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龍應台的《野火集》讓我悲喜交加

Hornsby 是悉尼北邊的一個小鎮，今天我在街道上散步，信步走進小鎮圖書館。高興地看到圖書館裡設有中文圖書。幾百冊中文圖書都比較舊，順手翻了翻，準備離開時，看到一本龍應台先生的《野火集》，是1985年圓神出版的。於是坐下來，翻開看了起來，沒想到，這一看就是三個多小時，直到把一本《野火集》從頭看到尾。這本《野火集》分三部分，後面兩個部分都是當時台灣各界人士評價《野火集》以及部分讀者來信的，我也匆匆掃了一眼。

放下書走出圖書館，天色已經暗了下來。按說，龍先生的《野火集》沒有人不熟悉，而且其中幾篇文章我也在很久前看到過。不過如此仔細地閱讀全文，卻是我從事寫作後的第一次。而且，其中有多篇文章以前只是聽說，並沒有讀過。當時想的很簡單，20多年前的批評文章，不看也罷。

這次一氣呵成讀完後，感慨良多，雖然說用“悲喜交加”有些文學了，但一時也找不到更好的詞兒。姑且做作一次，酸腐一下。

說悲喜交加，但喜的不多，主要是悲。三個多小時的閱讀過程中，時時掩卷沉思，分分鐘“悲從中來”，——悲在哪裡呢？

首先，發現自己差一點成了“剽竊者”。此話怎講？我寫針砭時弊、批評社會醜惡現象的文章時間不長，加起來也就兩年不到，可是寫了一百多篇，數量不算少。當然內容都大同小異，看見不順眼的，結合自己的經歷，就一氣呵成，一篇文章最多兩個小時就完成了。總算得到一部分讀者的共鳴，大家互相鼓勵。

可是，看了龍先生的《野火集》才猛然發現，我批評的很多現象，我批評的角度，分析的問題等等，人家龍先生幾乎都在24年前寫過了，而且毫無疑問，比我寫得深刻，文筆也好多了。你想，如果有一位讀者同時看我的文章，再翻一下二十多年前這本《野火集》，即使不指責我“剽竊”，也絕對會認為我是“跟屁蟲”，你說我冤也不冤？

讓我“悲不自禁”的第二個原因是：龍先生批評的那些台灣弊端我怎麼那麼熟悉呀。當然龍先生雖然表面在批評台灣的一些顯而易見的弊端，但含沙射影的矛頭幾乎毫無例外地指向國民黨不民主的體制。如果說我把自己的文章和龍老師的相比有點自以為是，可另外一點卻說明問題。那就是我看的這本《野火集》裡附錄的讀者來信。實在是太驚悚了，這可不是我編造的，或者自以為是。因為我的博客後面的留言和評論現在還都在網絡上，如果讀者對照龍先生當時收到的讀者來信（這裡主要指批評和威脅的那些）和我博客下的留言，你絕對會認為那些在我博客指責和批評的讀者根本不是自己寫評論和留言，而是原封不動從龍老師書上抄下來的！

誰再敢說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你們就拿何其相似乃爾的讀者來信說事，保證證據確鑿，無可辯駁。當然有些名詞變化了。例如，當時攻擊龍先生《野火集》的台灣讀者說龍先生是要破壞黨的領導——這個黨自然是國民黨，而指責我的大陸讀者就另有所指了。

再如，當時有很多讀者來信強烈指責龍先生的文章是幫了對岸紅色中國，搞亂了台灣，破壞了台灣的穩定和團結；現在大陸的有些讀者幾乎用力一模一樣的語言結構，只是把當時對岸的紅色中國換成了大洋對岸的美國和澳洲——哈哈，兩岸中國人犯錯誤都是一樣，只不知道，改正錯誤是不是一樣的——哈哈，我本應該感到悲痛才是，可我怎麼笑了？

那麼，第三個讓我感到悲哀的是什麼？那就是這本讓我坐在公用圖書館的書雖然看上去並不破舊，卻在後頁明明白白寫着出版日期：1985年。那時我在哪裡？還在上海讀大學。也就在那時，龍先生不但寫出了這麼多我至今還在模仿的好文章，而且，更主要的是，人家的文章出版成書了！

閱讀龍先生的《野火集》，雖然文字優美，但殺傷力卻一點也不低，而就在那個時候，她的文章不但在中國時報上發表，而且成冊出書了。可是，我的文章不但無法出版，而且，有幾個主流媒體使用？就算在互聯網上，說了幾句良心話，也還得躲躲閃閃，好像一個在虛擬空間裡的罪犯，稍微不小心，還被人家“咔嚓”一刀刪掉了——是我的文字不夠優美？還是有人太醜陋？！

不過，人家龍先生身為溫柔的女性，都能夠如此堅挺，我一個老爺們，整天悲悲切切，實在讓我自己不齒。於是振作一下，決定“化悲痛為力量”。

那就先找一個切入點吧。從哪裡找？當然還是手頭的這本《野火集》。這本集子裡有一篇文章我最喜歡，就是“奧威爾的台灣”，奧威爾就是小說《1984》的作者，在這本寫於半個世紀的前的政治幻想和諷刺小說里，奧威爾向我們描述了一個集權社會的醜惡嘴臉：“思想警察”無所不在，老大哥在處處監視你的一言一行，甚至監視你的面部表情；壟斷了真理的獨裁政權用改變歷史的方式讓你接受現實，從而也控制了你的未來……

就在這本小說寫成後半個世紀的1984年，美國《新聞周刊》發表了一篇“台灣的思想特務”的文章，而這一年也正好是龍先生好幾篇《野火集》裡的文章完成的年代。龍先生帶着感情卻又非常理性地把當時的台灣和奧威爾書中描寫的獨裁專制的1984做了比較。雖然當時台灣的思想警察還到處都是，而且經常想方設法撲滅《野火集》點燃的那把火。可是，我們也都看到，龍先生就是在那一年出版了《野火集》——當時的台灣已經在台灣人民包括龍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的觸動和推動下，緩慢地前進了——

如果一定要找一點讓我“喜出望外”的地方，難道這還不夠嗎？1984年現實的台灣我沒有見過，但歷史上腐敗殘暴的國民黨獨裁我卻聽說過，而且龍先生也告訴了我1984年的台灣；獨裁統治下的奧威爾的“1984年”我沒有經歷過？至少奧維爾的書我看過兩遍。如果說這些都不能眼見為實，那麼我卻是實實在在地見過當今的台灣——豈止是見過？我走過，聽過，看過，感受過，幻想過……當今的台灣也許還有許許多多的問題，甚至龍先生在1984年批評過的醜惡現象並沒有絕跡，但毫無疑問，台灣不但把奧威爾的1984年拋進了歷史的垃圾堆，而且也告別自己的1984年，向人類發展的正確方向前進了24年！

這不值得我喜嗎？值得！然而，這卻不是那首歌中唱的“讓我歡喜讓我憂”的主要原因。讓我保持樂觀的心、歡天喜地的精神的，卻是我自己的聯想。24年在人的一生中也許有點漫長，但在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中卻顯得很短。既然一個小小的中國人的台灣能夠在24年間從奧威爾的1984、從龍應台的1984年走到一個現代化，一個擁抱了人類最偉大的精神財富——人權、法治、民主和自由的台灣，我們同為中國人的大陸人民有何不可？

悲喜交加中的我不禁想問，問你，問他，也問我自己：我們逃離奧威爾的1984年有多遠了？我們離台灣的1984年還有多近？

楊恆均 200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