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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擇(七)1948 - 49 年間不在大陸的某些知識分子的抉擇
送交者: 伯漁 2021年04月25日09:14:04 於 [茗香茶語] 發送悄悄話

敘述一下 1948 - 49 年間不在大陸的某些知識分子的抉擇,或許也可以給後人帶來一些啟示。

 

《1》

1945 年 8 月,美軍向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而迫使日本投降,原子彈的巨大威力震撼了世界也攺變了戰爭的進程。時任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兼兵工署署長的俞大維(父親俞明頤曾任商務印書館的董事,母親曾廣珊是清朝重臣曾國藩時孫女,俞大維赴台後,在 1954 年出任台灣國防部長)在中美聯合參謀本部參謀長魏德邁中將處,看到了美國關於原子彈研製的機密文件,魏德邁還向俞大維表示美國願意幫助中國研製這類武器。俞大維就此上報軍政部部長陳誠和最高統帥蔣介石。蔣對此自是大感興趣,逐令陳誠和俞大維負責籌劃這一重大計劃。俞先找到化學家曾眧掄,也是他的妹夫(其胞妹俞大絪為曾昭掄的妻子)商量,曾又推薦了物理學教授吳大猷及數學教授華羅庚一起參與討論。他們的意見為:中國要想研製原子彈,不是找幾個科學家用幾天或幾個月時間就可以造出來的。而是需要從科學的根本做起。所以需要:1. 成立研究機構;2. 選派物理、數學、化學優秀人才出國。這個方案很快得到蔣介石允准,由曽、吳、華三人各選兩名可堪造就的青年人才共同赴美,並撥 50 萬美元作為前期資金,這個行三動的代號為“種子計劃”。此後,曽昭掄挑選的是唐敖慶(1942 年畢業)和王瑞駪(1945 年畢業);吳大猷選的是朱光亞(1945 年畢業)和李政道(二年級在讀);華羅庚選的是孫本旺(1939 年畢業)和徐賢修(1935 年畢業,時在美國布朗大學攻讀學位)。他們於 1946 年先後赴美,陸續進入不同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學習。就在曾吳華等人赴美之前,中央研究院欲籌設原子物理研究所,委託趙忠堯(西南聯大物理系教授,1948 年獲選中研院院士)赴美參觀在太平洋比基尼小島舉行的原子彈爆炸實驗(1946 年春),同時令趙想方設法購置研究原子核物理的實驗器材。據趙忠堯的長女趙維志回憶,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薩本棟教授對趙忠堯說:“為了發展我們自己的核物理事業,還要麻煩趙兄在美採購一批必要的研究器材”。當時給他的錢大約為 12 萬美元。

 

以上這些人在大陸易幟之後,有不同的去向。結果是,曾昭掄、華羅庚、唐敖慶、朱光亞、孫本旺及趙忠堯返回大陸,吳大猷、李政道、王瑞駪、徐修賢留在海外。留美的李、王、徐等三人皆被陸續選為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吳大猷一度出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而回到大陸的幾位,除孫本旺之外,其他人也均先後入選中科院學部委員。但是其中曾昭掄命運頗為悲慘。

 

曽昭掄(1899 - 1967),是曾國藩弟曾國潢的曾孫,祖父曾紀梁和父親曾廣祚都考取過舉人。曾昭掄 1920 年畢業於清華學校,1926 年獲美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央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輔仁大學教授,為中國科學社的早期骨幹,中國化學會主要創始人之一。1948 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其夫人俞大絪則是曾國藩的曾外孫女,“三百年來第一學者”陳寅恪先生的表妹,俞大維的妹妹。

 

曾昭掄夫人俞大絪於 1946 年由任教的中央大學赴哈佛大學進修,1948 年底,他們夫婦倆人經歐洲到達香港,抵港後,曾昭掄曾經給弟子王瑞駪發去一函:“為弟前途計,畢業後宜設法繼續留美讀書或做事,四五年後再回國,如此局面方可望平定。”  其間,已在台灣的陳誠、俞大維等人,給曾昭掄安排了一個“飼料公司”(實為核科研機構)經理的職務,並催其速赴台就職,以便繼續進行“種子計劃”。中共方面,也對他們進行拉攏。最終,曾氏夫婦決定拋棄台灣的親友,堅決回到大陸。需要指出的是,他們由於是近親結婚,所以結婚之後不要子女,在去留決策時應無拖累之擾,完全在於他們自已的判斷。1949 年 3 月 27 日,曽昭掄到達北平,即被任命為化學系主任兼北大教務長,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1951 年,作為民盟主要成員之一,曽昭掄被任命為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1955 年,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籌備完成,他又兼任所長。夫人俞大絪回國後,先出任燕京大學西語系教授。1952 年院系調整,她轉入北京大學西語系,與她的胞姐俞大縝教授同系任教。在 1948 年底國民黨組織“搶救學人計劃”時,傅斯年曾專門致電負責搶運事宜的北大秘書長鄭天挺,特別提到俞大維甚掛念仍在北平的妹妹俞大縝,在電報中明確表示:“乞兄務必問她一下,給她一個機會”,讓其隨機南飛。當鄭天挺把電文轉達後,俞大縝卻謝絕了其兄的盛意,表示要留下來。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整風問題的講話。他說:今後在中國,政治上實行“團結 - 批評 - 團結”;中共和民主黨派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科學文化領域實行“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這個在總結了斯大林錯誤的背景下發表的講話,着實讓知識分子與民主人士興奮不已。曾昭掄響應中共號召,為解決當時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和千家駒、華羅庚、童第周、錢偉長、陶孟和等經過調查和座談,向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的報告。這些寶貴意見在當時不僅沒有被採納,反而被視為“科學方面的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綱領“,在全國範圍內受到批判。為了幫助共產黨整風,1957年 6 月 6 日,當時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史良召集民盟中六位知名學者、教授開會,有曾昭掄(高教部付部長)、費孝通(中央民族學院付院長)、錢偉長(清華大學付校長)、黃藥眠(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陶大鏞(北京師範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主任)、吳景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等,據當時一個在場者葉篤義多年後的一個回憶:(除上述六位教授與會)當時參加者還有胡愈之和我,了解各校情況,分析形勢。由於我們當時不知道黨內“引蛇出洞”的策略,誤以為一些大學的黨委已經癱瘓,失去控制局勢的能力。因此,擬提議由民盟出面做學生工作,使各校的局勢穩定下來。在會上章伯鈞說:在共產党進退失措,沒有辦法的時候,民盟有責任要幫助黨。似乎現在只有民盟站出來說話,才能控制住局勢。據章伯鈞回憶:會後,史良意見是請示領導,找周總理談,並且說下午和周總理見面時說一下。7 日,國務院開會,史良對我(章伯鈞)說,前一天晚上已和周總理談了,總理未置可否。她叫我再找一下總理。在會上,我寫了條子給總理,說明情況很嚴重,談話的人(即參加日前會議之人)的態度頗為誠懇等等。總理也未表示可否。其實當時中央已經決定了大規模反擊右派的方針。(這裡再根據現在可以查到的資料,把曾昭掄在這次會議上所講過的話,摘彔下來:1. 今天學生的問題很多,一觸即發。他們一上街,市民就結合起來,問題就鬧大了,今天群眾對黨也是不滿的。2. 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國知識分子鬧事是有傳統的,從漢朝的太學生到五四運動,都是學生鬧起來的。3. 以運動的方式對待知識分子是不能容忍的,我就害怕。知識分子喜歡“清議”,應該多給他們講話的機會,尊重他們,但是黨不給。4. 解放之初,學生因為解放前鬧的太多,想安下心來學習,那時功課也重,黨的威信也高,所以平靜了幾年。現在情況不同了,黨嚴重地脫離了群眾,加以波匈事件的影響,形勢就一觸即發。5. 西安交通大學已經罷課,上海的問題可能比北京更嚴重。6. 目前情況很有點像波蘭統一工人黨八中全會的前夕。7. 這次整風可能黨的估計有錯誤,黨可能認為高級知識分子問題多,青年學生一定不會有什麼問題,結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動。現在我們再來讀這些言語,感覺他那時候無非就是擔心學生鬧事而已)。這次會議兩天后即被毛澤東視為右派分子向党進攻,稱他們是”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6 月 8 日,《人民日報》刊登社論“這是為什麼”)。這件事成了毛澤東向右派分子大開”殺戒“的一個重要的理由。這六位教授很快就被劃為大右派,成為重點批判和討伐的對象,這就是當時聞名全國的“六教授“事件。詳細敘述 1957 年的反右運動已經超出本文的範圍,但是這是中國共產黨迫害知識分子的一段重要歷史,這個教訓值得後來人牢牢記取。

 

在六教授事件之後,曾昭掄被打成右派分子並遭革職,後由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李達邀請,於 1958 年 4 月隻身一人赴武漢大學化學系任教,並由一級教授降為二級。根據“政治上攺造,工作上使用”的原則,武漢大學由一名副校長分工管理曽的改造,毎月談話一次,聽取匯報,並明確告訴曾昭掄“只許老老實實接受改造,不許亂說亂動‘。此後,曽昭掄將心血全部用在業務上,至 1959 年底還被校方任命為化學系元素有機教研室主任。他以驚人的毅力查閱了近 1500 篇次文獻資料,用兩年左右的時間寫出了 140 萬字左右的《元素有機化學》教材。1966年,十年浩劫開始。俞大絪被抄家批鬥那一天,恰好是獨自一人,她被強迫下跪,還剝除了她的上衣,用皮帶死命抽打,她實在無法忍受這種侮辱,遂服藥自盡,終年 61 歲,那一天是 8 月 25 日。而武漢大學黨委以“參加武大文化大革命”為由,拒絕曽昭掄赴京辦理喪事的請求,一對天作之合的恩愛夫妻,在生命的盡頭未能見上最後一面。俞大絪的屍體被造反派拉去火葬場火化,骨灰被拋入荒野。曾家的財物全部被沒收拉走,住房被他人搶占。曾昭掄在武漢大學也受到批鬥,隔離審査。在一次批鬥中,造反派對曽氏一陣咒罵後,當面揭開了各方人士對他本人封鎖了五年多的“癌症秘密”,站在台上的曽昭掄突聞這一凶訊,全身顫抖,當場小便失禁,從台上滾下昏死過去。經此重擊,曽氏一病不起,大小便亦不自知。至 1967 年 12 月 8 日,曾昭掄在精神苦痛與病魔的雙重夾擊下悄然死去,終年 68 歲。

《2》

以下這個故事讀者(尤其是海外的讀者)可能已經耳熟能詳。1951 年 7 月,正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讀博士學位的巫寧坤接到國內急電,請他回國去燕京大學任教,熱情洋溢的歡迎信件不僅來自燕京大學,而且來自人民共和國的政務院。他隨即中斷學業,匆匆回國(當時他在上海有個妹妹,在台灣有一個哥哥,在香港有一個姐姐,應是可以聽到不同的意見的)。1951 年 7 月 18 日早晨,正在加州大學的李政道和其他幾個朋友去碼頭為他送行。在碼頭上巫寧坤忽然問李政道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李回答:我不願讓人洗腦子。到 1957 年,巫寧坤在國內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受盡迫害。同一年,李政道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28 年後,二人再度在北京相會。此時,李政道是中國政要的貴賓,巫寧坤則是剛剛放出來的“牛鬼蛇神”,來京辦理“右派改正”手續。他偶然從報紙上看到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訪華講學的消息,便去北京飯店看望他,相見匆匆數言,臨別時,巫寧坤忽發奇想,如果當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國,結果又會怎樣?可惜歷史不能假設,歷史只能總結!

 

《3》

據《1950 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訪談彔》記載:“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留美高潮戛然而止。這時候,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有 6200 人左右,其中學習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者約 80%”。又根據華裔作家張純如在其著作《美國華裔》中記彔:“在美國,共產黨革命震撼了學術界,當時在美國的知識分子大約有 5000 人,他們陷於困境之中。這些中國學者,除了少數教授和學者外,絕大部 - 約 4657 人 - 是遍布全美各地的大學裡的學生”。“《時代》周刊估計,超過 2500 多位中國學生沒有繳納學費和租房的錢,美國部分大學通過免除學費,為中國學生提供半職和貸款來為他們提供幫助。但問題的規模需要聯邦政府干涉。1949 年後,美國為中國留學生安排了緊急援助,在 1949 - 1955 年間,大約耗資 800 萬美元幫助處於困境的中國學生完成在美學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急需科學技術人才,中國政府積極動員留學生回國參加建設。1949 年 6 月 18-19 日,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在匹茲堡大學成立,該組織以“響應解放準備回國”為宗旨,並發行了會刊《留美科協通訊》。1949 年 12 月 6 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成立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12 月 18 日,周恩來通過北京人民廣播電台,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邀請在海外的留學生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

 

1989 年 8 月,學者姚蜀平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發現了一份 1950 年 3 月 4 日出版的《留美學生通訊》,其中提出了“留美學生 12 問”:

1.  新中國究竟走的是哪一條路?

2.  有沒有言論集會等自由?

3.  我們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地位怎樣?

4.  中共會不會歧視留美學生?

5.  是否我們一定要受訓之後,才有資格做事?

6.  是否我們只能埋頭做事,而不能對新政權有任何批評和建議?

7.  我們在這裡學的回國後還有用沒有?

8.  是否新中國只要大家窮得公平,而不重視新技能、新知識?

9.  中國目前固然愛護人民,但在得勢之後會不會把人民一腳踢開?

10.  它會不會象國民黨一樣漸漸腐敗起來?

11.  它會不會出賣民族利益?

12.  會不會走上南斯拉夫的路?

 

現在可以說,時間是檢驗真相的標準了。經過了共產黨統治的 70 年,以上這些問題的答案已經一目了然。但是在 70 年前,這些確實是放在這些留學生面前的難題,對於這些問題的不同猜想(這裡,只能說是一種猜想或者是一種判斷),或許影響了他們各人當時的抉擇。例如,1950 年數學家華羅庚不顧伊利諾伊大學對他的挽留決意回國。1949 年,陳省身卻帶着家人從中國來到了美國。陳省身回憶:“1950 年,華羅庚決定回國服務,我那時在芝加哥,他走之前,我們相聚了好多次,談到很多,有科學問題,也有政治問題,以及大家如何作出決定的問題。他回國服務之心比任何人都堅決”。 在芝加哥,華羅庚還遇到過梅貽琦先生。華羅庚的夫人吳筱元回憶當時情形:“在回國問題上,梅貽琦表示‘政治是很複雜的,留在美國可以超脫一些’”。在 1950 年初,有近 1000 名中國留學生回到了中國大陸。到 1955 年 4 月,美國解除了對中國留學生的禁令,凡是想回國的中國留學生都可以自由地離境,這一波回國的共有 200 多人。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一個文件《關於從資本主義國家回國留學生工作分配情況報告》指出:“從 1949 年 8 月到 1955 年 11 月,由西方國家歸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多達 1536 人,其中從美國回國的就有 1041 人”。到 1957 年 ”反右“運動開始後,回國的便只是極個別的人了。

 

本節參獻

岳南:南渡北歸,第三部  離別(下),湖南文藝出版社

趙維志:父親趙忠堯的曲折回國路,百年清華

http://www.tsinghua.org.cn/publish/alumni/4000382/10025221.html

 

胡平:禪機 - 一九五七:苦難的祭壇。廣東旅遊出版社。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

巫寧坤:一滴淚。

王丹紅: 六十年前留學生的選擇。《知識分子》2016/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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