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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战争来说，最糟糕的结局就是被言语淹没。言语的迂回、定义的争论、枯燥的叙述，使悲剧的深刻意义荡然无存。昨天，在图书馆展会厅，两位战争直接目击者 Paola Caridi 和记者 Francesca Mannocchi 将巴以冲突带回到其最真实、最有形的层面，即血肉、痛苦和死亡。在他们面前，是一座挤满了人的 Bookstock 圆形大厅，入口之处，仍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人们试图进入却徒劳无功。这两位记者正在介绍她们的书籍：《耶路撒冷》，《苏拉米亚特拉》。他们接受了都灵 Massimo D'Azeglio 文科高中学生的采访。学生们提议按照巴勒斯坦十字架之路的路线行走分阶段讲解。不仅是地理场所，还有文化场所，马赛克碎片试图重建毫无意义的事物的意义。

特拉维夫

Francesca Mannocchi：“这一年半以来，我们都定居在特拉维夫。一抵达这里，选择性检查控制的不公正现象会立即被感受到。从旅程一开始，我们就感觉到有些人受到了与其他人不同的对待、身体检查、目光和质询。甚至在 10 月 7 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前。我就在那里理解了隐形的概念。以色列社会日益在自身周围建立起一种屏障，透过这种屏障，人们无法看到其他人。在那里，你永远不会习惯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之间的物理距离。想象一下在特拉维夫海滨与一群人聚会，又知道不到一小时车程的地方发生了爆炸，十多名儿童失去生命。这是我们无法适应的现实。然后我们问自己：这怎么可能发生？答案是：因为那些死去的人几十年来都没有在以色列人眼中出现过，那么他们早已从地平线上消失。如果你将对方从你的视线中抹去，你也会将他从你的理解怜悯和同情中抹去。 

加沙

保拉·卡里迪 (Paola Caridi)：“只能是通过以色列人修建的隔离墙的钢门进入加沙。隔离墙有九米高。当年的柏林墙可以让你看到城市的另一边，但在加沙以色列那边你却看不到更远的地方，视野不再延伸。

当穿过钢门，它在你身后沉重地关上时，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转身往回走，然而你鼓起勇气走了进去。进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第一感觉就像身处一座露天监狱。空气中弥漫着恶臭，因为在这个面积为四十公里的地方，居民被迫焚烧垃圾来处理它们。甚至连水质都不同，曾经有海水淡化厂，但是它们遭到了轰炸，所有的水厂都被摧毁了，现在加沙正渴得要命。这里甚至天空被以色列空军控制。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无人机的噪音，持续不断，持续不断，一天二十四小时。你怎么能不发疯呢？然后你就会到达大海，对于加扎里人来说，大海是美丽的，是深度的感觉。但他们甚至无法看到那片水平线，因为那里有以色列船只在巡逻。

Jenin杰宁（巴勒斯坦的北部城市，现在是巴勒斯坦难民集中处）

F. M.：“我们必须让成为过去，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它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难民营，而是一个帐篷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城市化，成为一个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地区，一个贫民窟。几十年来，入口处一直立着一座雕像，上面写着“临时车站，等待着回家”。这句话很好地解释了词语的意义如何消失的。

难民营的建立本质上是一个临时解决方案。杰宁和巴勒斯坦其他几十个难民营一样，清楚地表明了临时性如何变为确定性。被迫逃离家园的人们的返回权利仍然只是写在决议上的一个字，而该决议从未（并且可能永远不会）在自然、法律、司法、道德和伦理上得到实现。为了不摧毁杰宁难民营，也为了粉碎假装相信终有一天会回归逃离家园的虚伪和梦想，以色列军队考虑在2023年12月拆除这座雕像。他们还摧毁了自由剧院，这个几十年前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携手创建的机构，旨在教育那些并非注定要拿起武器的儿童和年轻人，让他们明白，除了不断的殉难、暴力和死亡之外，还有其他选择。

欧洲

P.C.：“欧洲、国际社会人道主义者每天都在加沙死去。因为我们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了食物，我们送去了药品，我们是付款官员，但我们甚至不敢制裁那些违反所有规则的人，不仅是法律规则，而且是道德和人道规则。”

希望

F.M.：“在那里， 希望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允许自己拥有的感觉。相反，我们必须强加于自己理性的、笛卡尔式的清醒。这意味着我们不必去寻找一种安慰剂来缓解正在发生的痛苦。这一定很痛苦，我们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在加沙地带，当我们正在寻找共存的良性典范（确实存在，也确实不存在）时，我大儿子这个年纪的孩子们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被切断了手臂，因为一个犯罪政府不允许药品和燃料通过。我们不能假装看不见，然后在没有希望的地方寻找希望。因为如果在一年半内有2万人死亡。被以色列炸弹杀害的孩子们，现在不是思考希望的时候，而是呐喊 ” 够了，不能再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