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情愛史---原始的激情

蕾伊·唐娜希爾 著

（台灣）李意馬 譯

12、十九世紀

紳士與墮落的女人

維多利亞時代溫婉而柔順的妻子被認為“性不足”是一點也不足為奇的，她那受壓抑的教養方式、強加在她身上的優雅與“靈性”，以及對自己生理的無知等，都在助長這種趨勢。即使她沒有對性交產生肉體的嫌惡，要想享受性行為的樂趣也需要非常高妙的技巧，但只有極少數維多利亞時期的丈夫具備達成此一任務的技巧，因為丈夫們也有他們自己的問題、自己的壓抑，在自覺妻子乃是在溫和地隱瞞其對性的嫌惡的心理下，要想和“家中的天使”作愛，很難令人有滿意的演出。

此時，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這位將性和“不潔”與“罪惡”劃上等號的先哲成為他們的救命恩人。天主教的神父認為即使是在婚姻中的性行為，也只有在以生育為目的時才被允許，這是聖・奧古斯丁思想的延伸，而維多利亞時代的清教徒，對於神學作品一向用心研讀，他們比天主教的先輩們更注意聖・奧古斯丁的思想，但很少人象美國的史脫可罕博士（A・Stockham)這樣走火入魔，此君在1894年宣稱，婚姻中的性行為若非心存生育子女，則丈夫無異把妻子當成他“私人的妓女”。不過當時一般人多少都同意，男人不應該在妻子身上逞其獸欲超過“絕對的需要量”——最好是一個月一次即可，如果真的按捺不住，頂多一個禮拜一次，但在月經及妊娠期間則絕對數止。

但這並不表示維多利亞時代的妻子就受到冷落，在1871年，英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平均子女數為8名，而每千個家庭中有177個家庭子女數超過10名，統計一下懷孕及月經期間禁止性交的時間，則一對夫婦在他們頭12年的婚姻生活中，約有6年的時間過的是禁慾的生活，這對多數妻子來說，也許沒有太大的困擾，但對丈夫則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不知是幸或不幸，女性對性採取不贊同的心態遠多於男性，維多利亞時代的丈夫儘管有他們的家庭壓力，但卻少有什麼社會壓力強迫他們抑制其性的本能，事實上，很多丈夫認為在“別處”發泄其性慾乃是對妻子的一種恩惠，而且嫖妓甚至也有宗教上的辯護之辭。聖・奧古斯丁在冥思性問題時，得到一個結論：性行為應該是冷淡的、有計劃的、沒有任何激情的，亞當和夏娃在犯下了“原罪”之後，情慾與熱情才滲透進純潔的性行為中。19世紀的醫師援引此說，聲稱性交過度是有害的，但如果沒有牽涉任何情感，平淡為之，則對健康並無大礙。換句話說，和妓女性交，因為既沒有愛也沒有熱情，所以一般而言，比和妻子性交較不會損壞身體，這真是一個奇怪的結論。

在性保守的維多利亞時代，妓女比以前的任何時期都要來得泛濫，但官方的統計資料常不可信賴，太多人揮舞道德及政治的巨斧加以整容，1860年代，巴黎警方承認巴黎有8萬名的妓女，但此一數字顯然偏低，單單在1868年，巴黎街頭被捕的乞丐和流浪漢就有35000名，非官方的資料顯示，當時巴黎的妓女將近12萬名。

1839年，倫敦警方說，倫敦只有7000名妓女，但根據“戒除惡習委員會”的報告，則高達8萬名。有一個時期，維也納是歐洲的“性都”，在1820年代，40萬人口中有2萬名妓女——平均每7個男士擁有一名妓女，但辯護者說，其中有很多女人是專門做觀光客生意的。當時的紐約也是一個移民者和短期羈客聚集的城市，在1830年代，約有2萬名妓女，社會改革者歐文曾加以計算，如果每個妓女一個禮拜“工作”5天，扣掉月經期，每天接客8次的話，則紐約成年男子有半數必定是每個禮拜嫖妓8次，但此一色情估計可能過份樂觀，因為紐約人口的流動性很大，是“業余妓女”的溫床，一些需要錢的女孩子可能在幾天或幾個禮拜內，儘可能地接客，然後就洗手不干。在舊金山，行情則完全不一樣，在淘金浪潮里，舊金山的人口從不到1000人（1848年）激增為5000人（1852軍），其中約有3000名妓女，這些妓女是從紐約、新奧爾良、法國、英國、智利、中國等地專程而來的，她們都是專業的。

19世紀淪落為妓的少女通常是因為需要錢。一個極端是，想要追求獨立的婦女，除了身體外沒有其他的本錢，唯有賣淫與舞台能提供優裕生活的美景，另一個極端是，年輕的寡婦或未婚媽媽所賺不多，而且為了工作必須和兒女分開，但皮肉生涯卻既可使母子免於俄死，也可不必分離。

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的大多數，則是一些成衣廠或者香煙廠的廉價女工，她們的工資微薄，不足溫飽，若想要有其他的享受，則唯有成為“墮落的女人”，出賣皮肉一途。1888年，美國勞工局調查3866名妓女過去的就業情形，發現有1236名是在長到足以營生的年齡時，就直接下海的，有1155名原來是在做旅館或家庭的女傭，505名是縫紉或成衣廠的女工，126名是推銷員或出納員，94名是紡織工廠女工，11名是電話接線生，換句話說，約有三分之二的妓女是由其他行業轉進的。

妓女要出類拔萃，所需要的不僅是美色而已，人格及野心是兩種最重要的特質，而且要出人頭地，一定要到像巴黎或維也納這種充滿財富與成功的誘惑之都。巴黎在第二帝國的輝煌時期，有最高級的妓女，依附在朝廷腳下的煙花界，永遠為女孩子敞開大門。這些女孩子也許不像過去的歌妓、舞妓一般才色雙全，但她們卻另有一套誘惑男人的淫盪本領，100年前的龐畢度夫人也許會認為這些妓女粗鄙不堪，但比起100年後好萊塢亟思直上青雲的小明星仍要高尚得多。她們不難從金融界人士、軍官及雲集於第二帝國輝煌舞台上的各國貴族裡找到恩主，俄羅斯的大公、土耳其的官員、南美的百萬財主都會替她們付帳單。一個德國的礦業巨子為名妓拉派娃（La Paiva)蓋了一棟豪華住宅，樓梯是用瑪瑙做的、浴盆是用大理石做的，而水龍頭上則鑲滿了珠寶。拿破侖皇帝侄子的情婦寇拉派兒（Cora Pearl)，生活也極其奢靡，她在用蘭花編成的地毯上裸體跳舞，並在銀制的浴盆里以香檳洗澡。

但其他地方則少有巴黎煙花界的這種盛況，倫敦也有相當活躍的妓女，但她們很難為上流社會所接納，只有“不靠行”的妓女，上流人士才會與之交往，而覺得不失體面。

當時，唯有最高級的妓女才擁有自己的“香巢”，次一等的則住在高級妓院裡，在19世紀初，阿姆斯特丹的“噴泉屋”是舉世公認最豪華的妓院，除了有色情交易的秘室外，還有飯店，舞廳、咖啡廳、撞球間等。妓女為了讓顧客分心，經常是裸體撞球。不過，這只是鳳毛麟角，事實上，就全世界而言，住在妓院裡的妓女只占少數，在柏林，則一間妓院都沒有，1780年時還有100間存在，但在隨後漫長的道德重整期間，只剩下26間，到1844年時則全數關閉，但這並不表示柏林就沒有妓女。在歐洲其他地方——特別是法國和比利時——警方對妓院也有嚴格的管理，妓院內的妓女必須註冊登記，妓女一旦進入某個妓院就很難再離開，因此妓院形同監獄，對渴望自由生涯的妓女並沒有太大的吸引力。

倫敦的妓院也不多，紐約的妓業則較發達。1866年，紐約基本教義派的一位主教抱怨說，街上的妓女跟基本教義派信徒一樣多時，警方承認紐約有621間妓院。其中最豪華的也許是“約瑟芬森林宮”，妓女們都穿着晚禮服，以香檳酒為唯一的飲料，屋內裝飾得金碧輝煌，龜公在門口檢視客人，只有貴族和上流社會人士才准進入。

除了企業化經營的妓院外，另外還有出租給神女的房間，特別為具有獨立心態的妓女所歡迎。妓女們自行到娛樂場所勾搭可能的客人，然後帶到她所租的房間春風一度。當時各國都有一些半公開的期刊雜志，報導這種行業的動態，儼然“嫖妓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