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耶诞、新年有十多天假期，小女回家来度假。家族中有几个人的生日都在 12 月末或 1 月初，因此这段时间“爬梯”一个接一个。往年总会有一些聚会在外面进行，今年却基本上在各自的家里操办，男女老少亲友齐聚，一扫疫情带来的阴霾气氛。往年这段时间还会组织一些两三天的旅行，考虑到还有零星疫情个案，所以也取消了。女儿与同学、同事聚会也比往年少，呆在家里的时间较多，父女之间的交流也多了。
有一天我看完 Aljazeera 的新闻报道之后，女儿对我说，据她的观察，我不太看中国的电视新闻，问我为什么？我告诉她，因为中国没有新闻报道，所有的中国媒体都是“政府政策宣导员”，无论内容或者是版面都同样没有吸引力。我还记得，先父当年办报的时候，报社里的记者被戏称为“铁脚马眼神仙肚”，据报社里的叔叔阿姨都说新闻是“跑”出来的。那个时代，摩托车还不普及，“跑新闻”的记者靠的是双脚或自行车，一则新闻“跑”下来，往往累得半死，因此有“铁脚”的说法。即便后来用上了摩托车、采访车，真正的新闻还是离不开“跑”；新闻记者还要有敏锐的新闻触觉，通过一些表面现象发现内里的新闻价值。据说马的单眼视觉能够达到 350度，所以被借用来表现新闻从业员的视野；跟进新闻素材有时还要蹲守，紧急情况之下，可能饭都顾不上吃，因此抗饿的能力也还重要。以上三项要素就是“铁脚马眼神仙肚”这句俗语的来由。如今中国的官方媒体，重大信息一律按照上级单位所发“通稿”填充版面，无人敢越雷池半步。譬如去年 7 月 23 日郑州市京广隧道积水造成车毁人亡事件，被困民众的求援信息铺天盖地，各大媒体却毫无反应，不禁叫人回想起关于前苏联的一则笑话。说的是民众到报摊买《消息报》，报贩回应道：“只有‘真理’，没有‘消息’。”
说到记者的三项要素，不免联想到跑娱乐新闻的“狗仔队”，为了抢得一个“独家”，他们把“铁脚马眼神仙肚”的要素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地，至于当事人与民众对他们的“爆料”手法是褒是贬则各有不同。尽管毁誉不一，香港“狗仔队”的业务能力与世界各地同行相比，倒也不遑多让。不过自“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言论自由的空间不断被压缩，别说是“狗仔队”，香港新闻机构走向“通稿化”的日子估计也不远了。
从香港新闻自由的变异，谈到了女儿一些仍然留在香港的小学同学。由于女儿小学毕业就离开了香港，至今仍然保持联系的同学并不多。她给我说了几个名字，有些我还有印象，其他的就记不起来了。我问起他们的近况，女儿说总体不乐观。女儿打开 Youtube 频道，播放她一位同学的作品。这位同学是曲作者，最近几年有不少作品甚受年轻人欢迎，也得过几个奖项。我听了其中两首，其中一首表现出对“反送中”有强烈的认同；另一首则描叙了年轻人对于现状的无力感，无奈地选择了离开，却保持着对未来的殷切期望。我对女儿说，以她这位同学的政治倾向，恐怕创作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女儿说同学本人对此早有预见，但却没打算妥协。另外一个不妥协的是也是一位女同学。她毕业于教育学院，当了十多年教师。出于对“教师宣誓效忠”的反感，毅然辞去教职，到私营补习机构当补习老师兼画画维生。还有一位男同学，大学念的是社会工作学系，毕业以后当了一名社工，因为感觉到政府的社会服务政策偏离他的认知，同时不认同社工需要“宣誓效忠”的做法，宁愿放弃自己的专业和固定的收入改行开出租车。无独有偶，我有一位农友的女儿，与小女同年，也是她儿时的玩伴，原先任职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职位是部门经理，年收入不菲。去年中萌生退意，持 BNO 证件移居英国，然后在伦敦找到了同类型的工作，虽然职位和薪资比起在香港的时候略有下降，但她表示心情舒畅，没有了过去两年在香港所感受到的“工作流程大陆化”所带来的不适应和压抑。以上这些事例在香港年轻人中的占比大小，没有具体统计数字，不好下判断。不过，即便统计数字显示出，年轻人的真实感受与特区政府官员相悖，他们也会有一番说辞。譬如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上月初接受《环球时报》访问时 ，对于投票率低的评估就曾表示“投票率受很多因素影响，高低并不代表甚麽，亦无必要过分担心，举例有说法认为，政府工作做得好、公信力高，投票率反而会降低，因为民众没有强烈诉求要选择议员监督政府。
说到“工作流程大陆化”现象，我不禁回想起大约十年前的一件事。话说当时小女想要回香港应聘“香港廉政公署”的一个职位，询问我的意见。对于女儿选学科、选工作我一向保持“积极不干预”的态度，但那次我却极力反对。我对女儿说出反对的理由是：自“香港回归”以来，明显看得出中央政府对特区政府事务的干预，也可以观察得到大陆的行为准则、领导意志对香港行政、人事的影响。据此可以判断“一国两制”只是一句空话，更不可能实现“港人治港”。小女以其在新西兰政府系统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式，势必无法适应逐步“大陆化”的香港，必将会以挫败、失落收场。小女对我的说法将信将疑，但也没有再坚持。几个月过后的 2013 年 4 月，香港审计署报告揭发汤显明在担任廉政专员期间，于 2010 年 11 月初以及 12 月初，举行了两次“超标”晚宴，宴请中国内地官员代表团魏宏、曹建明等。为了绕过申领酬酢开支规管指引，以“分拆帐单”及改作“宣传费用”入账手法，破坏了行之有年的公务员守则。其后媒体再挖出其它涉及北京驻港官员的违规宴请，引起公众哗然。对于汤显明的违规行为，香港律政司宣布，由于没有合理的定罪机会，决定不对汤显明涉嫌贪污腐败案件提起公诉。但是，刑事检控专员杨家雄资深大律师说，“我们决定不检控，不代表我们认同他所有的行为”。
身为“廉政专员”而带头破坏香港公务员长久以来所遵循的肃贪倡廉准则，实属罕见，也足以证明我对香港公务员“大陆化”的预判并非无的放矢。十年过后，香港警方及公务员的行事方式“大陆化”的现象更为普遍，难怪稍有独立思想的香港年轻人，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作出回应。但是特区政府官员对此毫无触动，不知反省，因为他们不必取信于民，只要戮力呈现出对某人的“效忠”，官位自然稳如泰山。
特区居民有如此这般的“牧宰”，实属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