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金句摘录：

有人说：人生如梦幻，梦醒一场空；也有人说，人生如浮萍，漂泊不定，聚散无常。其实，人生好比一条“路”，人生的前途要有路，才能有所发展；如果前途没有路，应该就表示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

人生的路，要靠自己走出来，自己走不出自己的路，总是没有把人生活得淋漓尽致，因此每个人都要重视自己的“生涯规划”。

我能到人间来，得感谢父母生养了我的身体，他们帮助我在世间成长；但是自己前世的福德因缘，让我今生能够依照自己的理想，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发展，更是值得庆幸。

我从小就不是一个苦恼的小孩，由于家里贫穷，出了母胎连母奶都不足饱腹，但是我天性容易满足。

我最感激的是，父母生养我，不但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最重要的是，给我一个影响一生一世的性格。所谓“性格”，我生性勤劳，从小就喜欢帮助做家务，举凡扫地、洗碗、擦桌子，我都会主动去做。再者，就是我有一颗“仁慈”的心。

不论什么人，只要对公益有所帮助，我觉得都非常有意义。

这时候感觉到知识无涯，慧海无边，每天虽然在丛林里过着专制、无理要求的生活，受着无情的打骂教育，但是我乐在阅读之中，其他一切也就不去计较了。

所以后来我一直主张，对青年学子要用爱的教育，要鼓励他上进。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老师的一句话，一点鼓励，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可是对一位青年学子而言，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是多么需要师长大人的鼓励啊！

在我人生的学习之路上，也遇到过很多好的老师。十八岁我升学上焦山佛学院，有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薛剑园教授，为我们上文学课程，还有思想开放的圣璞法师，指导我们的国学。另外还有芝峰法师、大醒法师、圆湛法师、戒如学长、普莲学长，尤其在家的教授为数更多，只是有些名字已经不复记忆了。

这么多年轻优秀的师长，为我们教授数学、外文、生物学等，我一时只觉心开意解，世间学问向我蜂拥而来。我忽然思想大开，进步神速，所以就不断向江苏省镇江的各大报副刊投稿。其中有小诗，有散文，有语体文，不但皆被录取，后来他们竟然还要请我当副刊编辑。这对一个没有进过正式学堂的青年而言，真是莫大的鼓励。这是我人生中最感快乐，也是最短暂的一段学习过程了。

——星云大师

本篇正文——

人生路(6)

初到台湾，人地生疏，用“走投无路”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所幸获得吴伯雄先生的尊翁吴鸿麟老先生为我保证，办理户口，才得以留台。当然，更要感谢的是，妙果老和尚收容我挂单，才能免于流离失所之苦。在当时，即使穷途潦倒，我仍然坚守自己对佛教的信念，保全一件僧衣，先后曾经拜访过慈航法师，听过道源法师讲说《大乘起信论》，也曾和大醒法师长谈，并且帮他担任“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乃至和东初法师讲说佛教的未来，同时帮他主编《人生杂志》。

我也曾经亲近过章嘉活佛，尤其印顺长老初到台湾时，驻锡在我教书的“台湾佛教讲习会”，因此得以朝夕亲近请教。我对于长老治学的严谨，思想理路之通达，无限钦佩。

记得那个时候，承慈航法师送我一套《太虚大师全书》六十册，以及印顺法师的著作。另外，我也拥有《印光大师文钞》《虚云老和尚法汇》、圆瑛法师的著作，还有一套《胡适文存》，等等。我坐拥书城，面聆这些大德的教益，回想这十年中，真是其乐无比。

我除了参学、教学以外，偶尔也在报章杂志写些护教的文章。一篇文艺短篇小说《茶花再开的时候》，承中兴大学教授秦江潮先生特地从台北亲临圆光寺给我指教；一封写给京剧名旦顾正秋女士的信，抗议她在永乐戏院演出有损佛教形象的戏剧，引起轩然大波。尤其在《觉生月刊》上写给朱斐先生的一封信，导致他把《觉生月刊》停刊，另创《菩提树杂志》。另外，一篇短文批评《中华美术》所刊出的佛像，把头脚切断，是对佛教不敬，招来东初长老对我的不满。甚至佛教同道间的指责，也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

我感叹自己只是在佛教里生事，对佛教没有真正的贡献。所幸章嘉活佛护卫我当选“中国佛教协会”的常务理事。但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同时也不想连累容我挂单的新竹青草湖灵隐寺，所以就设法到了山后交通不甚方便的宜兰，一方面韬光养晦，一方面在那里实践我对佛教新教团的设立，就类似太虚大师的“菩萨学处”。从此我告别了十年的参学期，开始迈入另一个以文学弘法的十年了。

人生路(7)

我在宜兰，最初成立念佛会、歌咏队、学生会、文艺写作班；我有“教育部”登记在案的光华文理补习班，我创办幼儿园，也成立幼教师资训练班。我把宜兰市四十八个村，用佛教的义理，组成光明班、菩提班、清净班、慈悲班……四十八个班，每班选出一个班长，有系统、有组织地弘扬佛法。

虽然一下子办了这么多活动，但我并不会太忙碌，因为歌咏队有杨勇溥老师帮我教授，太极拳班，有武功高超，即使二三十人联合起来都不是对手的熊养和老先生帮我指导。另外还有宜兰中学、兰阳女中的多位老师帮忙领导各种社团。

我在忙碌之余还能抽空撰写文章，我的《玉琳国师》《释迦牟尼佛传》《十大弟子传》《佛教童话集》《佛教故事大全》，就是在宜兰十年的初期完成的。《释迦牟尼佛传》和《十大弟子传》，我都是用文学的笔调撰写，尤其《释迦牟尼佛传》，曾由“监察委员”游娟女士编成连续剧，在台视八点档期播出；也曾拍成电影，在金国戏院上映。《玉琳国师》更加发挥威力，曾被空军广播电台列为小说选播，也拍成电影，尤其勾峰先生二度编成电视剧《再世情缘》，在电视台连续播出一个多月。

我在这个时候，鼓励慈庄、慈惠、慈容等人，在台北三重开设“佛教文化服务处”，除为佛教界做一些文化服务以外，也出版通俗化、大众化的佛教著作，如佛教的小说选集，如唱片的发行等。我自己也在全省各地巡回讲演之余，努力撰写文艺作品，尤其作了许多佛教歌曲，如《弘法者之歌》《西方》《快皈投佛陀座下》《菩提树》《钟声》《佛化婚礼祝歌》等。通过雷音寺歌咏队队员的演唱，甚至编成舞台剧，在台湾各地表演，一时造成轰动。但这也引起传统佛教人士对我的不满，认为我荒腔走板，怎么佛教还唱起歌来，真是大逆不道，这不是要灭亡佛教吗？

但是佛教并没有因为唱歌而给唱完了，反而在几十年后，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慈惠法师主办的“人间音缘”，每年都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集合在台北唱歌弘法，可见佛教提倡歌唱，不但没有伤害佛教，反而接引了一批批优秀的青年进入佛教，对于带动佛教的年轻化、知识化，发挥很大的作用。

人生路(8)

我在宜兰弘法十多年后，一九六四年时年三十八岁，先在高雄创办寿山佛学院，接着购买了大树乡麻竹园五十多公顷的土地，就此开创佛光山，想为佛教创造历史，开创佛教的另一个新局面。

佛光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开山建设，初意是想设立佛教学院，为佛教培养弘法人才。后来基于发展中的需要，除了安僧办道以外，并且创办各种佛教事业，诸如养老育幼的慈善事业，以及幼儿园、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的设立等。

初建佛光山时，我知道自己应该要进入为佛教创造历史的阶段，于是为佛光山订定四大宗旨：一、以教育培养人才；二、以文化弘扬佛法；三、以慈善福利社会；四、以共修净化人心。

我同时也为随从的弟子们，制定佛光人的“工作信条”，我希望他们能在工作生活中，确实奉行“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的原则。我把童年的性格和信念，逐渐加以实现，我把青少年时期酝酿在心中的理想，慢慢落实，所谓“国际化、人间化、生活化、艺文化”的人间佛教，就这样确立了。

从四十到五十岁的十年之间，因为是佛光山开山初期，点点滴滴，只要是善举，我从不排拒。例如，在自己衣食无着的情况下，筹办大专佛学夏令营；在开山建寺万般辛苦的情况下，设立普门高中，甚至后来相继创办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真的都是“以无为有”，正如《般若心经》所谓的“空中生妙有”。

尤其为了“以教育培养人才”，我创办佛教学院，聘请杨国枢、韦政通、陈鼓应、王淮、唐亦男老师等人，到佛学院教授《老子》《庄子》，启发同学的哲学思想。乃至牟宗三、唐君毅，甚至韩国的金知见，日本的中村元、平川彰、水野弘元教授等人，都曾邀请他们讲学。

另外，为了带动佛教文化，我经常“以文会友”。当时的文学家，如郭嗣汾、公孙嬿、朱桥、何凡、林海音、高阳、司马中原等人，都跟我成为很好的文友，甚至刘枋女士还曾在佛光山长住过一段时间。

我对一些学术人才，一向都是非常尊重，所以在一九七七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经编修委员会”，陆续把藏经加以标点、分段、注解，重新编印成《佛光大藏经》，同时还邀请大陆学者王志远、赖永海、方立天、楼宇烈、王尧、杨曾文、王雷泉、陈兵、方广锠、程恭让等人，将藏经翻译成白话文，出版《中国佛教经典宝藏》。

人生路(9)

我主办各种学术会议，出版《佛光学报》，后来又发行《普门学报》等。尽管我一生都很努力在为佛教推展文教事业，但是在佛光山开山期中，佛教界的某些领导人放话，扬言要打倒佛光山丛林学院，不准我兴办教育。其实，天主教、基督教在台湾创办了东海、辅仁、东吴等多所大学，佛教界也没有人要打倒它们，为什么我为佛教所办的一所小小佛学院，就要打倒呢？

尤其当时我要召开“世界汉藏佛教会议”，因为我获选为“中华汉藏文化协会”理事长，召开这样的会议有义不容辞的正当性。但是佛教人士杯葛我，要大家不要参加，不要跟我合作。我经常带着一种悲悯的心情，想到可怜的佛教，就只剩这么一点生机在苟延残喘，难道我们不能爱惜它、维护它吗？

此外，佛光山开山数年之后，由于各种因缘推动，我分别在高雄、彰化、台北设立分院。虽然来自教界与政治的阻力不少，但我顺应时势的需要，不但没有被打压、阻碍，反而以创造历史的精神，后来陆续到美国创建西来寺、中美寺，到澳洲创建中天寺、南天寺，到欧洲创建巴黎道场、德国禅净中心，到非洲创建南华寺，到马来西亚创建东禅寺等。我为海内外二百多所寺院道场订定“传统与现代融和”、“僧众与信众共有”、“修持与慧解并重”、“佛教与艺文合一”，作为佛光教团推展人间佛教的方向，我想这也是佛教发展的时代趋势，所以后来又成立国际佛光会，在五大洲成立一百多个协会、分会，真是“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常流五大洲”了。

时光荏苒，人已半百，在五十岁左右，除了在世界各地兴建道场，创办佛教事业以外，这时我想到佛教不能只重外相，应该要有一些实质的内涵。虽然多年来我一直做的都是“人间佛教”的事情，到了五十几岁的时候，才想到“哲学的人生”，因此我对人间佛教开始做了一些规划，我要确立自己的模式来宣扬人间佛教。

首先为了让人间佛教有特殊的内涵，我不能不考虑哲学思想上的建立，所以历年来国际佛光会召开世界会员大会，每次我都发表一篇主题演说，例如，《欢喜与融和》《同体与共生》《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圆满与自在》《自然与生命》《公是与公非》《人间与生活》《发心与发展》《自觉与行佛》《化世与益人》等，这些都是我在这十年期间所酝酿的思想。甚至对当代的问题，如战争与和平、宗教之间、族群问题、生态环保、安乐死、优生保健法、生命教育、生死学等，我都给予重新诠释。

人生路(10)

为了诠释这些问题，我在世界各地举办讲座，或是召开座谈会，现在都已经结集出书。尤其我在《怎样做个佛光人》里，提倡佛光人要“先入世后出世、先度生后度死、先生活后生死、先缩小后扩大”；佛光人要“有宗教情操、有因果观念、有惭耻美德、有容人雅量”；佛光人“不私收徒弟、不私蓄金钱、不私建道场、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化缘、不私自请托、不私置产业、不私造饮食”；佛光人“以佛法为重、以世法为轻，以道情为重、以俗情为轻，以实践为重、以空谈为轻，以是非为重、以利害为轻”；佛光人“不以经忏为职业、不以游方为逍遥、不以自了为修行、不以无求为清高”；佛光人要“光荣归于佛陀、利益归于常住、成就归于大众、功德归于檀那”。

我也替佛光山设立“参禅规约”，并且为建设人间佛教规划蓝图。在佛光山，我以“全面照顾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让人的一生都能在佛光山完成”为发展蓝图；对社会，从个人的新生，到家庭佛化、社区佛化，乃至以服务社会为工作的意义，都加以叙述、阐扬。

在此期间，我为了替人间佛教做一些古今映照、传统与现代融和的工作，因此把根本佛教的“戒定慧”三学提出来，作为人间佛教的思想依据。在戒学方面，我主张戒律是佛教的根本，是佛法的生命，是诸佛化世的本源，所谓“戒住则僧住，僧住则法住”，戒律的重要，由此可见。但是戒律要合乎时代性，要合情、合理，要尊重人情、人性。当初佛陀也倡导“小小戒可舍”，现在的宪法都能顺应时代而改革，戒律也应该因时制宜，随着时代发展而融通应变，但是在应世化俗之余，不可过分方便而流于庸俗化，因为戒律必定是维护僧团最重要的法宝。

在定学方面，我认为不管在家、出家，佛光人都要有修身治心的法门。过去在台湾少有禅堂的设立，但现在佛光山在国内外的分别院，每家都设有禅堂和念佛堂。这也说明，佛光山虽然主张“八宗兼弘”，但重在“禅净双修”，多年来对此一直非常努力地在提倡、推动。

在慧学方面，佛教是不同于一般宗教的，就是有慧学般若，讲究对宇宙人生真理的探讨。遗憾的是，佛教徒大都重视信仰，不太重视阅藏读经，所以佛光山在世界各地成立读书会，目前大概有两千个读书会，至少有数百万人在读书。不过，若想提升佛教的慧学，大概还要看将来大家的深入程度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