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書於竹帛》再版序

2015年4月9日，錢存訓先生在美國芝加哥御鶴西去，享年105歲。他的去世，是中美兩國圖書館事業的重大損失。錢先生是著名的圖書館事業家，早年為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研究院傑出博士研究生，後任美國芝加哥大學遠東 圖書館館長、芝大圖書館研究院及東亞語言文明系教授。
錢先生是圖書館事業之名宿大儒、人傑翹楚。他和我是忘年之交，我們的結緣，不得不話說從頭。早在1986年初，我在香港《明報月刊》(1986 年第 1 期)上讀到錢先生的《歐美各國所藏中國古籍簡介》(又見台北《古籍鑒定與維護研習會專集》)，在那個年代，這方面的資訊極少得見，所以這也是我最早了解美國東亞圖書館收藏中國典籍的文章。
沒多久，我就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去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圖書館做研究了。那時，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教授在石溪主持物理研究所的工作，他希望我每星期六上午可以到他辦公室見面。對於這種可以聆聽教誨，可以請益的機會我豈能放棄。所以，在石溪的近二年中，我有很多機會向楊教授報告我的學習、工作、生活以及在美各東亞圖書館的所見所聞。他也可以對我的一些問題解惑，或提供幫助。
有一次，楊教授問我，你在美國作訪問和研究，是否還有想見的學者? 我如實說很想見錢存訓先生和翁萬戈先生，前者是前芝加哥大學遠東館的館長，對美國各東亞圖書館館藏極為熟悉的學者；後者是美國紐約華美協進社的社長，他收藏的清代著名學者翁方綱的手稿本，是我想看的。楊聽後馬上說，這個容易。說着就打開書桌的抽屜，拿出一個小通訊錄，上面記有許多人的電話和聯絡地址。楊立刻就撥通了錢、翁的電話，向他們介紹了我，並說明了我的意圖。
根據我保存的錢先生致我的信件，最早的一通是1986年9月12日，信中說:“前聞先生來美訪問，亟圖良晤。你有意來芝參觀我校中文善本收藏，曷勝歡迎!我校遠東研究和遠東圖書館將於明年一月中舉行建立五十周年紀念。如果你今年不回國，屆時希望你來參加一些慶祝活動，並作一次學術報告，我們將感到十分榮幸。如果你年底離美，就安排在今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可在此 小留二、三天，也作一次報告，談談你在美國各館參觀印象和你對編制美洲所藏中文善本聯合目錄的意見，希望你決定後早日告知，以便作出安排。”
我是在次年的1月16日由紐約飛抵芝加哥的，是錢先生親自開車到機場接我。安頓我後，他就取出一張他手寫的“沈津先生訪問芝加哥日程(1/17 至 1/24)”，詳細寫明了我在芝的時間、參觀地點、陪同人員等，以及一張擬貼在芝館門口廣告牌上我要作演講的“廣告”。錢先生的細緻安排讓我感動。如今，這些親手寫的原件都和他後來致我的原信、傳真、郵件被我當成“文獻”而珍藏。
錢先生對學術上的貢獻，我也是通過不斷閱讀他的大著才逐步了解的。入古出新，不拘舊說，器識弘曠，使錢先生在學術上不斷有所突破。我以為，這和他得天獨厚的家學淵源，自身的鍥而不舍，方使他的才學過人，而又得種種 機緣，理所當然地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
錢先生的曾祖即為錢桂森，為清道光三十年進士，內閣大學士，曾任安徽 省學政。精研小學，家有教經堂，藏書豐富。祖父錢錫彤，工書畫。父親錢慰貞，精研佛學，為太虛法師弟子。錢先生早年在南京金陵大學主修歷史，從黃季剛、胡小石習國文，文字學;又從繆鳳林習中國史。副修圖書館學，受教於劉國鈞習中國書史；從李小緣習圖書館學。畢業後，先後在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南京分館及上海辦事處工作。由此可見，錢先生在國內受過完整的圖書館訓練和實踐，他曾告訴我：在學術上，他受劉國鈞的影響；在行政上，獲袁同禮的指導；在圖書館大眾化通俗化受教於杜定友，同時，在圖書館編目規則上，也完全是採用杜定友的一套。
一位成功的文史學者，他在學術上的創新、慎重以及考據功夫，往往是取得成功的基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在溫州白象塔發現了《佛說觀無量壽佛 經》殘頁，為了釐清這張殘頁是鐫刻還是活字排印，錢先生花了很多功夫、收集證據。他在給我的二封信中，都提到此事，所云:“溫州白象塔發現之佛經殘頁，可能為北宋活字本之說，不知尊意如何?”“其中關鍵似在迥文中‘色’字 橫排，劉雲謂係指示方向，尚待覓得其他迴文規則。吾兄見聞廣博，如有所知，乞便中見告。”沒多久，他又寫道:“有關白象塔佛經照片，前電溫州博物館， 寄來黑白及彩色照片，曾放大複印，附上一張供參考。‘色’字橫排應是重要證 據，曾遍檢迴文，尚未見到此種無規則之旋迥排列方式，另有高見，請便中惠示。”後來他寫就的《現存最早的印刷品和雕版實物》即闡明了他傾向於活字排版的觀點。
五十年來，國內以及美國圖書館學界，我所熟識且最服膺的為我的導師顧廷龍先生和錢先生，他們二位都是年高德劭、殫見洽聞的偉器宏才，是當代最重要的圖書館事業家，他們對圖書館事業以及文獻學、版本目錄學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先師對我的教誨自不必說，然錢先生的所有著作或新刊之文，無論是在國內或中國台北、香港地區，每有推出，皆會寄我，使我得以分享、研習。 從《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第一分冊《紙與印刷》)，到《中華文史論叢》 的中文版抽印本，我幾乎都有拜讀，我以為這是前輩對我的一種提攜。
先師和錢先生不僅是同行，而且分別在東西半球的兩個重要圖書館任館長之職，雖遠隔萬里，但最為有意思的是他們兩人竟然有着“親緣”關係。先師1998年騎鯨西歸後，錢先生即撰有《懷念顧起潛先生》一文。文中憶及先生八十壽辰時，芝大同學編輯《中國圖書文史論集》為賀。先師有《沈子佗皀殳(此 皀殳字請拼合為一字)拓本題記》載入，文後有“今年為我姨丈錢存訓教授八旬雙慶，馬泰來先生等將編印論文集為壽，徵文下逮，耄荒不敢辭。今年三月獲 訪芝城，承錢丈伉儷優渥款接，銘感不能忘。”先師時年八十有六，卻尊稱錢先生為姨丈，蓋因先師的繼母許葆真，為浙江海寧人，和錢太太許文錦是姻親。
早在 1945年3月，文博界的大佬徐森玉先生陪同錢先生到上海合眾圖書館與先師相見，是年，先師42歲，錢先生35歲。直至1947年8月，錢先生赴美， 先師趕去送行止，這期間，他們都有共同的朋友，來往頗多，時有見面餐敘。 三十二年後的1979年，中美建交後，美國政府派遣的第一個美國圖書館界訪華代表團中錢先生在列。當錢先生蒞滬再和先師把手言歡上海圖書館時，先師年已七十有六，而錢先生則為古稀之年。
錢先生的《書於竹帛》是百年來中國圖書出版史上最為重要的書史著作之一，此書經過不斷修訂，多次再版，版次之多當推為首列，也可見此書的學術價值，以及受讀者歡迎的程度，將之喻之為暢銷書也不為過。
《書於竹帛》一書，最初是先生1952至1957年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研究院修完博士學位，論文是用英文作的，譯成中文的題目是《印刷發明前的中國文字紀錄》(後改為《書於竹帛》)，由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在1962年出版， 列為“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研究叢書”之一。於1975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繁體字版。1981年再版。1980年，宇都木章、澤谷昭次教授等將其譯為日文，由東京法政大學出版社出版，題為《中國古代書籍史—一書於竹帛》。此書韓文版於1990年由漢城東文選出版。中文第二次增訂本由鄭如斯教授增補，改 題《印刷發明前的中國書和文字記錄》，於1988年由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用簡體字橫排出版。此後，又有其他的本子，包括中國台北的出版物及英文原版亦修訂再版。
《書於竹帛》的寫作緣起，和出版後的各方好評如潮，不必我去贅述，但最為代表性和遠見卓識的當推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榮休講座教授許倬雲先生所云:“這書是西文著述中至今唯一有系統介紹印刷發明前中國文字記載方式 的書籍，可說凡是中國先民曾經著過一筆一划的東西莫不討論到了!”“這書以印刷術之發明為斷代標准，是一個真知灼見的決定。”
錢先生曾告訴我，為了寫這篇論文，他費了許多功夫，星期六、星期日全 天不休息，每天約用十二個小時。暑假期間，都是早晨六時起至晚上十二時才歇息，這期間，他還要兼課。
在中國，研究書史者不乏其人，然人云亦云者多，有獨立見解者少。自清末到民國，較有成就而自成一家者更是鳳毛麟角，當然，葉德輝的《書林清話》 是研究書史者不可不讀的專著，然葉之後的幾十年，查猛濟的《中國書史》則 以《清話》為藍本，大量地抄襲，或是改頭換面，了無新意。錢先生告訴我， 台灣有一白莊出版社，出版的“白莊學術”第一種是葉松發的《中國書籍史話》， 其中有多處，不僅文字，包括圖版都是抄襲《中國古代書史》。我問錢先生，為何不向出版社討要個說法，但先生笑着說:“不必了，誰又有那麼多精力去管這事。”
我以為，從事中國古代書史研究最出色，最重要的學者，當推錢先生，這是毫無疑問的。當年，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寫《中國科學技術史》多卷本時，就說到他想“盡我們餘生自己編寫本書，能寫到哪裡就寫到哪裡，還是約請一些合作者，爭取在有生之年早些完成它呢?我們決定採取後一種辦法。”《紙與印刷》“就是這種做法的第一個果實。我們請到了關於這一課題的世界最著名的權威學者之一，我們親密的朋友、芝加哥大學的錢存訓教授來完成此事，他所作的一切令我們欽佩。”所以，錢先生的這本大著稱之為“權威”著作，一點也不為過。
從1949年至1957年，錢先生在芝大遠東語言文化系任教授銜講師，授中國目錄學、史學方法、印刷史、中國現代文學選讀、英譯中國文學概論等課程， 指導碩士、博士論文有五十人之多。1964 年始，他升任芝大圖書館研究院教授。 我熟識的幾位朋友，都曾在美國重要大學東亞圖書館任館長，他們幾乎都出自 錢先生的門下。
昔讀莊子《逍遙遊》，有雲:“北冥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 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遙而上者九萬里。”錢先生是道德文章第一流的人物，即如北冥鯤化之鵬，若展翅，即 迢遞關山，追風逐電。二十多年後，錢先生在致我的信中說:“仍每週到館二、 三次，查閱資料。”我在得知老人家每晚仍在不遺餘力寫作時，我即寫信建議他不要再作拼搏了。為此，我在給普林斯敦大學的艾思仁兄的信(1993、7、16) 中說:“錢先生一輩子和圖書、圖書館打交道，即使退休後，也還是那麼深入地投入工作，這足為我輩所敬仰，亦為我等之楷模。”
在這篇小序結束之前，我想到的是：或許在美國著名大學的東亞圖書館工作的專業人員在退休前，都會由校方或館方為他舉行的歡送會上得到校方或館方的一個評價，我在“哈佛燕京”時就曾參加過幾次，包括“燕京”的吳文津館長、賴永祥副館長等。即似草民如我，在退休時哈佛文理學院圖書館的大館長竟也親臨發表了感謝詞。而在錢先生的退休會上，芝大負責學術資源的副校長哈里斯教授曾出席講話，他對錢先生的貢獻推崇備至。他說:“你在將原有規模很小的中文藏書，建設成為一個主要的、國家一級的東亞館的過程中起到 了關鍵性的作用，你在推進全國東亞圖書館的發展的組織工作方面，領導能力超群，成績卓著，無論是東亞研究領域，還是圖書館界，或是我們的大學，都因你的傑出貢獻而獲益，你獻身美國圖書館事業的三十年為我們留下了一個極為豐富而無價的傳統。”哈里斯的這個評價是恰如其分，允當相宜的，也正是錢先生的功垂竹帛，才使芝大東亞館成為聞名遐邇的二酉之地。
上海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為紀念錢先生《書於竹帛》出版六十周年，特准增訂再版，這無疑是嘉惠學林的大好事，錢孝文兄和出版社副總編輯朱寶元先生 知錢先生視我是至好小友，特囑津為之寫重版序。津不敏，拉雜寫上幾句，以告慰錢老，是為序。
2022、7、29 於美國北卡之落基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