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清零”政策完美展现了“长官意志”的威力，哪怕它不符合医学界对于流行病学的普遍认知。“动态清零”政策同时成功地阻断了“复工复产”的顺利施行。经过“动态清零”的反复折腾，中国大陆的经济现状，并不是某人所说的“暂时影响一点经济发展”，而是明显地向纵深延申。

今年六月间，有关公务员、教师的减薪传闻开始出现，据说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公务员薪酬下调幅度达两、三成。降薪的原因无一例外都是由于疫情引致地方政府收入下降。

又过了三个月，到了金秋季节，虽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主要指标”似有改善，但一些地方却传来裁减公务员的消息。譬如陕西河曲县将原来的事业编制 1，964 名，大刀阔斧砍掉三分之二，只剩下了 659 名。浮山县原有事业编制人员 1，944名，缩减一半至970 名。至于山东省市县三级收回行政编制  8400 名，收回事业编制 1.3 万余名；省级统筹事业编制 4.5 万名。  

部分地区裁减公务员，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则是财政收入不敷支出。譬如河曲县常驻人口约 12 万，2021  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12 亿，支出则达 20 多亿。 公众号“假装是天堂”的作者“老徐”发现，与河曲县一样既缺钱又机构臃肿的、人口规模低于 10 万 的县城至少有 200 多个。又如陕西省佛坪县人口仅三万多人，却养了 2，000 名公职人员。

江苏宜兴时事评论人士张建平的论述相当准确，他说“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机构精简、机构改革，但是越改革越多，吃财政饭、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到了农村城镇化、土地财政时期，他们又要维稳，顺利的从老百姓手中以低价拿土地，又高价投入市场。为此培养了很多城管人员（现称城市综合执法人员），现在机构这么大，这么多人要供养，现在的经济又不太好，又要精简机构。”

事实上，由中央主导的机构改革时有发生，文革结束后，从华国锋、赵紫阳、到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每一任国务院总理都会进行国务院机构改革。某些机构被裁减，但也组建新机构。各地方政府也随之增加相应的对口机构。不过，这一次，却不是国务院推行的机构精简，政府也没发文督促地方政府精简机构，而是县政府主动裁减机构及编制。究其原因，估计是地方政府无法承担日渐沉重的财政支出，而中央政府并没有给地方政府增加拨款，“开源”无望，只好“节流”。

其实，公务员增容或缩减的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小女大学毕业之后就被延揽进新西兰政府机构。最初任职于“国家统计局”，其后进入“公务员事务局”工作。在“公务员事务局”任职期间，适逢工党下台，国家党执政的新时期。由于工党政府执政十年期间，大量扩展政府部门，增加了不少公务员。小女在“公务员事务局”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参与裁撤庸员、精简机构。由于新西兰公务员从来没有“铁饭碗”的概念，一切按照劳工法行事，因此不难完成。不过据小女说，国家党执政期间，也有新增部门，扩招公务员的现象，看来当政者终归免不了“便宜从事”的心态，关键只在于手头是否充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