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態清零”政策完美展現了“長官意志”的威力，哪怕它不符合醫學界對於流行病學的普遍認知。“動態清零”政策同時成功地阻斷了“復工復產”的順利施行。經過“動態清零”的反覆折騰，中國大陸的經濟現狀，並不是某人所說的“暫時影響一點經濟發展”，而是明顯地向縱深延申。

今年六月間，有關公務員、教師的減薪傳聞開始出現，據說廣東、浙江、江蘇等地公務員薪酬下調幅度達兩、三成。降薪的原因無一例外都是由於疫情引致地方政府收入下降。

又過了三個月，到了金秋季節，雖然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主要指標”似有改善，但一些地方卻傳來裁減公務員的消息。譬如陝西河曲縣將原來的事業編制 1，964 名，大刀闊斧砍掉三分之二，只剩下了 659 名。浮山縣原有事業編制人員 1，944名，縮減一半至970 名。至於山東省市縣三級收回行政編制  8400 名，收回事業編制 1.3 萬餘名；省級統籌事業編制 4.5 萬名。  

部分地區裁減公務員，有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則是財政收入不敷支出。譬如河曲縣常駐人口約 12 萬，2021  年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 12 億，支出則達 20 多億。 公眾號“假裝是天堂”的作者“老徐”發現，與河曲縣一樣既缺錢又機構臃腫的、人口規模低於 10 萬 的縣城至少有 200 多個。又如陝西省佛坪縣人口僅三萬多人，卻養了 2，000 名公職人員。

江蘇宜興時事評論人士張建平的論述相當準確，他說“從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提機構精簡、機構改革，但是越改革越多，吃財政飯、吃皇糧的人越來越多。尤其是到了農村城鎮化、土地財政時期，他們又要維穩，順利的從老百姓手中以低價拿土地，又高價投入市場。為此培養了很多城管人員（現稱城市綜合執法人員），現在機構這麼大，這麼多人要供養，現在的經濟又不太好，又要精簡機構。”

事實上，由中央主導的機構改革時有發生，文革結束後，從華國鋒、趙紫陽、到李鵬、朱鎔基、溫家寶，每一任國務院總理都會進行國務院機構改革。某些機構被裁減，但也組建新機構。各地方政府也隨之增加相應的對口機構。不過，這一次，卻不是國務院推行的機構精簡，政府也沒發文督促地方政府精簡機構，而是縣政府主動裁減機構及編制。究其原因，估計是地方政府無法承擔日漸沉重的財政支出，而中央政府並沒有給地方政府增加撥款，“開源”無望，只好“節流”。

其實，公務員增容或縮減的現象，並非中國所特有。小女大學畢業之後就被延攬進新西蘭政府機構。最初任職於“國家統計局”，其後進入“公務員事務局”工作。在“公務員事務局”任職期間，適逢工黨下台，國家黨執政的新時期。由於工黨政府執政十年期間，大量擴展政府部門，增加了不少公務員。小女在“公務員事務局”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參與裁撤庸員、精簡機構。由於新西蘭公務員從來沒有“鐵飯碗”的概念，一切按照勞工法行事，因此不難完成。不過據小女說，國家黨執政期間，也有新增部門，擴招公務員的現象，看來當政者終歸免不了“便宜從事”的心態，關鍵只在於手頭是否充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