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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沉思錄（7）

  歷史本身不一定有什麼目的，各種偽造的歷史一定是有目的的。

獅群里有分工與合作，但沒有等級制；鬣狗群里有嚴格的等級制。這似乎與動物個體的外貌有關。每一隻獅子都是威嚴的，每一隻鬣狗都顯得猥瑣。

一個群體的成員都猥瑣的地方，才適宜於等級制。

從鬣狗那裡我們還能看到：猥瑣與殘忍似乎有關係。或許，鬣狗是真正“殘忍”的動物——它們不是首先殺死獵物，而是從活生生的獵物身上撕下一塊塊肉。

但還有樂觀一點的理解：獅群里不實行等級制，每一獅子因此都顯得有威嚴；鬣狗群里長期盛行等級制，每一隻鬣狗因此都顯得猥瑣。

把《紅樓夢》裡的榮國府和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貴族世家做一個比較。歐洲大貴族供養文學藝術和科學界的優秀人才，榮國府則豢養了一些清客，清客的職責是諂媚主人；歐洲大貴族家有對外開放的學術沙龍，榮國府則有海棠詩社。總之，歐洲大貴族家是某種社會活動中心，榮國府則是一個大家族自娛自樂的地方。

榮國府真正突出的地方，也是最能體現“中國特色”的地方，或許是美食。

產生於明朝的《金瓶梅》和產生於清朝的《紅樓夢》，到底有什麼根本的不一樣？《金瓶梅》是“男女”的，《紅樓夢》是“飲食”的。

這兩部小說的不一樣或許折射出了它們所屬時代的不一樣：明朝是淫蕩的，清朝是貪吃的。

據說，當年孔子手頭有三千首詩，孔子從中挑出三百零五首，成了流傳到今天的《詩經》。其餘的二千多首詩差不多都失傳了。

問題是：孔子挑出的都是精華嗎？有精華被遺漏了嗎？但提出這樣的問題，其實是對孔子的苛刻，因為孔子沒有保存所有這三千首詩的責任。我們太容易苛求我們的聖賢了。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們要“打到孔家店”，要“批孔”。

孔子小時候家境差，所以就成了多才多藝，但孔子似乎沒有研究過醫術。或許，孔子的身體素質並不好，因為《論語》不止一次記載孔子得了重病。如果當初孔子研究過醫術，歷史上的孔子有可能成為宗教家，也未可知。耶穌基督為自己贏得信徒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為人治病。

孔子生當中國最需要創立偉大宗教的時代，卻被一種日益遭受破壞的偉大傳統吸引，滿足於復興這一傳統，有了孔子，中國歷代有知識的人從根本上拒斥宗教，中國的普通民眾只能陷入各種粗鄙的迷信之中。

孔子的學生當中，最勇敢、最不怕死的是子路，按照《論語》，唯有這個子路心血來潮似的向孔子提出過有關死亡的問題，孔子卻巧妙的給搪塞了過去——“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終究沒有創立宗教，或許有許許多多的原因，但大概也與孔門弟子普遍地對死亡沒有表現出強烈的恐懼和困惑有些關係。

叔本華認為基督教是幼稚的，因為基督教採取了“講故事”的方式。其實，如果站在平民的立場上，尤其是站在文盲者的立場上，則這正是基督教的長處。唯有講故事的方式才能讓普通人去領悟那些高深的真理。

中國文化的短處，在於普通人領悟高深真理的福利沒有受到關注。在孔子那裡，普通人的精神生活被設想為止步於“知禮”，普通人只是被鄙夷地認為是“困而不學”的人。中國的普通人也就掉進了鬼文化的泥坑之中。

中國的精英文化是孤芳自賞的，中國的世俗文化是粗鄙的。

《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都是產生於明朝的文學經典，都大量描寫了戰爭和暴力，前者描寫的時代是漢末三國，後者描寫的時代是北宋。突出的一點是：《三國演義》裡出現了大批視死如歸的人物，《水滸傳》裡卻沒有，有的只是一味的殘暴或忍讓。或許由此可以說：到了北宋，高貴的精神在中國大地上差不多絕跡了。

中國文學史上有“詩莊詞媚”的說法——詩是莊嚴的，詞是嫵媚可人的。詞又被叫做“長短句”。詩通常是由同樣長度的一些句子組成，這意味着詩內含了排比，詩的莊嚴性源於這些排比產生的力量。

更值得注意的或許是：詞的鼎盛時期是北宋。我們似乎有理由這麼說：北宋是中國文化由神聖性轉向世俗性的時期。

漢字與漢語都是創造，但創造二者所遵循的原則是不同的。漢字是象形文字，創造漢字依靠的是我們的眼睛對事物的觀察。

但似乎沒有人認為漢語是象音語言。創造一個漢語詞語，依靠的是我們的耳朵對事物的傾聽——讓一個說漢語的文盲為一種他未曾見過的鳥命名，從而創造出一個漢語詞語，這個文盲最終根據的十之八九將是這種鳥發出的聲音。我的母親是文盲，她根據鳥的鳴叫聲給一些鳥取的名字讓我大感驚奇。說漢語的文人給事物命名，其所根據的卻不是耳朵，而是他的眼睛，譬如把中國文學史上的術語“詞”說成是“長短句”，分明是文人使用自己的眼睛的結果。如果由一個文盲來命名，它或許就被叫做“很好聽的一段話”。

文人最怕的是自己會眼瞎，文盲最怕的是自己會耳聾。

或許，一切語言首先都是象音語言。

中國智者對寓言創作感興趣，似乎是孔子身後的事情。孔子是格言大師，格言是端莊肅穆的，寓言通常是喜劇性的。從春秋到戰國，中國政治日益暴力化，中國文化卻喜劇化了。政治暴力化和文化喜劇化同時出現，是偶然現象嗎？

或許，政治暴力化只是文化喜劇化的前提之一，另一個前提是思想管制比較鬆弛。戰國時代兼具這兩條。

一個老太太幹家務活累了，就自己說道：“休息一下。”說完就躺了下來。

人是需要命令的動物，得不到別人的命令，就自己給自己下命令。

漢字命和令，都包含了“人”字。造字者分明傳達了自己對於人類本性的一種洞察。

詞似乎是男性為了傳達自己的性幻想而創造的文學方式，像“虞美人”、“蝶戀花”、“滿庭芳”、“沁園春”、“點絳唇”和“念奴嬌”等等詞牌，一望就足以引人產生性幻想。

如果詞作者是以女性為主，她們又將弄出什麼樣的一些詞牌呢？

秦始皇和漢武帝，二人最大的污點是：對別人殘暴，自己卻千方百計地追求長生不死。

與這二人相比，殘暴的商紂王倒是顯示出了某種高貴：兵敗之際，商紂王換上“寶玉衣”，“赴火而死”，絕不成為俘虜。商紂王之後的中國，殘暴不再與高貴有關係了。

當皇帝之後的劉邦，戴的是自己早年當基層官員時用“竹皮”製作的帽子，這頂帽子也就變得大名鼎鼎，被稱做“劉氏冠”。

更值得注意的是，《史記》和《漢書》都記載了“劉氏冠”的故事。看來，漢朝是一個乏味的時代，值得記錄的東西不多。

《史記》記載，范蠡的次子被楚國抓了起來，范蠡決定派幼子攜帶重金前去搭救，但自尊的長子自告奮勇，范蠡預見長子必定失敗，長子果然失敗了，范蠡卻笑了起來，接着講述了長子必定失敗的原因。

看來，在春秋時代的中國人那裡，智慧帶來的快樂能壓倒死亡帶來的恐懼。

劉邦沒有顯赫的家世，憑暴力由平民成為皇帝，實在沒有當皇帝的充足理由，這時候，相面師被人們想起來了。《史記》記載，劉邦在基層官員的位置上混日子的時候，相面師就看出了劉邦妻子和兒子命運上的不平常，最終更是發現這二人命運上的不平常取決於劉邦本人命運上的不平常，總之，是三個人的相貌同時決定了劉邦必須當皇帝。

相面術是政治暴發戶的美容術。

就我所知，還不曾有人兼具卓越的書法才能和卓越的音樂才能。書法和音樂都是所謂“抽象藝術”。更有意思的或許是：一個人毫無書法天賦，他就可能頗有幾分音樂秉賦，反之亦然。音樂系招生，首先應該加以考察的是考生的書法才能。

中國音樂史大概無法與歐洲音樂史相比，但中國有一部歐洲所沒有的書法史。懷素的狂草《自敘帖》，可以說是“看得見的音樂”。

按照《論語》記載，孔子有傑出的音樂才能，孔子談論音樂、繪畫和詩，但就是不曾談論書法，而實際上，在孔子的時代，篆書已經是高度成熟的了。

音樂被說成是聽覺藝術，繪畫被說成是視覺藝術，但除了聽覺和視覺，人還有嗅覺、味覺和觸覺，只是還沒有嗅覺藝術、味覺藝術和觸覺藝術。或許，中國發達的烹飪術算是味覺藝術，茶道算是嗅覺藝術，被用來撫摸的玉算是觸覺藝術。

中國文化發展出了讓每一種感官都得到充分享受的藝術部門。

漢字“金”包含了“人”。自然界沒有現成的金屬，人想得到金屬就需要自己努力，人處在金字的頂部，正昭示了人因為冶煉出金屬而感覺到了自己的偉大。

發明中國象棋的人不一定是一位中國象棋大師，發明微積分的牛頓不一定是運用微積分最嫻熟的人。但這無損於這些發明者的光榮。

詩的才能和幽默的才能有可能集於一人之身，但這個人將會不時地感覺到幽默的可惡。幽默與詩似乎是天生的冤家。

人不滿足於自己，於是創造了仙人；人不滿足於已有的各種飛鳥，於是創造了鳳凰。據說，鳳凰是“非梧桐不棲”。鳳凰的創造者似乎覺得已有的各種鳥都不配棲息在梧桐樹上。

中國畫裡有“花鳥畫”。在中國文化那裡，花象徵的是女性，鳥象徵的是男性。“花鳥畫”這個名詞也就是有意味的。

一直到蘇東坡無條件讚揚陶淵明之前，謝靈運的聲望是在陶淵明之上。常人高看謝靈運，是因為他們勢利，蘇東坡敬重陶淵明，是着眼於藝術性。蘇東坡在文學史上的貢獻，應該包括他“發現陶淵明”這一項。

一部中國文學史已經足夠豐富，差不多用不着由新的傑作來加以充實了。今天的任務是擦去年代蒙在各種傑作身上的灰塵，就像當年的蘇東坡對待陶淵明一樣。這是今天的文學理論值得做的一項工作。

文學的對手是自然科學，尤其是生物學。“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是白居易的名句。生物學揭示的真理是：在草成為地球上的霸主之前，樹木統治着地球，草只能生長在樹木的陰影中，得不到充足的陽光和養分，於是，草就變得易於着火，這些“野火”把被波及到的樹木徹底燒死了，而草本身不會受到實質性的傷害，因為那些耐高溫的葉片把“草芯”嚴嚴實實地包裹了起來，春風再度吹起，生長出來的就只有草了。

或許可以說，生物學是最不含蓄的詩，但也是最讓人驚奇的詩。生物學與其說揭示了各種真理，不如說有力地滿足了我們對於讚嘆的內在需要。西方文化鼓吹“為知識而知識”，將之改說成“為讚嘆而知識”，或許更能為實用主義的中國人所理解。

《金瓶梅》的優點容易概括，能成為今天小說家創作的參考。但這不是《金瓶梅》的光榮。《紅樓夢》的光榮也就是一切天才之作的光榮——從根本上不能被模仿。

二流詩人和二流小說家各有各的才能，一流詩人和一流小說家擁有的才能是同一種才能。

人有種種精神才能，最難以共存於一人之身的，大概是一流的記性和一流的創造性。博大者難以精深，精深者難以博大。獅子有強健的肌肉和鋒利的爪牙，卻沒有獵豹的速度，獵豹卻也沒有自己那些獵物所具有的耐力。造物主不把所有優點集中到一個事物的身上。

中國古代哲人對“天意”有所領悟，但哲人們感觸深刻的只是天的意志，而對天的更加重要的特性——智慧——少有體會。山水詩和山水畫體現的是中國古人領悟到了的是自然界的美，而不是智慧。智慧是美的本質。

獅子和獵豹都是大型貓科動物，有相同的遠祖，而且都生活在非洲平原，但獅子群居，獵豹獨居，因為獅子捕食時需要群體配合，獵豹憑快速就能獨自捕捉獵物。這是一般性的解釋。但相同的遠祖為什麼分化出了獅子和獵豹？這樣的問題逼迫我們走向造物主，而造物主是意志（目的）和智慧的統一體。分化出獅子，是為了讓獅子去捕殺那些體魄強壯的動物，譬如野牛；分化出獵豹，是為了讓獵豹去捕食那些比較弱小的動物，譬如瞪羚。為了草原上的生態平衡，造物主讓大型貓科動物分化出了獅子和獵豹。

再高度的美也容易讓人厭倦和麻木，智慧則永遠讓人驚嘆、不安。

休謨的書中講述了這樣的一個故事：兩個品酒師品嘗同一桶酒，一個說：“酒是好酒，只是有一點鐵鏽味。”另一個說：“酒是好酒，只是有一點皮革味。”這引起了眾人的嘲笑。把酒舀空之後，人們發現，桶底上有一把穿上皮革的鐵質鑰匙。

有超常才能的人證明自己的才能之前，容易遭到眾人嘲笑，這沒有什麼可奇怪的。我關心的是這兩個品酒師當初是否在心裡嘲笑過對方。造物主不讓一個人對所有的事物都敏感。日常生活中的我們對世界上的大多數事物總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