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留學加拿大三年，並在美工作一年，並訪問過美國多所大學，對北美大學生活有許多感受，願在此與大家分享。

素質教育北美素質教育體現在學校教育及社會生活的整個過程中，其核心是培養學生的獨立性。從入學前開始，學生便要自己找房，找到房後要自己做飯，還要自己選擇課程。學校不分配宿舍，不設飯堂(只有餐廳)，也不分年級和班級。學校雖然有包伙食的宿舍，但比較貴，只有極少數學生去住。年輕人從18歲開始便跟父母“劃清界限”：父母的撫養責任已經完成，子女從此要交房租，如沒有錢可以去打工，或向政府貸，當然也可向父母借，但要打借條。很多年輕人成年後都到別人家去租房住。學校里也沒有班主任，沒有人去管你的“思想政治工作”，也不再有人教訓你，包括父母，別人最多只能給你advice。但你如果不好好學習，你可能畢不了業，而且你的成績會被記錄在案，伴隨你終生。你如果違法犯罪自然有警察管你，學校不會去擔保、領人的。大學也不開設電腦課，教授只是要求你的作業必須是電腦打印件，至於你是用一個指頭打字還是用十個指頭打字，會不會用電腦繪圖，that’s your problem.這種素質教育似乎並不是刻意安排的，而是貫穿在整個社會生活中。

大學生的“政治經濟”活動學校有學生會和學生議會。學生會完全由學生自己組織，主要任務是維護學生利益及為學生提供服務，參加社會政治活動的情況較少。本人在讀期間只有一次大的抗議活動：反對學校漲外國學生的學費。當時學生會先是在全校範圍內收集簽名，然後組織大家去省政府示威，省政府派教育部長出來接待並作解釋，然後大家按照“慣例”喊幾句口號，並向部長扔幾個臭雞蛋，最後的結果是：新人新辦法，舊人舊辦法。

學生會的經費主要來源於學生交的會費，學校也資助一部分。學生會的各種職務都有工資，學生會主席的工資相當於社會上的白領水平。每次的學生會及學生議會競選鬧得跟總統國會競選差不多。演講、貼海報、互相攻擊，什麼都有。學生議會的主要任務是決定重大事務，制訂主要政策，並監督學生會幹部。學生會還為各種club提供經費。如中國學生會，中國武術俱樂部等都可申請到經費。學校里的“生意”基本上由學生會控制：如報社、印刷廠、書店、餐廳、酒吧、宿舍管理等。其他非學生會控制的機構如銀行、郵局等也都必須僱請一定比例的學生。

教學方法北美大學教學方法的主要特點是以學生研究為主。教學活動以學生為中心。教授不再是知識的提供者，而是學術活動的組織者，學習與研究活動的指導者以及學術水平的鑑定者。學生的主要學習任務是在課後完成的。學習方式以reading, discussion, presentation和writing essays為主。學期開始時教授會給出長長的reading list(文科)，上課時教授一般是邊講邊與學生討論。課後要寫paper，寫paper意味着要大量查閱資料，寫完後還要第一稿、第二稿、第三稿地上交，修改，再上交，所以要想偷賴是不可能的，壓力比在國內大。

研究生課程更是以學生做presentation為主，教授只是主持討論，評分，指導論文。教授從來不提供“正確答案”，也不管你的結論是否符合“正確答案”。他只看你的研究方法是否正確，是否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他們看來：“How to find the answer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answer itself”。

北美大學教授不象國內教授上完課就回家。每個教授都有自己的辦公室，並安排有辦公時間(office hours),專門用來輔導學生。

學術精神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北美大學的學術精神。在學術領域裡沒有禁忌，也沒有偏見。以馬克思為例，你如果在課堂上談論馬克思主義，沒有人會指責你搞“無產階級自由化”。在他們看來，馬克思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一個學者，跟其他學者一樣。馬克思主義則是教育科學領域裡的三大流派之一。他們談論馬克思的語氣之平和令我驚訝。有趣的是，他們沒有把列寧當作學者，反倒不時提到並引用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Maoism)。筆者上中學時曾發現列寧的著作比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的著作加起來還要多，大概是因為學術性不強吧，而毛澤東的思想，特別是教育思想，大概是因為較有創意，所以不時被提到。

北美大學的學術精神的另一個體現是強調質疑，學生要learn to doubt and dispute，決不可人云亦云。我的教授曾給我一個論題範圍：比較人文主義大師Dewey與社會行為主義大師B. F. Skinner.我就順着這個題目寫。寫完後交給教授，自我感覺不錯，還等着教授表揚呢。誰知教授看後說：人文主義大師和社會行為主義大師是標籤，我給你這個題目是指望你去質疑這種標籤，你居然毫無保留地接受了！

北美大學做學問的方法非常嚴謹。從態度上說，很多中國人認為抄襲是小事一樁，而在北美卻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你可能被終生取消做學問的資格，還可能被起訴。此外，任何說法和結論都要有依據或來源，不能想當然。我曾經寫過一篇關於一部悲劇的論文。教授看了第一稿後指出，你的悲劇的定義是什麼？我說悲劇就是悲劇，這是常識，難道還需要定義？他告訴我，悲劇有十幾個定義，你必須在論文開頭交代清楚你採用的是哪一個定義。另外，很多中國人下結論時喜歡說“勿庸質疑”，“放之四海而皆準”，而北美大學則特別強調用may, probably這樣的詞，並且要“qualify your conclusion”(限定結論範圍)。不能把在廣州作的實驗結論說成是普遍真理，甚至不能說在北京有效。

聯想到國內某些人不作任何文獻檢索，不經任何實驗和論證，憑空(或憑東拼西湊)就能“獨創”一種“理論”，還能受到某些媒體的追捧，並且能在社會上大行其道，不能不說我們中國人整體學術精神的匱乏。　

(江明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