“的一个重要的理由。这六位教授很快就被划为大右派,成为重点批判和讨伐的对象,这就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六教授“事件。详细叙述 1957 年的反右运动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但是这是中国共产党迫害知识分子的一段重要历史,这个教训值得后来人牢牢记取。

 

在六教授事件之后,曾昭抡被打成右派分子并遭革职,后由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邀请,于 1958 年 4 月只身一人赴武汉大学化学系任教,并由一级教授降为二级。根据“政治上攺造,工作上使用”的原则,武汉大学由一名副校长分工管理曽的改造,毎月谈话一次,听取汇报,并明确告诉曾昭抡“只许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许乱说乱动‘。此后,曽昭抡将心血全部用在业务上,至 1959 年底还被校方任命为化学系元素有机教研室主任。他以惊人的毅力查阅了近 1500 篇次文献资料,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写出了 140 万字左右的《元素有机化学》教材。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俞大絪被抄家批斗那一天,恰好是独自一人,她被强迫下跪,还剝除了她的上衣,用皮带死命抽打,她实在无法忍受这种侮辱,遂服药自尽,终年 61 岁,那一天是 8 月 25 日。而武汉大学党委以“参加武大文化大革命”为由,拒绝曽昭抡赴京办理丧事的请求,一对天作之合的恩爱夫妻,在生命的尽头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俞大絪的尸体被造反派拉去火葬场火化,骨灰被抛入荒野。曾家的财物全部被沒收拉走,住房被他人抢占。曾昭抡在武汉大学也受到批斗,隔离审査。在一次批斗中,造反派对曽氏一阵咒骂后,当面揭开了各方人士对他本人封锁了五年多的“癌症秘密”,站在台上的曽昭抡突闻这一凶讯,全身颤抖,当場小便失禁,从台上滾下昏死过去。经此重击,曽氏一病不起,大小便亦不自知。至 1967 年 12 月 8 日,曾昭抡在精神苦痛与病魔的双重夹击下悄然死去,终年 68 岁。

《2》

以下这个故事读者(尤其是海外的读者)可能已经耳熟能详。1951 年 7 月,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的巫宁坤接到国内急电,请他回国去燕京大学任教,热情洋溢的欢迎信件不仅来自燕京大学,而且来自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他随即中断学业,匆匆回国(当时他在上海有个妹妹,在台湾有一个哥哥,在香港有一个姐姐,应是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的)。1951 年 7 月 18 日早晨,正在加州大学的李政道和其他几个朋友去码头为他送行。在码头上巫宁坤忽然问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回答: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到 1957 年,巫宁坤在国内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受尽迫害。同一年,李政道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28 年后,二人再度在北京相会。此时,李政道是中国政要的贵宾,巫宁坤则是刚刚放出来的“牛鬼蛇神”,来京办理“右派改正”手续。他偶然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访华讲学的消息,便去北京飯店看望他,相见匆匆数言,临别时,巫宁坤忽发奇想,如果当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国,结果又会怎样?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只能总结!

 

《3》

据《1950 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彔》记载:“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美高潮戛然而止。这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 6200 人左右,其中学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者约 80%”。又根据华裔作家张纯如在其著作《美国华裔》中记彔:“在美国,共产党革命震撼了学术界,当时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 5000 人,他们陷于困境之中。这些中国学者,除了少数教授和学者外,绝大部 - 约 4657 人 - 是遍布全美各地的大学里的学生”。“《时代》周刊估计,超过 2500 多位中国学生沒有缴纳学费和租房的钱,美国部分大学通过免除学费,为中国学生提供半职和贷款来为他们提供帮助。但问题的规模需要联邦政府干涉。1949 年后,美国为中国留学生安排了紧急援助,在 1949 - 1955 年间,大约耗资 800 万美元帮助处于困境的中国学生完成在美学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急需科学技术人才,中国政府积极动员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1949 年 6 月 18-19 日,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匹茲堡大学成立,该组织以“响应解放准备回国”为宗旨,并发行了会刊《留美科协通讯》。1949 年 12 月 6 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12 月 18 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1989 年 8 月,学者姚蜀平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发现了一份 1950 年 3 月 4 日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其中提出了“留美学生 12 问”:

1.  新中国究竟走的是哪一条路?

2.  有没有言论集会等自由?

3.  我们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怎样?

4.  中共会不会歧视留美学生?

5.  是否我们一定要受训之后,才有资格做事?

6.  是否我们只能埋头做事,而不能对新政权有任何批评和建议?

7.  我们在这里学的回国后还有用没有?

8.  是否新中国只要大家穷得公平,而不重视新技能、新知识?

9.  中国目前固然爱护人民,但在得势之后会不会把人民一脚踢开?

10.  它会不会象国民党一样渐渐腐败起来?

11.  它会不会出卖民族利益?

12.  会不会走上南斯拉夫的路?

 

现在可以说,时间是检验真相的标准了。经过了共产党统治的 70 年,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一目了然。但是在 70 年前,这些确实是放在这些留学生面前的难题,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猜想(这里,只能说是一种猜想或者是一种判断),或许影响了他们各人当时的抉择。例如,1950 年数学家华罗庚不顾伊利诺伊大学对他的挽留决意回国。1949 年,陈省身却带着家人从中国来到了美国。陈省身回忆:“1950 年,华罗庚决定回国服务,我那时在芝加哥,他走之前,我们相聚了好多次,谈到很多,有科学问题,也有政治问题,以及大家如何作出决定的问题。他回国服务之心比任何人都坚决”。 在芝加哥,华罗庚还遇到过梅贻琦先生。华罗庚的夫人吴筱元回忆当时情形:“在回国问题上,梅贻琦表示‘政治是很复杂的,留在美国可以超脱一些’”。在 1950 年初,有近 1000 名中国留学生回到了中国大陆。到 1955 年 4 月,美国解除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凡是想回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可以自由地离境,这一波回国的共有 200 多人。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一个文件《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报告》指出:“从 1949 年 8 月到 1955 年 11 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 1536 人,其中从美国回国的就有 1041 人”。到 1957 年 ”反右“运动开始后,回国的便只是极个别的人了。

 

本节参献

岳南:南渡北归,第三部  离别(下),湖南文艺出版社

赵维志:父亲赵忠尧的曲折回国路,百年清华

http://www.tsinghua.org.cn/publish/alumni/4000382/10025221.html

 

胡平:禅机 - 一九五七:苦难的祭坛。广东旅游出版社。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巫宁坤:一滴泪。

王丹红: 六十年前留学生的选择。《知识分子》2016/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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