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工作者是个挺好听的名字。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看小孩的。做这份义工我是存了心的要考验一下自己的适应能力。我知道自己缺少耐心，小孩子一哭二闹三耍驴儿的，我就没了辙。但现在离自己的孩子远了，我就特想和孩子在一起。所以，报名时，我承认我还是有点私心的，我想解解想孩子的瘾。报到那天，叫安娜的那个女人看过温哥华警察局最新给我出具的犯罪记录单和TB体检单后，上下打量了我好几个来回。“您看起来很年轻，介意我问你一个私人问题么？”我知道自己不显老，但我也知道人家这么问显然不是一句单纯的恭维话，我已经对她要问的问题猜出了个大概来。果然，她接着问，“您有孩子了么？”“有一个男孩，可惜留在了国内。”我如实回答。“那你一定非常想他”“可不是”我说，“他真的很招人喜爱，帅气聪明，又很结实！”我发现做母亲的夸起自己的孩子来都不含糊。我的眼前晃动着嘎嘎那张胖乎乎的俊气的小脸蛋。我感到眼圈有些发潮。说实话，我这人还算皮实，来到这么个新环境，遇到了那么多的困难，我还都能嬉皮笑脸地挺着，只要不让我想到孩子。孩子是我到加拿大以后最能触动我脆弱防线的敏感引体。。“事实上，我太想他了，刚开始时，只要看到和父母在一起的孩子我就受不了！”我抽了下鼻子说。“我真是很同情你，只是，你看，你这种状态，会不会。。。”安娜欲言又止。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露了嘴，失了态，这哪是我发自肺腑表露真情的地方啊？！“当然不会”，我很快正色道，“工作是工作，我懂！”

这样，每周四下午，我都会赶到卢森那教堂。那里有一个为移民妇女举办的LEAD活动。我，作为福利工作者，在妈妈们活动的时候，在隔壁替她们照看她们的孩子。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安娜和丽娜两位保育员。孩子总共十二个，集中在三四岁，来自的国家都很杂。有的孩子还不会或不肯说英语，但对我们的话领悟得都很好。我和孩子们处得很好，事实上，他们很喜欢我。我经常和他们一起疯玩，孩子们都愿意做警察，然后把我这个坏蛋打的东躲西藏，屁滚尿流，最终还要被就地正法。我在捉迷藏时永远傻得找不到他们，逗得他们拼命掩嘴，却还忍不住咯咯直乐。我和孩子们经常把费劲扒拉盖起来的积木城堡在完工那一刻轰然推倒，然后相视开怀大笑。看得安娜和丽娜直摇头。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感到自己很年轻，很快乐。我诧异于我居然可以胜任这份工作。这是我远没有想到的。有一件小事对我触动很深，它使我从另一面观察到西方幼儿教育和国内的不同。有一次，我正领着一群孩子做游戏，听到了一个孩子很响的哭声。我看过去，是一个叫EDWARD的小男孩。EDWARD是这群孩子中的调皮鬼，很淘。通常都是他把人家惹哭了。眼下正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小板凳上哭得很伤心。安娜和丽娜在旁边领其他的孩子玩，仿佛根本没听到他的哭声。我走过去，小家伙见我过来，如同看到了救星一样，我搂过EDWARD说，“好了好了，别哭了，我有一个很好玩的游戏，你要不要试试看。”正当我牵着EDWARD的手走向游戏室的另一侧时，安娜走过来制止我说，‘不行，EDWARD犯了错误，你知道么，是很严重的错误“呕，我问，“什么严重错误？“他和LOSIA抢书，又和ALEX争玩具，更糟的是，他用积木尖去扎JUDY的脸”安娜一一向我陈列EDWARD的罪状“那可不太好，宝贝”，我说“不过这次就原谅你吧，下不为例！”我自行主张地说。“不行，他得回去”安娜以不容质疑的口气说，他要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代价，我怀疑地说，暗想对一个孩子讲代价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对，他必须为他的错误受到惩罚”。安娜把EDWARD又抱回原来的做禁闭地的小板凳上。EDWARD开始放声大哭。我听着着实不忍，但任凭我百般相求，两位大人就是不开恩。孩子惊天动地的哭声终于惊动了隔壁EDWARD的妈妈过来探问。我原以为惩罚会到此结束。但亲妈在这也不好使。用安娜的话说，这个惩罚规则适于任何孩子。他必须籍此来记住这次错误。于是，我和EDWARD的妈妈只好束手无措干瞪眼地站在一边，眼怔怔地看着那个可怜的男孩哭得伤心欲绝。这件事使我认识到其实这里对孩子的管教也并不象我们以前想象得那样松垮。

要说我的义工一直都是做的那么轻松顺当，也不是。

首先，我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且这阻力，主要是来自我的亲人。

我那在国内当了大半辈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老妈，任凭我怎么解释，也不明白义工是个什么概念，有什么实质的作用和意义。后来我发现她的症结是因为“钱”这个可恶的东西在作祟。她的逻辑始终也没跳出劳动和货币的关系外。“你说那么多都没用，甭管什么经验不经验的，说白了，你不就是白给人家干么？”拿着听筒，我甚至能想到老妈在电话那头挥挥手的样子。“你这老太太，怎么这么俗啊，我就不能高尚高尚，告诉你吧，来到这个花红九绿的资本主义社会后，我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升华。”在费劲百般唇舌解释仍然是徒劳后，我终于放弃了让她老人家弄懂义工的念头。

要说我妈年岁大了，有点糊涂，还有情可原。最让我来气的是我身边还有一个年轻力壮却也跟着犯糊涂的主儿。从我跟家里说过我在打义工后，我姐我弟就象找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乐子，再给我打电话时，就有事没事的揶揄我，呦，还那么忙呐，还忙那什么义工呢？这时，我老公就会象中了69大奖一样一边瞅着我开心的笑一边跳着脚地对着电话喊，“可不是么，人家那叫个忙啊，忙地屁颠屁颠的！”

我猜想我老公的这种反常举动是出自一种很不健康的心理。想当初我们一起腻在家里时，好好歹歹大眼也有个小眼瞪。要难受两人都难受。横竖心里也有个平衡。现在不行了。从打我接了各种义工后开始忙活起来，他眼见着我从一条直吐泡的快要翻白的鱼，一下子就活蹦蹦地有了鲜灵气，心里能舒服么？就好比我们那时看着那一小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眼睛谗着，心里气着一样。尤其要碰上这先富起来的人恰恰是自己的铁子哥们，那心里就更不得劲了。人都这样，我发现。

我不和他这样的人一般见识。

但，我做办公助理时碰到的人，却难不得不让我一般见识。

那也是一家针对移民服务的机构。义工负责人ELENOR那天的开场白我让听着就不舒服。她说，“我知道，我们作义工的很多人都还没有工作，而我们的就业中心恰恰就有这方面的信息资源和设备，我不希望义工利用这里的资源做自己的私事。”“这叫什么话！”我心里忿忿地想，我最不乐意听弦外之音。要谈规章制度就明明白白地摆出来！“您的意思我明白“我嘴上说。“我想我会做我该做的部分”我不卑不亢地说。“哼，你拽我也拽，学语言的，我还怕你这个。”我心里面不愤地想。我第二天一到那，ELENOR就捧出来一大打鲜艳的宣传印刷纸吩咐我说，“先把这个折成小手册”。我于是抱起这打纸到我的头儿那里去报到。那个叫曼吉的印度女人在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只对我点了点头。我很纳闷，大部分非赢利机构里的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开朗，怎么这个地方的两条冷鱼都让我给碰上了。我埋头开始折手册。很快我 就找到了折叠这种手册的规律。我在纸的两边找到了固定的参考点，将纸按照那两点对折，然后用一根长圆珠笔将两端狠很地刷刷一压，嘿！漂亮！正当我为自己的聪明和善于总结而得意时，我感觉到了在我背后一直有两道光在盯着我，如芒在脊，让我很不得劲。我知道那目光来自曼吉。在故意唉声叹气，又咳嗽又甩笔一系列折腾都没引起我的反应之后，曼吉终于忍不住开了口，她明知故问到，“他们是不是叫你到我这里来报道的吗？”“你这难道不是信息资源中心么？”我也以明知故问地形式回答她。我心里面充满了对这个机构人们阴不阴阳不阳的腔调的厌恶。“那就请你帮我先输入顾客的资料！”曼吉虽然加了个请，但祁使语气用得很生硬。“ELENOR叫我先把这个折完。顺便问一句，你们不是一个机构的么？”我也不客气地说。

因为这点龌龊，曼吉后来发了狠地让我输了大半天的数据，把我折磨得头晕脑涨，两眼酸痛。中午ELENOR过来取宣传册时，看到曼吉在那悠哉悠哉地吃午饭，我则在旁边兢兢业业地敲电脑，很看不过眼，她跑过来给曼吉指指腕表，又指指我。后来我听到她用激动的声音对曼吉说，“别忘了人家只是个义工”。曼吉只是不置可否地耸耸肩。到后来连我都来了气。“周八皮要偷鸡还得拣半夜呢，光天话日的，对我的剥削也太赤裸裸了，我不就一义工么，高兴了我帮你，不高兴了，我大可以走人啊！”我对这个机构人员素质的印象也因此打了折扣，可以预见的是，这至少不是一个有团队精神的班组。我后来在那里工作久了，证实我当初的猜测没错。ELENOR，曼吉还有一个叫AMY的之间的微妙关系很有那么一番说道。曼吉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如果她能笑的话。很可惜，她不懂得微笑是女人魅力多么有效的一个武器。如同一个在性生活上得不到满足的憋气女人一样，她总是紧绷着那张俊俏的脸蛋儿，不苟言笑。除了她埋在电脑下面用庞加语给人偷偷打电话时，她会象小家雀儿那样唧唧喳喳地活跃一阵，有时撂下电话时，一下忘记收敛起适才脸上挂着的笑。“那一定是她的情人”我这么想。除了人际关系的复杂，这个工作对我还有一个挑战，那就是曼吉身上的咖喱味。我一直按捺不住想问问曼吉的冲动，她一天要吃多少咖喱，才能攒出这么浓烈的民族风味在身上。每次看到曼吉向我走来，我都要慌忙提口气，咽下吐沫，屏息而待。一天工作下来，我常被那股呛鼻的味道熏得五迷三道。

我在那挺到了推荐信到手就毫无留念地走了人。

在后来找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这些五花八门的义工经验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雇主真正关心的，有时其实不见得是你的“业务水平”有多高，而更在意你是否能和他们的圈子打成一片，我是说，象我做的那些技术含量不是很高的工作性质，有一个开朗浑合的性格有时似乎比你的专业背景更重要，这我不仅早在诸多的义工经历中就得到了启示，有意思的是，我的这些义工经历也佐证了我具有他们所关心的那种品质，至少他们会认为他们从我的那些经历中找到了他们所感兴趣的东西，我觉得。

所以，我常用这个例子意味深长地对当初挖苦我的那个人说，记住，什么苦都不会白吃，干什么都不白干。

在心里，我常偷偷想，这也证明了，我至少是一个比他有远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