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1] 前言
[2] 19 歲走出台灣赴美
[3] 進入加州理工
[4] 從物理轉生物科技
[5] 得到芯片之父 Carver Mead及諾貝爾獎得主 Rudi Marcus的鼓勵
[6] 到生物系找指導教授
[7] 我做出了一個經典生物物理模型
[8] 我用分子生物學的方法從事蛋白質工程研究
[9] 蛋白質工程研究成果得獎
[10] 柏波提示我走從商之路
[11] 用蛋白質工程研究成果換取美國綠卡
[12] 蛋白質工程研究成果申請專利，向創投公司融資，開生物科技公司XENCOR
[13] 創辦領導加州理工學院的Case Practice Group進軍麥肯錫
[14] 麥肯錫McKinsey & Co。夢碎進軍華爾街
[15] 一星期內搞懂”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聖經”進入PIMCO
[16] 我在PIMCO受的訓練
[17] 贏得「債券王」Bill Gross的心
[18] 我買賣房子一年 １６０% 投資報酬率
[19] 考入麥肯錫 McKinsey & Co。
[20] 我在麥肯錫受的訓練
[21] 在麥肯錫McKinsey & Co。的日子
[22] 進入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 Co。
[23] 我在高盛受的訓練
[24] 在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 Co。的日子
[25] 我與「甲骨文」老闆的一段交往: 初遇北京
[26] 我與「甲骨文」老闆的一段交往: 再見舊金山

[1] 前言

整十年前，我媽媽洪冬桂博士寫「我家胖比」一書，造成很大轟動。那個小名「胖比」的女孩，就是我─艾麗斯，粟 (Alyce Su)，粟耀瑩。那本書寫了我從降生到大學畢業的許多趣事，把我塑造成一個很逗人喜歡、奮發上進的小姑娘。我還記得那書最後的結論是：“人們不會懷疑十年之後的科學家名單中有粟耀瑩的名字，可是到那時候，除了她爸爸粟教授外，很少人會知道世界上曾有一個名叫『粟胖比』的女孩”！

媽媽這個結論，是根據我當年表現出的性向而下的。我在科學方面的天賦確實很高，舉個例子，我進入大學四年級的時候，由於已修完了所有物理系的應修學分，便到研究所去選修公認最難的課：量子物理學和相對性天文學，結果我前者拿了九十九分，後者拿了九十八分，滿分都是一百。 我也拿到朱經武獎學金。那時我非常自信，認為此生應可拿到一項諾貝爾獎。

以前台大物理系的恩師們，丘宏毅教授，李文中教授，林清涼教授，揚信男教授，黃偉彥教授，張國龍教授，都對我諸多期許與鼓勵。尤其是林清涼教授，在上量子物理時，總是以我作例子，教訓和我同班上課不夠認真的台大物理研究所的學長們。

後來很多人問我，Alyce，你拿了加州理工這麼難念的博士，怎麼不教書或作研究? 這個問題，自我從商開始，已經回答了N遍，答案是：我從來沒有想要教書或作研究，我去加州理工，這個在世界上諾貝爾獎得主密度最大的地方，是為了接受其薰陶，以悟出如何得到諾貝爾獎的道理，並對我當年的偶象Feynman費因曼（著名的物理諾貝爾獎得主，著有Surely You’re Joking，Mr。Feynman 一書）生前待過最久的地方，進行模拜。

當年因為家庭環境的緣故，不知道還有Bill Gates，Larry Ellison，Warren Buffet，這種人，不然一定早就打算如何進華爾街或硅谷，作交易員或向風險投資家融資來創業。後來知道世界上原來還有這些白手起家的富豪，二話不說，在加州理工學院修得生物科技/物理學博士，也就是受完最好的自然科學訓練之後，馬上跳出了科學方面的職場，慨然踏進了金融行業。

[2] 19歲走出台灣赴美

大學四年級時，我還不到二十歲，考完托福和GRE後 (多謝來欣補習班的方有毅老師，當年我的GRE 是全台灣考出的前三高分)，申請學校的結果，得到多所美國名校的入學許可。加州理工，哈佛，哥倫比亞，柏克萊，康奈爾，芝加哥，等等。加州理工物理系歷年為全美物理排名第一。哥倫比亞給我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獎學金。柏克萊給我全額獎學金，其天文系第一把手徐遐生教授來台灣演講時，還特地安排與我見面，希望要我選擇柏克萊，以為中國天文物理界培育接班人。康奈爾也派出鍾威，當年台灣清大有名的資優生，向我招手。鍾威在康奈爾學的是最難的“超弦論” (Super-String Theory)，但後來也投身華爾街。

我和父親特別到美國這些學校都看過，才決定加州理工。

[3] 進入加州理工

一九九二年六月，我正告別了深愛我的家人，要到加州理工學院這所精緻的大學深造。臨行前一天，有緣和當年台灣最有名的天才，揚柏因見面。揚柏因剛從MIT回台灣，以4年時間修完博士，為台灣歷史上最年輕的博士。在台大時，揚維哲教授是學生最喜歡的老師，揚柏因為揚維哲教授之子，又是台大物理系的學長及當年有名的資優生，未見面前很多人告訴我很多傳聞，聽說是又矮又小。結果一見之下，居然又高又大。我們聊的很開心，可惜第二天我就飛美國了。

本來懷這雄心壯志到加州理工學院，結果才發現學物理的找不到工作，去拜見物理系的教授，不是不收學生，就是研究經費減少，然後就造就了許多10年的研究生，不時沒畢業，就是一直留在實驗室作同一個教授的博士後研究員。從商業的角度來看，怪不得讀博士學校付獎學金，讀MBA則要交學費。

當時我連計算機都不會用，只是理論很行，為了在研究中能生存，一九九二年夏天，一天晚到校園的計算機中心泡在計算機前苦練計算機。有一天，我計算機屏幕上有人從另一台計算機上給我寫字，約我和他去喝COFFEE。我望那一台計算機一看，看到一個中國人，個頭不高。原來他是中國大陸少年班出來的，12 歲進安徽的科技大學，16歲大學畢業到加州理工學院博士班。我還以為我 19歲來加州理工學院博士班多了不起，原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但他已經來加州理工4年了，正在寫博士論文。

他的指導教授是Tom Prince在美國的計算機天文學中是領導。他們一天到晚有一大堆的資料，從看星星得來，要作數據處理。因為數據真的太多了，他們有時要用PARAGON也就是“超級並行計算機”來作”並行計算”(Parallel Computing)。那時全美國也只有５個地方有這樣大計算容量的計算機，加州理工為其中之一。

他告訴我，暑假還是準備開學的考試。考過了，就不必花一年的時間修物理課。越早開始做研究越好。我聽他的話，專心準備。

1992年9月，學校便給我們這些新生一個考試，要測定所有新入學者的真實程度，以確定對每個人如何安排，如是要念碩士還是直攻博士甚至是不是要轉系。考試的科目為 (1) 古典物理 (2) 量子物理 (3) 數學物理。我前兩門得了全班前五高分，數學物理得了第二高分。數學物理最高分的是一位哈佛Harvard來的，大學就和教授做“超弦論” (Super-String Theory)的研究，大學畢業論文就相關的題目，還發表在PhysicsReview。我雖然一個最高分都沒那到，和以前在台大物理系很不一樣，我很高興沒丟台灣人的臉。我們那一年受了30個左右的新生，是從全球來的精英。

物理博士生第一年，主要是修課，誰要是不想修也可以，但又得參加免修考試，考過了就可免修考試考的都是很難的題目，那目的可能是要挫一下想免修的人的銳氣，要人知難而退，乖乖修讀所有課程。考試的科目為 (1) 古典物理 (2) 量子物理 (3) 高等應用數學 (4) 高能物理 (5) 核物理。其中我後4門都用考過的，只有第一們古典物理特別去上Kip Thorne的課。Kip Thorne是近代相對論的始祖，其嫡傳弟子包括台灣清華大學名教授倪維斗。

考試證明實力之後，物理系的系主任及教授們都認識我，也給我比較多的自由。系主任有幾次請我去爬山，我帶朋友一起去。

這一年我因此而有比較多的空檔時間，我把這些時間用來掃描物理學門中比較有發展前途的課題，以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我曾去拜見過葉乃裳教授，葉乃裳教授是台灣有名的才女，當年上過Time Magazine，一個星期工作100小時，以作超導體著名。我一看，她實驗室的博士生就是收在機器旁邊等數據。我問這位女博士生，何必守在旁邊和機器一起等數據，她說機器還是有可能故障，一出故障，數據收集要從新來過。這個女博士生出身不凡，是印度的公主。堂堂印度的公主在自然的面前也沒有特權，可見這科學科技真的是憑真本事。

這時我發現，物理學本身幾乎處於飽和狀態，倒是物理學與生物學交界的學問，很值得研究。那時在這個部門用心的人極少，這就是今天全球正在熱炒的生物科技，或稱生物工程。

我打定主意，要以生物科技為自己的研究主題。但是問題來了，我根本沒有修過大學有關生物學的課程。沒有這方面的基礎，而想進行生物科技研究，並要取得成績，實在是不可能的

[4] 從物理轉生物科技

說到這兒，我就要感謝加州理工彈性的教學體制。當我把我的研究計劃提出來後，我要求到大學部去上生物課程，這在別的學校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加州理工竟然准了，讓我用一年的時間，跟生物系的大學生一道修生物方面的專業課，並學習基本的實驗。加州理工大學部是有名的天才班，很多11的12 歲的小孩確問最犀利的問題，或能答出教授所問最難的問題。我20歲坐在那兒，已經算老了。這時候我才知道以前和我同學的學長姐們，有何感想。

所謂隔行如隔山，到我親身從物理學界跨進生物學界，才真正了解這句話的真正涵義。在此之前，我從高中就不念生物，生物只有國中程度，對生物學所知真是有限，待進了大學生物系的課堂，才發現要學的東西多着呢。但加州理工畢竟不一樣，教授講生物思考模式，而不是瑣碎的事件，常講最新的發現，或是自己研究的發現。每一子科的課本中，重大的研究成果好像都從加州理工作出來，課本上面的某某，要嘛是加州理工學校的教授，或是同學的父母親或親戚，讀起來真的很帶勁，讓人有一個有為者亦若是的抱負。

雖然物理和生物兩門學問，不論在思考學習的模式或實驗方法主體上，在科學?相鄰最遠，但我覺得物理於生物學交叉的部分真是蘊藏着無限的學問，故很願意花時間下工夫。

但是，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一定有所謂「保守勢力」，他們對於具創新意義的事，總有些牴觸情緒，連加州理工生物系也不例外。學校批准我這個物理博士生到生物系大學部修課，有些老師、同學都當笑話看，不知道學校在弄什麼花樣。直到我生物學修課了好成績，並且用所學得的這方面的知識與物理學結合，做出了很有價值的實驗，且取得了可以實用的專利，投射在我身上的異樣眼光才收斂掉，這是後話。

[5] 得到芯片之父Carver Mead及諾貝爾獎得主Rudi Marcus的鼓勵

加州理工有一個新建的系，叫 Computation and Neural Systems 計算及神經系統系。這個系的創辦人之一叫做Carver Mead，所有電機系出身的沒有不認識他的，他是超大型機體電路VLSI之父，也是Intel創始人Gordon Moore的好朋友。Carver Mead是Feynman費因曼在加州理工最好的朋友之一，因為兩人的程度都不是一般人的智力能及。Feynman費因曼在死前，在加州理工最喜歡的研究題目，已經不在純物理的範圍，而在Nano-Technology一類用做原子做工程的應用，以及物理和生物的交界尤其是神經科學這種和電有關係的，這正是Carver Mead 畢生研究的範圍。

正像很多最傑出的工程師一樣，他們覺得最了不起的計算機設計無他 -- 就是人腦!故Carver Mead就想做chips that can see會看的芯片，chips that can hear會聽的芯片。Carver Mead覺得要能理解人腦，一定要能建造一個，才表示懂。而人腦如此複雜，一定要把他分成幾塊，於是能看的這一塊，和能聽的這一塊，都被他抽出來磨擰。Carver Mead用他的研究成果開了很多家公司，多在北加州，靠進舊金山及史旦佛大學一帶。有一個公司取名叫Synaptic神經突觸，其意不言自明。他在加州理工開課，就是為他的公司培訓以後的員工。

Carver Mead曾指導過一個天才女學生，Misha Mohawald，她是第一個加州理工獲得最優秀博士論文的女性，也上過美國全國電視網介紹傑出女科學家的節目。Carver Mead和Misha Mohawald 共同作出了第一片能看到芯片。Misha博士後到Oxford拜師RodneyDouglas名下。Rodney為Misha 在瑞士最好的理工大學ETH開了一個系，叫Neuro-morphicEngineering仿神經網絡的工程系。Misha於30歲出頭，自殺結束了她精彩但短暫的一生。

我研究生第一年修Carver Mead的課。Carver Mead在加州理工是研究生心目中的神。每堂課爆滿不說，每個學生都槍要坐前面，而且槍者回答Carver Mead的問題，希望引起Carver Mead的重視。那些學生多是電機系的，而且是加州理工的電機系，功力之高可想而知。我也屬於坐前排槍答Carver Mead問題的學生，但高手環視之下，我大學又不是學這個的，出頭很難。

不過，全班大概就我一個中國女生。期末，有一次，Carver Mead畫了一個很難的線路圖，很多平常的高手，不是沒回答，或是答錯。我一看原來那些答案是錯的，我便舉手，用了消去法，猜出了一個答案。Carver Mead一聽，很高興，覺得孺子可教也，課後就請我去Athenaem喝一杯小酒。那時快要過Christmas 聖誕節了，去喝一杯小酒很正常，校園大家都在開舞會。

Carver Mead的課是5:00 pm上到 7:00 pm。那一天晚上，7:00多，天色很暗，Carver和我在走在到Athenaem (Athenaem 是加州理工一個教員學生吃飯的地方) 的路上，我向Carver 問起我的偶象Feynman 生前的情形。在Feynman已經去世的情況下，Carver這位Feynman生前最親近的朋友，感覺上是與Feynman 最相近的人。

我們在Athenaem找了個位置坐了下來。Carver 告訴我許多 Feynman 生前的事情，言語中充滿懷友之情。Carver問我打算選那一個研究方向或題目? 我說生物物理方面，但還不確定那一個題目。我物理考試都高分考過，重新和大學學生一起學生物，也修電機系您的課，就是想多了解這個領域。Carver說: 我在班上有注意到妳，妳一看就是那種很努力，一天到晚想要跳得更高的人，妳需要一個教練。Carver 再說: 這樣吧，我時間有限，不能親自指導妳，但我的另一個好友，Rudi Marcus，剛的化學諾貝爾獎的那一位，身在學術界，應該有多一些時間與妳討論，妳不妨去找他談談。

我第二學期就去修Rudi Marcus開的課。Rudi是個很有儒家修養的教授，身為諾貝爾獎得主，並無改變他的生活。Rudi對我非常賞識，提我寫了很好的推薦信。

[6] 到生物系找指導教授

1993年，加州理工已公認我是本校物理系與生物系合作的拓荒者。在我之前，這所全美首屈一指的理工名校，還不曾有過一個扮演這種角色的人。至拓出什麼名堂來，很多人還在看。但我的名氣是不缺，所有生物系的教授都認識我。我很欣慰的是，1998年我博士畢業那一年，加州理工生物系特別成立了一個“生物物理獎學金”，開放給所有希望在物理與生物交界處作研究的博士生，就是像我這種人。

1993年的萬聖節，我參加加州理工校園舉辦的萬聖節Halloween Party。加州理工本來就是有名的怪，再加上萬聖節這個作怪的節日，怪上加怪可想而知。每個人的裝扮不止是面具，披風，有人用玻璃和晶體管把自己圍住，裝扮成計算機司服器computerserver，引起很多人圍觀。那真的很厲害，從外面看還真的以為是計算機司服器。

我就是在那個舞會上，遇見Steve Mayo我後來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和他的第一個研究生Bassil Dahiyat。

Steve Mayo那時剛被加州理工聘進來當助理教授，他想做一個可以做蛋白質設計的計算機軟件。Steve在大學時就寫過一軟件程序做分子模型模擬，在加州理工念博士時，就是把大學寫的軟件程序推廣，後來和他的指導教授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專賣這個軟件給學術機構和大公司的研究部門。最後這家公司被 Pharmacopia收購，Steve的股票大賺了一筆。

Bassil Dahiyat大學念的是約翰-霍普金斯，三年就畢業，後來在約翰-霍普金斯又待了兩年，不但拿了碩士，還替他的指導教授成立實驗室，發表多篇論文。Bassil的專長是Biomedical Engineering生醫工程，理論實驗都非常厲害，是那一年加州理工有名的高材生。

這兩人1993就有一個遠景，要把這個蛋白質設計的計算機軟件做出來，並且商業化。

我一聽，覺得這就是我想做的方向，第二天就去Steve Mayo的實驗室和他談，他也欣然答應受我作學生。因為他就是要找對生物有興趣，但又能用理論的方式建立模型的人。

那時我是Steve Mayo的第三個門生，Steve Mayo 的第二個門生叫做Jay，是中國科大的高材生，得過科大的最高榮譽之一的郭末若獎學金。但Jay沒有選擇做蛋白質設計的計算機軟件，作別的博士題目。

Steve Mayo，Bassil Dahiyat，和我，三個人就展開了幾年蛋白質工程的科技商業化之路。

[7] 我做出了一個經典生物物理模型

Steve Mayo的實驗室才剛開張，由於Steve在計算機方面的功力和成功的科技商業化(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成功經驗，實驗經費相當寬裕，尤其是私營的研究經費。Steve用了這些經費先買了好幾台計算機，SGI，Sun，Mac，各種版本的都有，編譯器也是有Fortran和C語言的。也買了一台600的NMR全美只有最專業的地方才有。其它的實驗器材在慢慢的採購之中，實驗室每天茁壯成長，漸漸成型。

那時，有個名氣很大、人也非常好的猶太教授亨利-樂斯特 (Henry Lester) 和他一個超強的，從以色列來的猶太博士後研究生瑟拉-美革 (Sela Mager) 他們有非常稀有的數據，從某稀有蛋白質 (neuro-transmitter transporter)上量到。這種蛋白質，對了解藥物上隱，有很重要的藥理功能。他們希望對這一類的蛋白質輸送分子的行為，做一個動力模型，以方便日後科學家對藥物上隱學的研究。有一天，他兩走進我們的實驗室，找Steve談。因為這個模型的建立需要用計算機，寫程序，是Steve的專長。

Steve那時正親手寫一個快速尋找的計算機程序，沒有這個程序，蛋白質設計的計算機軟件是無方運做的，故在等這個程序的過程中，Bassil和我都先做其它的項目。Bassil和Beckman Institute 的一個實驗室合作，做實驗。我則在Steve，Henry和 Sela，的同意和指導下，開始我的第一個研究計劃，為他們的實驗數據做一個模型。

製作生物學模型須依助計算機。當時我的計算機功力還不強，還沒有完成過高級的設計。正在這時候，一個計算機方面的厲害角色，出現在我的身邊。

這個人叫Erik Winfree，是個德國裔的猶太人，只比我大兩歲。他在計算機方面不是普通的高強，真稱得上是聖手級。Erik的父親Art Winfree是有名的教授，得過McArthur(Genius) Award，在美國那個叫天才獎。Erik也替 Mathematica 的創辦人，也是加州理工前校友，另一個天才 Steve Wolfram 做過程序及研究。這種背景，計算機與邏輯的功力真是無庸置疑。Erik在拿到博士學位後，立刻被加州理工聘為教授，這是極少極少有的事。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後來也拿了一個McArthur (Genius) Award。

Erik和我常常就這個模型討論，也在計算機方面給我的指導。Henry和 Sela 也很夠意思，每有新資料就餵給我的模型。Sela 和我也經常就這個模型進行討論。討論到一定程度是，就報告給Henry看還有沒有要改進的地方。他們本來只要解釋他們自己的數據，結果看哪個模型越來越厲害，連他們還沒測量到數據也可以預測，就變本加厲把別的實驗室量到，有關這種新潮蛋白質的資料也拿來看我們的模型是否能解釋。給他們這樣一搞，這個模型把那時所有的數據都不但解釋，而且預測到了。

我所做出的這模型，不但可以解釋Henry和Sela他們發現的現象，還可預測一些別的新的實驗現象，這些預測到的現象，後來在其它的實驗室如UCLA的名實驗室中被發現，因此我做的模型在生物學界相當轟動，Henry 和 Sela到那一陣到什麼地方都講這模型。

Henry 和 Sela 這兩個老猶對我完成的工作滿意極了，他們在我畢業後為我寫求職推薦信時，把我寫得非常完美。 Henry 和 Sela是很典型的猶太人 (Henry 的兒子取名叫 Ben，可想而知) 我為此不但對他倆，也愛屋及烏，對所有的猶太人充滿預先的敬意。

1995年，我從加州理工發表的第一篇科學論文，就是說明這個模型所統合的各種現象。

[8] 我用分子生物學的方法從事蛋白質工程研究

我和Henry 和 Sela的合作，實驗資料是他們提供，我自己是一個實驗也不用做。生物學為何初學時感覺是很多片面的知識，因為實驗是生物學的基礎，生物學便是由這些實驗結果基類出來的。如果只是用記憶實驗結果的方式，而不去探討為何會去做那樣的實驗，是無法了解其精髓而為己所用的。

蛋白質工程和一個純生物物理模型的差別，是一定要有實驗數據來證實或推翻一些假設。用已證實或推翻的假設為基礎，再往上堆積。我從 1993 年到 1994 年，陸續修了一些大學部的實驗課程，從最基本的 Pipetting (一種實驗儀器)開始學。這是最基本的蹲馬步，問題是這些學會了之後，和真正能設計自己的實驗，並完成這些實驗取得可信的實驗結果，是兩回事。

實驗最恐怖的是變因太多，當你以為都想好時，可能結果跟你預期的不一樣，因為還有你沒想到的變量。故可能要多做幾次，才看到所有沒考慮到的因素。這時，一要耐心和體力，二要經費。實驗是非常耗費金錢與資源的。隨着實驗越做越多，技巧越好，越能越快得到好的數據。所以一般的指導教授喜歡找有經驗的實驗研究生，如果以前沒有做過實驗，沒有經費的指導教授是不願意讓這些學生浪費錢的。因此，我從進入 Steve 的實驗室開始，無時無刻在想我要如何說服 Steve 和 Bassil 能讓我做實驗。

Bassil 是做化學實驗出身，可以在不用儀器之下，做出很長的蛋白質。但若要更有效的做出更大的蛋白質，必須買儀器 (peptide synthesizer)。但再大的蛋白質，就的用分子生物的方法，買 Oligonucleautide 用 PCR 技術備份，再把這些 DNA 和載體 (Plasmid) 都用效素在特定的地方切，再用粘效素 (ligase) 把 DNA和載體結合。這種 Recombinant DNA 進入細胞以後，就利用細胞現成的機制，把 DNA 變成蛋白質。這個蛋白質從細胞中做出來，到純化，到乾乾淨淨又大量的能進入試管中，做生物物理的定量研究，如 Circular Dichroism 或 NMR 核磁共震，又需要很多人力。這就是所謂的 Genetic Engineering 基因工程，是蛋白質工程?面很重要的一環。

為了讓這個蛋白質設計軟件不止是個理論軟件，其設計結果有實際用途，我們必須把軟件設計出的蛋白質序列從實驗室中做出來，然後用生物工程的儀器，如Circular Dichroism 或 NMR 核磁共震等，測出所設計蛋白質的性質，如抗熱性，穩定性，結構，等等，來看看軟件設計的結果如何。軟件設計的結果如果不如預期，我們便要調整軟件?的參數，重新再預測新的蛋白質序列，重新再做實驗，看結果如何，一直到軟件?的參數能夠值得信賴地預測出設計者要的蛋白質。

在我開始做實驗之前，Bassil 都是用化學的方式，用 Peptide Synthesizer 把蛋白質做出來。這個方法對於小一點的蛋白質可以，但對於大到 60 個 amino acids 左右的蛋白質就不行了，因為 coupling efficiency 不夠，產量太低。所以非得用基因工程的方法。我們實驗室?，從來還沒有人用這種方法做成功過。

我因為設計的蛋白質有 56個amino acids，起初用Peptide Synthesizer 做產量太低，根本無法量產到夠做後來的測試實驗。而且這種方法非常貴。我只好想辦法用基因工程的方法。

我們實驗室有一個學生，以前是 UC Davis 生物系大學部的高才生，她不做蛋白質設計的軟件，做別的題目。我和她研究這個基因工程要如何做法。她給我畫出了實驗步揍，我去買了實驗原料，照着她畫的步揍做。一開始總是做不成，前面的幾個不揍還可以，但到了粘接的步揍總是不成。我再查了其它的書，和其它實驗室的朋友請教，把每個實驗步揍需要的時間，非常精準地寫下來。然後帶着一個定時器，只要定時器一響，就算是凌晨 3:00，我也照樣從床上爬起來，從宿舍走到實驗室進行下一個步揍。很多時後我乾脆睡在實驗室。這樣過了幾個星期，居然被我弄成了第一個蛋白質成品。這也是我們實驗室第一次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做出來 – 被一個理論物理出身從沒作過生物實驗的人做出來。從此 Steve和Bassil對我刮目相看，不但不阻止我做實驗，還儘量鼓勵我多做幾個。

原來以前實驗室沒有半個人做出成果，是因為不按照時間來。可能凌晨 3:00 該起來做下一步時，他睡到上午 8:00。或者星期五晚上，該做下一步實驗是，他去吃飯跳舞。只有我這個笨蛋，願意隨身戴一個定時器，照着自然的規矩來。等我熟能生巧後，我就可以安排做實驗的時間，而不必再過那種非人的生活了。

這樣的日子足足過了三年。那段時間，有兩次爸爸、媽媽從台北到美國來看我，我竟然抽不出時間到旅捨去會他們，他們到學校?來，我也只能匆匆跟他們打個照面。他們心疼得不得了，尤其是我媽媽，我看到她的眼睛一離開我，就在掉眼淚。

很多人也問我，Alyce，你為何一個博士花了那麼久才拿到。其實，如果我願意選一些無足輕重的題目，隨便弄個計算機模型跑一跑，也可以畢業。這種博士有很多的。但我選擇了硬幹，從一個理論物理學家，一個生物實驗都不懂，到做出實驗室第一個基因工程的實驗，我向一個重要卻困難的題目挑戰，而得到了好的成果。現在很多人知道我是台灣最歷史上最年輕的女博士，一來現在大家都去念 MBA 了，二來，如果那是我入加州理工的志願，我還可以更早畢業。

現在，「蛋白質工程」在學術界已是很紅、很熱的題目，可是在我起步的那時候，我卻是孤獨的

[9] 蛋白質工程研究成果得獎

1997 年初，我還沒有完成博士學位論文，也就是尚未畢業，但我發表的蛋白質工程相關論文，已使美國的學術界注意到我這個人。麻州理工學院有個大大有名的教授卡爾-柏波(Carl Pabo)，是諾貝爾獎評審團的委員之一。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SteveMayo由於只是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要升正教授，其研究成果必須得到美國研究領域最上層的認可。卡爾-柏波就是這類權威人士的代表。於是Steve Mayo便請 Carl Pabo由東岸的麻州理工學院飛到西岸的加州理工學院來親自審核我們實驗室的研究成果。

Carl Pabo來時，時間排得很緊。既有安排他的專題演講，每個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們，尤其是年輕的助理教授，都排隊要見他。應屆畢業的研究生們，想繼續在科學界找工作的，都搶着要當他的招待。那時因為Carl Pabo是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請來的，而我的研究成果，和Bassil Dahiyat 的都是我們實驗室研究成果的代表，我有幸和一些應屆的精英研究生和Carl Pabo一起用中飯。

我向他解釋我的研究題目及結果，他認為我的題目選得很好，不但把古代和現代經典的研究方法連在一起，有實驗結果證實這套方法的可行性，併兼具研究及商業的價值。

以他在科學界的地位，能被他注意到，是非常不容易的。經過他一品題，身價就不祇暴增十倍了。由於柏波教授的推薦，我得了美國蛋白質學會的學術獎。這個獎頒給我這個二十出頭的「黃毛丫頭」，讓學術界大感意外，因為這個獎在美國蛋白質學術界是很崇高的，許多人在爭取，不夠天分的科學家可以為它努力了一輩子還得不到。

[10] 柏波提示我走從商之路

當天下午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Steve Mayo 趕緊把Carl Pabo拉到他的辦公室，好好地講解他的研究成果一番。那天下午我恰好身體不舒服，先回宿舍休息。傍晚忽然來了一個電話，是Steve Mayo打來的，問我晚上去哪裡吃飯。我正納悶，因為SteveMayo向來不打電話到我宿舍的。結果電話那頭忽然轉手，Carl Pabo把電話搶了過去，並說“把中間人幹掉 (Let’s eliminate the middle-man)”他問我晚上可否和他單獨一起用餐。

這個機會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我當然說好，雖然我身體不舒服。

遵照他的吩咐，我替他帶來一些素食，到他下榻的Athenaem去。他坐在床上打坐，我坐在和床離一段距離的書桌旁邊的椅子上，和他聊天。

我當時知道以自己的能力，不論想往何處發展，總是有志者事竟成，連理論物理都能轉到實驗生物科技。但我對是否留在科學界，有很大的疑問。我的個性喜歡和人打交道，作研究太孤獨了。我那時已經開始看華爾街日報，也覺得華爾街日報的內容很有意思。但加州理工學院是一個非常與世隔絕的地方，連商學院都沒有。我不曉得原來我的性向是喜歡從商的。

Pabo告訴我，他在科學界這麼久，他覺得科學界和宗教最像。如果我決定在科學界發展，他以愛才之心，願意全力幫我。但柏波又說：“科學界的天才已夠多了，天才們想出來、做出來的東西，要放到市場?，做最好的推廣，讓許多人能夠享用，這件事也要有天才去做”。

他這話讓我覺得很有意思，只是我從小到大做的都是科學家夢，現在已到了實現的邊緣，這時要換一個大方向，真有點不知從何說起的感覺。

柏波教授再說：“你考慮一下我的建議罷！我有一個學生叫Philip Ma，過去在我的實驗室表現得很優秀，但大學在英國牛津念生意的，一天到晚看華爾街日報，後來被招進了麥肯錫公司，居然有更傑出的表現。如果你想走這條路，我可以介紹他跟你談談”。

過了幾天，柏波的這個學生Philip Ma菲立甫-瑪，果然打電話給我。跟菲立甫一談，我才知道在科學之外，還有一個寬廣而多彩的世界，商業是一個足可與科學抗衡的行業。我也才知道了麥肯錫公司是幹什麼的。這些東西引起我很大的興趣。

[11] 用蛋白質工程研究成果換取美國綠卡

1997年中，我的博士論文大綱及相關數據都已準備齊全，要寫的話可以很快寫完，也開始想加州理工畢業之後該做什?。這時我發現沒有美國綠卡是多麻煩的一件事。 不但很多獎學金，很多工作，都無法申請，而且也聽說很多老闆會故意拖延替你申請綠卡的程序或種類，如此他可以多用低薪留住你，使得許多移民都是廉價勞工。一個中國人，在美國只好照美國的規矩。那時我一心想在美國工作，綠卡非常關鍵。

那時美國也體認到高等智慧移民的有用，故開了一個新的移民種類，叫National InterestWaiver 國家利益豁免，是Alien of Exceptional Ability傑出人才的一種。

我聽說加州理工的華人博士生圈中已有幾個案件通過了，以上述的方式得到綠卡。我便向他們請教。原來重點是研究成果和推薦信，這個我不缺。從美國國會議員，諾貝爾獎得主，大公司老闆，名教授，都不吝大力推薦。我照着這些華人朋友的範本，把這些推薦信放入。幸運的也通過了，以此獲得美國綠卡。

[12] 蛋白質工程研究成果申請專利，向創投公司融資，開生物科技公司XENCOR

1997年底，我的博士論文已全部完工。論文題目是：「Coupling Backbone Flexibilityand Amino Acid Sequence Selection in Protein Design」，這已不是物理學的論題，完全偏向生物科技尤其是蛋白質工程方面，但是因為我進學校時是由物理系收我的，所以我仍被列為物理學博士。

Steve和Bassil作的成果也被發表在Science雜誌。此時，他倆正積極的為他們的研究成果申請專利，找創投公司融資，開一家公司叫 XENCOR。這時我才發現，我辛苦了這?久，把我的青春放在實驗室?這麼多年，也為他們作出成果，原來一點股權也沒我的份。Bassil說，為了保險起見，他希望為我申請專利，然後XENCOR 可以向我申請專利，付我專利金。這個意思就是希望買斷我所做的蛋白質設計的研究成果，以免那一天我自己找到了風險投資家融資，和他們競爭。Steve 也從此不在公開科學發表場合介紹我的研究成果。我一個手無寸鐵的博士研究生，能有什麼還價的餘地呢?

從那時開始，我義無反顧的踏進商業界。

XENCOR 目前是美國生物科技界一個被視為很有前途的事業，Bassil是CEO。很多台灣的風險投資家都知道 XENCOR 這個公司，也很想再去投錢。很多作生物科技創投的朋友，也會把手上的營運計劃讓我看，讓我來幫忙評估，因為像我這樣有踏實生物科技背景，再加上有日後 McKinsey 和 Goldman Sachs 的工作經驗的，實在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