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生 啊，真 操 蛋

——淡读《零年代》

老鼠嗅到气味能追踪到食物，阅读者也能根据因缘际会碰上心气相通的文字。零八年冬，偶尔买了打折的《当代》，还有《收获》。恰巧撞见了两篇心投的文字，一篇《零年代》，一篇《巴比伦少年》。之前，从来没接触过这两篇小说的任何讯息。能在铺天盖地的作品中，一眼相中，不得不说这是上帝下的投缘状。而我，于阅读《零年代》两年后仍念念不忘要写这篇评论，足见倾心。

两年心仪一个小说而写不出评论，于我有诸多思考。一是文学和故事的区别。文学趋于冷，

故事趋于热。故事的热在于情节和叙述，某种程度上带有消遣的性质；冷的文学，于字、句、段落的边角能猝然遇见人性的幽微，洞彻人性的阴暗或者幽光，人性的幽光嵌在字缝的针脚处，产生激荡心灵的绵密或者微澜，此所谓耐读、所谓打动人心。年轻人读不进冷文学，人生一帆风顺的人读不进冷文学。

《零年代》写赵伏文这个人的操蛋生存。一个在社会边缘徘徊、然后是一家子在社会边缘徘徊。平庸、琐碎；但真实、活泛。写山村，写城市，那种孤独光阴中流泻出来的细节特别能打动人，勾动人心里的角角落落，处处不能平静。把冗沉的杂事写得起伏跌宕，这是笔力。我一向觉得写这类小人物的小说比写那种史诗背景的小说更需要作家的创作冲动和创作自觉性。有一次和心懿聊到小说什么最重要，我说是激情和勇气最重要。激情是心灵是灵魂是光芒是人身全部血气，是作家碰到的苦难本身激发的激情爆发出创作的欲望。

老实说，相比于《零年代》《一地鸡毛》这类日常叙事类小说，史诗背景的题材更容易讨巧一些。《零年代》整个基调是冷，就是写结婚、写打情骂俏这样愉悦的人间情状，钟求是叙述的语气和语态都是冰冷的，没有兴高采烈热情洋溢的文字折射，那种十足的冰冷，冷到骨子里，仿佛钟求是这辈子没经历过喜悦高兴的情感体验。文学是作者内心的外化，一个心累的人，才写不出高兴的文字，好在，留下了一个“悲欣交集”的结尾，为蝗虫样的人生边际撕开一抹曙光。读完之后，忍不住落泪和难过。为故事，也为自己，小人物的痛苦挣扎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于我心有戚戚。心里想，这个时刻被生活压迫着的人生一点意思也没有，无以言语的感伤。

我和《零年代》一见倾心，但作品中的赵伏文和林心没有一见倾心，而是一次看电影的偶遇慢慢倾心。尔后因为一个林心村而把林心的今生后世，都融入了进去，事实上其后出现的王云琴代替了林心的角色，也一同融入了进去。赵伏文结缘林心村，是其对理想生活的实践。对成功人士来说，这个鸟小说不过是一部卑微小人物的颓废史，这类小人物不计胜数，有权有势者唾口吐沫，就能把这类小人物淹死了。然而不，成功人士大多雷同，交际背景钻营理性，这些必须的装备成就了他们的成功。而小人物的任性颓废失败沉沦，譬如写赵伏文放弃公务员而躲进闭塞的山村，而这个山村闭塞到被村民自己也遗弃；写林心，因为两个人落水赵伏文无意的一揣，致使赵所以被人流林心跳楼；歌厅女王云琴的出现，两个人的结合，送孩子，一家子由聚到离，很多时候读着令人泫然落泪，心里堵得慌。生命是一个表现的过程。正是这些生活的无奈引发的悲欢离合以及由此引发的内部种种人生走向的不确定性、人生的游移，才使人类生活变化莫测，多姿多彩，尽管这个姿彩带给人的结局各各不同，有的甚而很不美妙，令人嘘唏令人感喟，而这个嘘唏和感喟，正是生命的共鸣。

小说中清明因为唇裂漏声被同学取笑而打架，赵伏文带孩子看过医生之后父子俩平静的对话：“赵伏文说：‘听见了吧？这是小手术。等爸爸攒够了钱，就过来给你做。’清明说：‘那什么时候攒够钱？’赵伏文说：‘也许半年，也许稍长一些。’清明说：‘半年时间不长的。’清明说：‘我可以把这事儿跟同学说吗？’赵伏文说：‘可以的，你跟同学说，这是爸爸答应的。’赵伏文又说：‘你还可以跟同学说，手术做着做着连疤痕也找不到了，这是医生答应的。’”叙述很平淡，平淡得不落痕迹，但平淡之下是被生活压迫的困顿，不落痕迹之下是小说感染力的爆发。小说中类似这样的叙述比比皆是，读此类情节，总有一股压抑缠绕心头，很多时候，读完一段，就要缓一缓，喘口气。

小说叙述语态犹如心如死灰中在柔婉低徊，正像林心爱听的钢琴曲《寂静之声》的意境。读《零年代》，我一直感同身受，沉浸在这样的气氛里。作家对题材的选择，写什么，不写什么，受作家自身生存环境的影响很大。小人物身上更多的人性脉络，人性的变化起伏，从文学角度说，反而小人物更多地支撑了文学的人文内涵。《零年代》的好，在于把操蛋人生的平庸生活转化成了人类共通的精神的内核，转化成了灵魂的通约性。这也是我这个小人物和《零年代》的共通之处，是魂魄的共性产生共鸣。残雪说：“一部作品，里头共性、通约的东西越多，文学价值就越大”，读者和作品的共性和作品深度成正比。

读者对作品产生感情，才能两年后仍久久不忘。彼此之间有一个强大的、隐喻的链接，这个链接就是具有同一个柔软，同一个感性，同一个痛，同一个冷。柔软感性痛和冷，都缘于对理想生活不能达到而长久淤积于胸的坚冰，理想丰满而现实凋零，两者之间永无和解的冲撞，才使坚冰更坚硬。坚冰是不如意，坚冰是心累。感性的人有童话般的要求，林心就是如此，想活出率性，现实是程咬金的板斧，三板斧就摆平童话，充满理想的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磨损的越厉害，生活的信心就越弱，林心也就不得不死。理性的人，一定对林心的死不屑一顾，认为那是任性偏执的咎由自取。

林心死后，赵伏文摆脱城市生活，去林心村，既是守卫自己的理想，让生活和自己的性情零距离接触，更多，是守卫自己和林心的心灵契约，赵所赵以当然是赵所以的延续。在这点上，《一地鸡毛》没有摆脱生活的囚笼，而《零年代》能使人处处感受到理想的光晕。我们乡村出身的人，童年都有一个城市梦，可是新世纪以后，展现在所有人面前的是一个个病态的城市，我们不得不思考，城市化生活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照耀人的心灵。人类对物质的研究成果，并没有深刻地影响到人类内心。城市带给绝大多数人的不是机会，而是迷茫加渺茫。克里希那穆提和博姆对谈时有句话，“现代化的生活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一个人的性情往往决定他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世事冗沉，《零年代》还能带给我感动，不能不说同为小人物的贴心是主要的，同样主要的还有带给我其后人生的思考，“什么样的人生是美好人生”，我找到了一个消极颓废的答案：性之所至的人生最好。赵伏文如此，我也向往如此。

2012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