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是一个伴随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那代人耳闻能详的名字，他“英勇就义”的故事在那个年代更是广为人知。他那篇著名的《可爱的中国》已被选录在2019年小学六年级的语文书中，成为课文。

方志敏，中共早期红军高级将领，出生于1899年，早年从事农民运动，领导弋横暴动，曾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1935年在怀玉山之战中被俘，后被国民政府枪决，时年36岁。 

而就在他“英勇就义”的前一年，一对来自美国的、年轻的基督教传教士夫妇在中国殉道，他们遇害时年仅27岁。

两个故事，一前一后。只是长久以来，后面的故事几乎无人知晓，更不了解这两个故事之间有着何种关联。

1935年1月，美国新泽西州的彼得·斯塔姆夫妇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电报，电报中只有一句话：

“这是来自上海传教士总部的电报，报告斯塔姆婴儿已经安全抵达芜湖。”

绝望中的彼得·斯塔姆夫妇终于盼来了中国的消息：一个好消息！他们的孙女在中国，还活着，而且很安全。

可这好消息只能算作是刚刚结束的一场悲剧中的另一个细节！

三个月前，他们的孙女正是在这个机构出生的。然而现在，她成了孤儿，她叫海伦。

让我们开始这个故事。

青岛，是美国女孩贝蒂（Elisabeth Alden "Betty" Stam）童年的家，她在那里长大，那里是中国的一个传教区，她的父亲是长老会的一名传教士。也许是家庭的熏陶，从年轻时起，贝蒂就立志于宣教，传扬上帝的福音。

1926年，20岁的贝蒂回到美国。在以优异的成绩从宾州的威尔逊学院毕业后，她进入芝加哥穆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读书期间，她遇到了同为穆迪学院学生的约翰.斯塔姆（John Cornelius Stam）。两人立即坠入爱河。

1931年，贝蒂从穆迪圣经学院毕业后，在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的支持下乘船前往中国。一年后，CIM又正式接受了约翰的传教申请。约翰登陆中国后，在上海与贝蒂意外相遇。

1933年10月25日，约翰和贝蒂在中国济南约翰的家结婚，证婚人是美国传道人托里（R.A. Torrey）。从此，约翰和贝蒂成了斯塔姆夫妇。

婚礼上的合影（右2、右3为贝蒂的父母，左4为托里）

婚后，斯塔姆夫妇经过短暂的语言培训便进入安徽宣城的旌德县宣教站宣教。

1934年的旌德周边，国共内战正酣。9月，他们的女儿海伦在芜湖医院出生。11月中旬，斯塔姆夫妇带着三个月大的小海伦回到了旌德宣教站。行前县长亲自向他们保证负责他们的安全。

仅仅两周后，12月6日早8点，有人来向他们报信，说红军快要打进来了。半个小时后消息又来，红军离城里仅有6公里了，情况紧急。可正当斯塔姆夫妇准备离开之际，已经来不及了，红军已占领了小镇。

红军开始挨家挨户地抢东西，并砸开了斯塔姆夫妇院落的大门。红军要求他们交出全部钱财，他们只好照做。红军先是带走了约翰，接着又带走了贝蒂和小海伦，家中的女佣和厨师恳求红军准许让他们一起去，但来人威胁说：如果这样，连他们一起枪毙！

斯塔姆夫妇被关进了镇监狱。当晚，红军逼迫约翰给上海的CIM总部写了一张赎金字条，字条中说：我们夫妇被红军扣押，要求支付两万美元的赎金。

同晚，约翰还致信一位CIM同工，信中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落在他们手中。但感谢上帝我们心中有平安……愿神赐你智慧，赐我们坚毅、勇敢及心底的平安。此时此刻，惟有他能够！……愿主赐福给你、引导你。至于我们，不管是死是生，但愿荣耀主名！”

斯塔姆夫妇（约翰，1907—1934；贝蒂，1906—1934）

这封信并没有送出。后来人们在海伦的衣服里发现了这封信，这或许是约翰的故意所为。

在监狱里，婴儿小海伦止不住地哭泣，吵得红军士兵不胜其烦，一名士兵说：干脆杀了她！

旁边有位刚刚被释放的老农夫，闻听此话后于心不忍，挺身为小海伦求情。士兵们转回身问他：“你愿意替这个外国婴儿去死吗？”

老人欣然同意。结果，红军士兵当着斯塔姆夫妇的面，将这位老农夫砍成了几段。

纵使是被关过的囚犯，又怎敌得过刽子手的恶！

好在小海伦被放过，这孩子真是命大！

12月7日，红军将斯塔姆夫妇押往距旌德县城不到14公里的庙首镇。到了晚上，贝蒂小心地将婴儿藏进了房间里的睡袋中。

12月8日一早，斯塔姆夫妇被押到街市上示众，红军准备行刑。街道两旁挤满了当地好奇的围观群众。

此刻，震撼的一幕出现了：一位店员不顾个人安危走出人群，他再三向红军求情，恳请放过这对夫妇。红军厉声呵斥，命令他回到人群中去，可他却坚持不退后一步！士兵们随即闯入他的房子，在里面找到了一本《圣经》和一本赞美诗册，他再次被带回到斯塔姆夫妇身边。当红军知道他是基督徒时，当即就处决了他。他的妻子和店主随后也被杀害。

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吧，他叫张秀生。

斯塔姆夫妇随之被带到庙首镇外的一座山头上，他们被迫跪下，这对不满30岁的美国传教士夫妇，被红军用中国最古老的杀人工具——刀，砍下了头颅！

传教士血洒华夏，站在旁边是手握屠刀的屠夫，那刀仍在滴着血！

之后，一众杀人者抛下这对夫妇的遗体匆忙撤退。

红军撤离后，当地的基督教牧师罗克周一家回到了小镇，他们得知斯塔姆夫妇已经遇害后悲痛不已，罗牧师立即找到了这对夫妇的遗体并安葬了他们。接着，他与当地的基督徒开始疯狂地寻找他们失踪的女儿。循着斯塔姆夫妇生命最后的足迹，他们来到了这对夫妇度过最后一夜的那间废弃的房子。他们听到微弱的哭声，发现小海伦仍然藏在母亲的睡袋里，里面还有几块干净的尿布和两张五美元的钞票。此时距她父母遇害已过去了两天！

被发现的小海伦

一副扁担，一头挑的是小海伦，一头挑的是罗牧师的儿子（左1是罗牧师，右3是罗师母）

于是，罗牧师一家用米筐背着小海伦和他们四岁的儿子，穿过四周的大山开始逃亡，他们用贝蒂藏在小海伦身上的十美元为她买了奶粉。

12月14日，在斯塔姆夫妇被杀近一周后，罗牧师一家终于来到安徽东南部的宣城，他们在当地的CIM宣教站将小海伦交给乔治·伯奇。几小时后，住在美国新泽西州帕特森的爷爷和奶奶，收到了罗伯特·格洛弗的电报。

这便是故事的开头一幕。

不久，小海伦又被送到她在济南的姥爷姥姥家，在那里她一直生活到5岁。

1935年初，小海伦与中国女学生在济南

斯塔姆夫妇之死震惊了中美两国政府及众多的基督徒，他们殉道的故事感动并激励了无数人，更多的人选择成为传教士。他们遇害的若干细节也慢慢浮出水面……

1935年1月，应安徽省长的要求，约翰和贝蒂的遗体被重新安葬在芜湖市外的外国人公墓。

1935年1月，约翰和贝蒂的棺木在军队的护送下抵达芜湖总医院进行重新安葬

他们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字样：

约翰·斯塔姆，1907年1月18日。“无论生或死，基督都将被荣耀。”（腓立比书1:20）

伊丽莎白·斯塔姆，1906年2月22日。“对我而言，生，属基督；死，得益处。”（腓立比书1:21）

1934年12月8日，安徽，庙首，“忠心至死，我将赐你生命的冠冕。”（启示录 2:10）

最后，人们将目光指向了那支红军部队，那是红19师。1934年12月6日，在师长寻淮洲的带领下，红19师经过此地，他们绑票斯塔姆斯夫妇，逼迫教会交出赎金来换取生命，直至撕票……

实施杀戮之后，红19师转向南方，与其主力红十军团汇合。

而红十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主席，正是方志敏。

红19师？根据何在？请看资料：

《方志敏文集》（95页）：“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原为七军团，后改为十九师）先两星期出发，它经玉山、常山、遂安、淳安、分水，折入皖南的旌德而至太平。它与浙保安师和补充五旅，各接战一次，均获胜，并攻下旌德县城。”

《名将粟裕》（23页）：1934年“十一月十八日，第十九师在寻淮洲同志率领下，从怀玉山和德兴东北敌封锁线，向浙皖赣边进发。……随后又转向皖南行动，经歙县、积溪附近，一举攻克旌德县城，并由泾县、宣城之间北上，威胁芜湖。”

资料可信，事件、地点无误，确属红19师所为！

接下来发生的事，许多人已经知道：

方志敏于1935年1月24日在皖南陇首村被俘，同年8月6日在南昌被杀；红19师师长寻淮洲于1935年12月在谭家桥战斗中阵亡。

只一年，冥冥中似有天意！

早在1925年，方志敏便在老家建立农会，领导农民运动。他的五叔方雨田带头对抗农民运动，被方志敏抓获。方志敏的祖母、父亲纷纷前来求情，但他丝毫不为所动，仍旧下令将五叔处死，可谓“大义灭亲”！

方志敏曾是九江南伟烈教会学校学生，本该打下一些基督教的烙印，然而在马列主义的说教下，他对基督教产生了极深的偏见。他曾写过这样的话：

“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一种最厉害的东西。它的任务，第一，是教人相信上帝，相信来生，相信逆来顺受的不抵抗主义。……对于中国，那就是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切都忍受好了；日本占去了东北四省，那算甚么，你把全中国统统送给他好了。……第二，所谓上帝的传道者——教士们，实际上完全是帝国主义派来深入中国各地的侦探和鹰犬。他们居住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一切地理、经济、人情风俗，哪一件不被他们侦察得清清楚楚去向他们的政府做报告？……他们新旧约圣经上所讲的，全是一些迷信的神话，与现代科学完全相反。所以除了一些想在洋人脚下讨口饭吃，甘心为洋奴的外，像我这样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青年，那会相信他们毫无根据的鬼话呢？”（《方志敏文集》，18-19页）

在基督信仰看来，这是一个误入歧途、走火入魔的灵魂！

据此，斯塔姆夫妇之死，虽非方志敏亲手所为，却是其心之所愿，更是其手下所致。

当他在临死前高歌“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 乃是宇宙的真理”时，想必斯塔姆夫妇在天之灵正在默默地看着他。

空中隐约飘来基督的声音：

赦免他吧……

（文中图片均引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