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   那   边

（长篇小说）

万沐

（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五、苏社长桃花色的学生年代（上）

故事还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说起。

中国苏南市，有一个从当地医学院毕业叫苏羚的女学生，已经不满足于在当地做一个平凡一生的眼科医生，也看不上那些围绕在她身边的平庸的工程师、教师及公务员追求者，便缠着父母亲一定要出国留学，一定要在海外闯天下。但苏羚的父母亲都是普通的中学教师，根本就筹措不出一大笔出国的经费，更何况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要去到一个根本不了解的天涯海角，也是父母亲放不下心的。

然而这个叫苏羚的女孩子，态度却特别坚决，她说，只要父母亲不干涉就行，经费的问题，她一个去加拿大留学的同学完全可以借钱给她。

无奈，父母亲只好由她去了，苏羚便自己申请起了去加拿大留学的事情，父母想，谁会借这么一大笔钱给她呢，不管她，碰了钉子，她自然就回头了。

其实，表面乖巧听话的苏羚早在前几年已经豹变了。

却说苏羚虽然表面听话，一路走来，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学生干部、学习标兵，其实心机极深。她知道见什么人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所以一路顺水顺风。在大学时候，苏南地方商业经济已经领中国风气之先，苏羚不仅拼命学好专业课，争取好的政治表现，成为大学生中少有的党员干部，更在经济上开始动脑筋。

一次她突然牙痛，由于在所在医学院的门诊部看医生后，两天仍不见好，便去了当地晚报上打广告说得神乎其神的一家私人牙医诊所，结果经医生处理后，果然很快就不痛了，这让苏羚很意外。

经过打听，才知这个小诊所的牙医，却有着十分不俗的经历。原来，这个陈姓医生是解放前毕业于华西大学的高材生，后来一直在上海一家大医院任牙科医生。无奈，反右时候被打成右派，在单位和家庭里备受歧视。更惨的是，文革中又被打成美国特务，那个精明的上海太太一看大事不好，立即和他一刀两断，几个孩子和他也失去了联系。最后，陈医生被发配到川西县城老家接受劳动改造。

虽然被打成了美国特务，但家乡人知道这就是一个人整人的借口，用当地革委会会主任私下酒桌上的话说“格老子里（四川话发语词），这豆是（就是）下江人整咱们四川人，他娃（这人）可能太老实了，让人家找个人来垫背，锤子的个美国特务，特务个锤子”！

由于这个造反派头头根红苗正，是从一个生产队长上来的，所以他说话没有其他人敢反对，即使成都军区“支左”的军代表都要对他让三分。由于这个造反派投资的庇护，陈医生没有继续下放到生产队里去干活，而是被安排到了金牛公社医院做了合同制医生。

不过，尽管当地的农民对他很是敬重，但对在上海生活惯了的这个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有一种巨大的人生悲剧感。虽然曾经和当地的一个农妇结婚，但那不过是一个比他在公社医院当医生更有临时性质的一场临时婚姻。

好在十年以后邓小平又掌权了，陈医生离婚又回到了上海的大医院，但这个医院留给他的已经满是伤心的回忆，而且还要每周参加两次对党感恩戴德的政治学习。更兼那个早年跟他离婚的太太，也抛弃了文革中结婚的军代表丈夫，又纠缠着要和他复婚。明明是冲着他补偿的一大笔工资来的，嘴上却说为了家庭团圆，他真是烦不胜烦！

当时，国家鼓励私营经济发展，随便在街上摆摊的游医一个月的收入，都是他的十倍，陈医生想自己也只是五十开外，开个诊所，起码还能干个十几、二十年，这几十年来被体制压抑的痛苦也该好好释放一下了。于是便向医院打了辞职报告，一时大家都觉得他疯了。明明苦尽甘来，又在医院带着研究生，组织上还准备推荐他担任市政协委员，他辞职到哪里去找这种待遇？然而陈医生却铁了心，不想在体制内混了，坚决要辞职，最后医院报上海市卫生局后只得同意。

陈医生也不想在上海这座人情味淡漠的城市生活了，最后他选择了苏南市，在一条风景宜人的西施河畔租下一座房子，办起了牙医诊所，由于他的背景和过硬的医术，使得苏南医学院牙科部病人也减低了不少。

而苏羚在陈医生的牙医诊所治过病后，便生出了一个想法来，就是自己能不能在周末去那里谋个兼职。这样一来可以挣一笔生活费，尽量减轻父母负担，二来，医生的工作是手上过的活，早点找个实习的机会，将来学校分配，更有优势。

于是他在一天专门找了一个机会去西施河边的陈医生诊所，看到诊所没啥人的时候就走了进去。陈医生看到有病人来，马上做出要诊病的样子，但苏羚却歪起头笑着说，她是来感谢陈医生的，陈医生也想起了前两周这个女孩子来看过牙。于是笑着说：“感谢什么啊，看好了是我的本分，看不好是我的责任！”，一句话说得苏羚原本还有些紧张的心情刹那间放松了。于是，便把自己从水果店里买来的一袋苹果放在了陈医生的桌子上：“我是个穷学生，请您不要嫌弃！”

陈医生一下用手推开，说：“要不得，要不得，我哪能干份内的工作，收份外的礼物喃？”苏羚听得出，陈医生虽然说普通话，但四川口音还很明显，苏羚父母学校里有一个老师就是这种口音。

但苏羚很俏皮，又将苹果推到了桌子原来的位子上。说除了感谢，还有另外的一件事求他，陈医生茫然地问：“什么事？”

苏羚说：“您愿不愿意招一个实习生，我想在您这里来打工？”

陈医生说：“我这里有时候确实忙，需要一个人当当助手，但要有医学背景的人才行啊！”

“我就是苏南医学院大二的学生。”苏羚兴奋地说。

“有学生证吗？”陈医生问。

“有”。苏羚飞快地从书包里掏出了一个红皮的学生证，陈医生看了一下，她是苏南医学院医疗系一九七九级的学生，出生地也是苏南市，出生日期是1960年11月4日。

“没错”，陈医生心想，他对这个外表清新，个头高挑的女孩印象也很不错，于是便决定用她来当助手。至于工资，陈医生说：“一个小时五块钱怎么样，每个月结账，有多少算多少？”

“太好了”苏羚没有想到会这么顺利，竟然一下就谈成了，而且工资是那些搞家教的同学的两倍。

苏羚在陈医生的诊所主要是周六下午和周日去帮忙，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周末休息只有一天半。由于她并没有受过牙医的基本训练，所以工作一开始手还是比较生疏的。好在她人很聪明，很快就成了陈医生得力的助手。陈医生对这个漂亮的江南姑娘很欣赏，而苏羚却对这位儒雅的、富裕的中年男人也产生了许多另外的感觉。但是，她所受到的教育却不容她放纵自己的想法，尤其她作为团干部，经常组织政治学习，教育广大团员要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自己这种怪念头是无产阶级思想吗?

但这种念头却一直挥之不去，苏羚感觉到很纠结，她开始失眠了。几个月以来，每晚都是辗转反侧，眼前既晃动着陈医生成熟的、风度翩翩的学者模样，耳朵又不断响动着“哗”、“哗”、“哗”数钞票的声音。她为自己的心思感到羞耻，但却又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其实，苏羚在学校不乏追求者，但她都看不上眼。一个河北来的小伙子，对她十分痴迷，总是有事没事地找她搭讪，积极争取入团，她其实很明白他的心思，却一直装傻。小伙子虽然学习不错，人却太老实，这种人将来在社会上肯定吃不开。尽管打心眼里看不上这个河北小伙子，但为了自己在同学中的人气，却也一直不愿意拒绝他，让她成为自己的死党。一位南京来的小伙子虽然仪表堂堂，但父亲是个“三种人”，她判断，这样的人也是不会有前途的，她清楚，中国已经完全翻过了“文革”那一页。她看上了苏南市市委宣传部长的儿子，但部长的儿子却并不太搭理她，让她感到很失落、很受伤。

她很清楚，人生在世上，就是“钱”、“权”两个字，没有这两样东西，你什么也不是。看看自己的父母虽然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但一辈子根本就没有出息，她下决心走出父母亲的死胡同。

她盘算着，自己要走向社会了，在“钱”和“权”二者中必须有一个，而且，最好两个都有。她精心权衡着，既掂量周围的人，也细心地保护着自己。

一个周末，苏羚犹豫了一下，没有去诊所上班。到了星期六下午，宿舍楼守门的阿姨突然来到她的宿舍敲门，说有电话找他。苏羚明白是谁，便故意慢慢吞吞地走过来接电话，一看就像生病的样子。拿起电话，那边传来陈医生的声音，问她怎么没有过来上班，苏羚便似乎有气无力地说自己感冒了。

在电话那头，陈医生一听就显得很着急，问她去校医院没有？怎么不早点告诉他，要不要他马上过来？苏玲觉得陈医生好像一下慌了手脚，像一个沉不住气的小伙子一样。

电话这头，苏羚心里突然有些得意，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的笑容掠过了脸上。但嘴上却说：“陈医生，您忙病人的事情吧，我没有什么 。”并略带歉意地说道：“我们宿舍楼的电话打不了外线，没法向您请假，我想去邮局那边给您打电话，但觉得头重脚轻，没法走出去”

“别、别动了，我今天尽早下班过来看你。”陈医生在那头语气很急促的样子。听得出旁边有前来诊病的人问他话，但他一直没有回答。

下午五点过后，陈医生果然来到了苏羚的宿舍楼门房，带了感冒药，还有一大包的麦乳精、苹果和新鲜出炉的面包及蛋糕。从苏北来的守门阿姨啧啧赞叹：“爸爸对女儿老好啊！”两人都装做没有听见，陈医生叮咛了好一阵子才离开。苏羚在宿舍放下感冒药，转身就带着陈医生的礼物回家去了。

大概过了半年多的一个月底，陈医生又给苏羚发工资了，当月的工资是二百八十六块钱，但是陈医生又另加了五十块钱作为奖金。这三百三十六块钱是父母亲两个月的总收入。因为父母亲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七十二块钱，再加上其它一点补贴只有八十多块，但在他们所在的中学已经属于高工资了。然而，苏羚自己一个年轻人业余兼职竟然有这么多的收入，令她的野心一下膨胀起来了。她深深感受到了脑子灵活带来的好处，她也看到了苏南市许多一夜暴富的人所具有的风光。所以她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再不能过她的父母亲那样的日子了。

她看到，社会上的女青年已经在走捷径，嫁给获得平反的右派、资本家、老干部。尽管学院里莘莘学子对此不屑一顾，保持着自己的矜持，但现实却是很讽刺的。七七级的一位学姐虽然学习很优秀，但毕业分配工作时，却不得不找她的一位中学女同学帮忙。这位女同学中学在中学时学习一塌糊涂，但由于长相出众，身边总是围着一帮狂蜂浪蝶。高中毕业后，许多同学还在待业，她却进医院当上了护士。前年又嫁给了市卫生局局长，一个南下的老干部。听说局长老婆文革中自杀了，几个儿子都比这位后妈大，局长也比这位同学的爸爸大。本来这位七七级的学姐对她的高中同学嗤之以鼻，但是刚刚面临分配的时候，学校却要让她到苏北乡下去，学姐一听急了，但又没有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去找这位高中同学。

这位局长的新科老婆一看她们班上当年学习最好的人来上门求她，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不过也是很给老同学的面子，很快卫生局长的电话就打到了校党委书记那里，党委书记立即过问学生的分配。结果，学姐不仅没有去苏北，而且还把去上海的那个名额占了，还进了著名的华东医院。

这个情况是她周末回家时听妈妈说的，她妈也是这位学姐妈妈的中学同学。说起此事，她的父母一阵感叹。听学姐的妈妈说，学姐的那位高中女同学威风得很，回原来当护士的医院、参加中学同学聚会都有卫生局的专车接送。而学姐虽然曾经很清高，但没有同学的关系，恐怕只有去苏北那个穷乡僻壤的医院为贫下中农服务了。

这个事情也给苏翎一个很大的刺激，她反复想，如果走父母的那条路，自己将来也就是个老医生而已。尽管社会赞扬学姐那样励志女生，但最终她却要拜倒在其同学的脚下，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权力决定一切。在中国，钱重要，权更重要。女人没有这两样怎么办，美色马上就可以变现。现在苏南医学院的多少领导和专家学者为了职务和职称，都想高攀上学姐的同学、苏南市卫生王国的皇后——一个当年高中都几乎毕不了业的不良女青年。说起来讽刺，但这就是现实。而且苏羚断定，这将会成为一个中国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