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读完了《陈寅恪与傅斯年》，岳南写的。不错。同时在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王国维与陈寅恪》，结果还是先读完了岳南这本，可见此书的可读性较另两本要高。关于陈寅恪，之前还读过某人写的简体字本《国学大师陈寅恪》，印象不太深刻。至于陈本人的著述，惭愧的很，刚刚开始接触，正在读《柳如是别传》，估计将是一个漫长的心灵之旅。

大家都知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是杜甫写诸葛亮的诗句。陈寅恪不是诸葛亮，也不是军事家，没有什么“出师”的问题，然而，他作为一个学术英雄，知识人中的佼佼者，却实在有在学术、政治领域“出师”的壮志，可惜造化弄人，陈生不逢时、时乖运蹇，空有“学术报国”之志向，却屡屡遭到中共政权和御用知识分子的无情打击，因而其在学术领域的“出师”功业也是功败垂成，与诸葛亮之北伐似乎有某种可比性。因此读完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这两句诗就跃然笔下。

第一次听说陈寅恪的名字，是那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然而当时我醉心文学，无暇深究。

第二次听说陈寅恪的名字，是去国多年后，一位老华移提起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而当时我醉心于玩网络媒体，依然无暇深究。

后来，在本地的图书馆里借到一本类似陈寅恪传记的书，就是上文提及的《国学大师陈寅恪》，讲了一些轶事和掌故，但是印象不深刻，书写得也很一般。于是也没有引起我深究的兴趣。

过去三五年，我花了许多时间阅读中国历史，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然而直到最近才开始接触陈寅恪先生的作品。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陈先生研究的国史主要是隋唐，而我读史的兴趣主要在近现代。

当然，陈先生自己的写作方式也多少影响了我的阅读。比如，他用文言文写《柳如是别传》。我小时候接受的中文教育实在粗浅，文言文更是非常薄弱，乃至今天就阅读而言，（现代）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文言文是我的第三语言，（古代）英语是我的第四语言。考虑到中国人经历过无数次的文化断裂，今日中国精通文言文者可谓凤毛麟角。而这少数人又大多在学界，特别是古典文学、历史的研究人员。陈作的曲高和寡自然局限其社会影响。

《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可贵就在于通过对陈、傅二人的历史渊源与关系史的梳理，描画出中国部分知识人在1949年前后直至文革的人生、学术轨迹。从而让大师通俗化、故事化了。通俗化与故事化对于普通读者是很重要的，对于赢得读者、扩大社会影响也很重要。

然而恰恰因为通俗化、故事化的努力，对于两位大师的深度理解就不足了。比如，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他最广为人知的名言。然而岳南书中说什么陈的《柳如是别传》是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云云，让人摸不着头脑。

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出自他纪念王国维的碑文。原文如下：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夸奖王个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知道，中国文化里没有“独立”与“自由”的概念。这二者似乎都是近代以来的舶来品。王国维也好，陈寅恪也罢，当年中国有许多饱学之士，都在西方接受了很多教育与理念。“独立”与“自由”应该也是陈、王等人接受的西方思想。这两个概念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与中国传统思想的集体主义（表现为家族主义、团体主义)，反对个人自由的礼教格格不入。陈寅恪赞扬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在赞扬一种西方式的个人主义精神。而汉族、以及所谓的“中华民族”两三千年来就没有个人主义的精神，至少在主流思想中找不到个人主义的“独立”或“自由”。因此我在读到岳南书中的引述时觉得不解。

然而在陈的《柳如是别传》中，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原文如下：

“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在我看来，陈这是在借酒浇愁。把柳如是个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提升到民族代表的高度，乃至借此书为自己（及一些知识人）“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处境而鸣不平。

从表面上看，把个人主义的“独立”与“自由”附会到某民族身上文意不通。然而，陈寅恪是士大夫家庭出身，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教诲（其父陈三立名字的缘由），以天下为己任、视自身及一众学术精英为民族代表的想法根深蒂固。这样一来，陈所谓“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里的“我民族”其实是“我民族精英人士”之简略尔。陈这样写大约有故意含糊其辞，以规避政治审查的用意。然而岳南先生直接引述，却直接点出了作者的短板：对陈欠缺深入的理解。

当然，岳南不是一个学者，《陈寅恪与傅斯年》也不是一本思想评传，然而这样的粗疏总是让人遗憾的。

岳南的另一个重大失误在于他对陈寅恪一段文字的理解。这是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的一段话：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

岳南的解释是：“维让他引以为荣和自豪的，就是平生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这是他的自尊自重之处，也是垂范千古的警世名言和不朽碑铭。” 这个错误的根本在于“告慰友朋”与“引以为荣和自豪”之间的距离。

陈寅恪说的是自己可以用来安慰亲友朋辈的是：自己做到了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岳南解释成他的自尊自重，甚至引以为荣和自豪。牵强了。陈用来宽慰友朋的说法固然可以用来宽慰自己，但那也仅仅是“宽慰”，与自豪、引以为荣还是颇有距离的吧。陈如觉得自豪，似乎还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情。然而说“告慰友朋”却没有这种真理在握的豪气，而仅仅是无可奈何的抚慰。

何况从下文来看，陈对于自己的成就实在感觉有很多遗憾。从现在看来，陈的学术造诣似乎不能和傅斯年所谓“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赞语相配。如果他确实有学术报国的梦想的话，他的学术不仅没有达到报国的目的，反倒被中国学生们打倒、批臭、封杀，甚至于被侮辱人格，成为“梦寐”与“遐想”罢了。

岳南认为陈是在“自谦”。我觉得不是。我读的感觉是：陈觉得自己虽然有才，然而未能大展其才；学术上虽有创获，然而创获不多；虽有造诣，然而造诣不深。据书中引用的陈“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的俞大维说过，“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如上所说，在史中求史识。”结果，他的这两个目标一个也没有实现，更不用说其背后“学术报国”的梦想了。

陈寅恪没能实现其志愿，达到学术上的顶峰，这一悲剧固然主要要怪中共政权，在陈自己当也是人生的一大失败。所以岳南从后人的角度去理解陈，觉得陈成就卓著，因此这里在“自谦”，似乎犯了以己度人的失误。

未能实现学术报国梦想未能写出史学巨著的陈寅恪，和未能实现北伐大业未能恢复汉室江山的诸葛亮，似乎都可以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来评论来同情。

最后，一直以来，我对于陈寅恪如雷贯耳的大名与他鲜有人读的著作之间一直有一个疑惑，即: 他凭什么名气这么高？

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是阅读陈的大作。我开始阅读他了，但是还不能判断。

倒是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中，有一段引述陈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运用唐人诗歌，特别是白居易诗歌来分析唐朝历史的段落，引人入胜，跌宕起伏，让我见识了陈的以诗证史的考据功力。在全书的其它地方，岳南都是从他人的评论、作品、和陈在待遇等问题上的比较等来凸显陈在学术上的地位。如果没有这一不长的段落，那么整本书对陈的吹捧都只是人云亦云而已。然而这一段只是全书十七章中之一章中的一节而已，篇幅嫌少。对于大众化、通俗化书籍来说，这样的处理或者是必须的。读此书者，有几人觉得这部分写得好呢？大概率很多人嫌这一节太长了呢。

虽然我这里批评了《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的失误与不足，但是我还是会推荐大家读这本书。就目前我读过和正在读的基本关于陈寅恪生平的书来说，这一本可读性最强，文笔最好。相比之下，《国学大师陈寅恪》、《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要差得多。《王国维与陈寅恪》尚未读完，然可读性略逊却是事实。

网络上似乎有人在骂陈是浪得虚名，然而批评者对于陈的了解与阅读似乎都不足以做出有说服力的判断。陈对于历史的态度有一种“了解的同情”的说法，和钱穆在《国史大纲》对读者要求中的“温情”也许相通。也许对于陈寅恪，我们也应该有这一态度，先了解、同情，之后再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