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培訓”產業化被一腳剎車停住了，很多人對於這項來得如此急促而且力度如此之猛的舉措表示不理解。其實只要結合 7 月 20 日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一起研讀，就不難理解這是一套落實“三孩政策”的組合拳。

由於《意見》的震撼性，人們大都忽略了《決定》的深遠含義。讓我們先來溫習一下《意見》的相關資訊。

《意見》印發之後，教育部有關負責人就《意見》相關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文字稿的標題是《堅決貫徹中央決策部署 深入推進“雙減”工作》。答問會上提到“雙減”工作的總體目標和許多實質性的措施，歸納為下面幾條：

總體目標是一年內使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長相應精力負擔有效減輕，三年內使各項負擔顯著減輕，教育質量進一步提高，人民群眾教育滿意度明顯提升。

如何能實現上述目標呢？一是減少作業總量。二是提高作業質量。三是強化教師職責。

對於提升課後服務水平的問題，教育部的答覆是“學校開展課後服務，充分利用課後時間，提供豐富多彩的服務內容，為學生提供學習和發展空間。”具體要求是“課後服務結束時間原則上不早於當地正常下班時間，解決家長上班時間無法接送的後顧之憂。”

在規範校外培訓行為方面，擬定了從嚴審批、嚴禁資本化運作、建立培訓內容備案與監督制度、校外培訓機構不得占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學科類收費納入政府指導價之類規定。

教育部有關負責人在答問中還提到“嚴肅查處教師校外有償補課。教師校外有償補課雖是個別不良現象，但嚴重影響了教師整體形象，必須採取“零容忍”態度”

“校外培訓”產業化的根本原因在於“應試教育”，也就是俗語說的“有需求就有市場”，於是“校外培訓”市場化似乎不可避免。據媒體報道，在大剎車之前，中國的“校外培訓”行業從業員粗略估計接近 2000 萬人，相關行業的上市公司總市值達 2.5 萬億人民幣。從教育部有關負責人答記者問中，人們可以看到，課外輔導或曰課後服務有其現實需求。按照《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方案，今後“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的話，從事校外培訓者無利可圖，難道要求從業員都是義務勞動者嗎？這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教育部的解決方案是“通過聘請退休教師、具備資質的社會專業人員或志願者提供，組織區域內優秀教師到師資力量薄弱的學校提供服務”、“發揮好少年宮、青少年活動中心等校外活動場所”、“通過制定學校課後服務經費保障辦法，將課後服務經費主要用於參與課後服務教師和相關人員的補助，推行教師。‘彈性上下班’制。”這些配套以期達成目標。這些辦法理論上可行，實際執行起來卻有無數關坎要過。老師也是人，“彈性上下班”勢必對教師們的家庭生活帶來影響，如何協調解決是一項大工程，不是領導們能夠“一錘定音”的事。中央對此也是有所知曉，因此才會把各項要求定得如此具體細緻。然而從社會上的反應看來，廣大家長與學生對此毫無思想準備，一下子全被打蒙了。有朋友問到，既然教育是萬年基業，為什麼不能徐而圖之呢？謎底就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裡。

《決定》清晰地標識了其重大意義在於：（一）有利於改善人口結構，（二）有利於保持人力資源稟賦優勢，（三）有利於平緩總和生育率下降趨勢，（四）有利於鞏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果。

歸根到底就是要為“三孩政策”的推行先打好理論基礎。《決定》在接下來的部分，還就如何組織實施好三孩生育政策做出了相當明細的規定。從“只生一個娃”到“開放二胎”用了大約 40 年的時間。《法制晚報》 2013 年的一篇文章這樣寫道：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醞釀於上世紀 50 年代，啟動於上世紀 60 年代，大規模實施是 1973 年以後。1982年定為基本國策，2001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

然而從“實施全面二孩政策”跨步進入“依法實施三孩政策”的間距只有 6 年，可見解決這個問題的緊迫性。吃瓜群眾都能感覺到時下國人的生育意願下降（這種現象在東亞各國極為普遍），但未必知道有多嚴重，就讓我們用圖表來表述一番。

根據官方記錄，中國在“三年自然災害”結束之後的 1963 年，新生嬰兒達到了歷史高峰的 2934 萬，接下來連續十年每年都有超過 2500 萬新生兒，為四十年改革開攢下了豐厚的“人口紅利”。接下來的三十年，由於“計劃生育”政策實施，每年新生兒的數字在最低的 1594 萬（2003年）與 最高 2447 萬 （1973年）之間。2004 年開始到 2017 年，中國每年新生兒的數字開始基本穩定在 1500 萬至 1700 萬之間。現任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曾於 2014 年發表論文《立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人口學後果分析》。他在文中推測“假若 2012 年立即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未來 4 年內，我國年度出生人口將分別達到 3540 萬、4995 萬、4025 萬、3540 萬。”可惜他的預測沒有出現，2018年新生兒數字下降到 1523 萬，2019年再降至 1465 萬。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出生人口為 1200 萬人，當年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 1.3，已經處於較低水平。

為什麼人們不願意生孩子呢？再聽聽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怎麼說。他認為“我們每年育齡婦女的規模要下降500萬左右，生育旺盛期的婦女下降大概也有幾百萬，所以這樣育齡婦女規模大幅度的下降，就造成了出生孩子人數的大幅度的下降，這是主要的原因。第二個原因呢，是最近幾年我們的婚齡，從23歲逐漸推到了27歲、28歲左右一個情況，所以婚姻的推遲、生育的推遲，也會造成在最近幾年我們生育孩子數量的下降。”（來源：央視新聞客戶端）

以上兩個原因當然影響生育數字，但是更多人認為群眾生育意願降低的原因牽涉到就業、住房、育兒多方面因素。《決定》為了“滿足群眾多元化的生育需求，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切實解決群眾後顧之憂，釋放生育潛能，促進家庭和諧幸福。”做出了一系列原則性的指導。尤其在“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這幾個方面作出了一些新規定。對於“婚嫁”的考慮沒有詳細說明，是否將推行“不許強索彩禮，不許把有車有房與婚嫁掛鈎”的規定暫時沒有公布。具體的規定在“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方面。譬如“取消社會撫養費等制約措施。取消社會撫養費，清理和廢止相關處罰規定。將入戶、入學、入職等與個人生育情況全面脫鈎。”以及“支持有條件的用人單位為職工提供托育服務。鼓勵國有企業等主體積極參與各級政府推動的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建設。加強社區托育服務設施建設，完善居住社區嬰幼兒活動場所和服務設施。制定家庭托育點管理辦法。支持隔代照料、家庭互助等照護模式。支持家政企業擴大育兒服務。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幼兒園招收 2 至 3 歲幼兒。”

說到底，《意見》和《決定》的出台，都是為了解決群眾生育意願低迷，着力於推行“三孩政策”的目標。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課後服務是一項大工程，政府與社會各階層都需要投放大量資源。倘若“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實施由用人單位為職工提供托育服務，勢必增加企事業單位的經營成本。除非重現“供給制”年代國家全包的形式，否則難以持之以恆，行至久遠。

最後還是要說一說為“應試教育”所設的“校外培訓”。“雙減”表面上卡住了校外培訓機構的牟利途徑，但是未能解決由於單純以分數招收學生的弊端。家長和學子為了爭取好成績，卻又沒有暢通的渠道給他們提供有效的幫助，心理壓力同樣會非常大。教育部若能夠與學校商討，制定一套綜合評分的招生制度（曾經施行的“家庭成分”因素可千萬不要再列入其中），或許會是一個新方向。但是這一來對學校領導的專業操守要求更為嚴格，“外行領導內行”的現象就會喪失了生存的基礎。

竊以為只有徹底改變“分數至上”的傳統觀念，“雙減”的目標才有可能達成。當孩子們學習不是為了考試，更會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和激發他們對於其他方面知識的探索精神。當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降低到合理水平，群眾的生育意願自然會有所提高。否則的話，即使把“計生辦”改成“催生辦”也無濟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