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看武鴻熙的《黎曼幾何初步》，前面有個很長的序言，對書和學科介紹之餘，還有一段道德說教。我當時覺得這都是老生常談，沒必要苦口婆心地寫在著作的序言裡。這兩天看到中文媒體充斥着“中國人最後解決彭家萊猜想”的報道，尤其是名為《現在的數學研究是不同國家的群體在高度競爭》的朱熹平德記者談話，忽然又想起武鴻熙的諄諄告誡。於是特地把書翻出來，抄錄相關的片段：
“……我將這個課的時候，剛好和奧運會重合。由於祖國在奧運會上的豐收，自然引起了“為什麼中國數學家不能拿數學界的金牌”的問題。於是“拿金牌”這個口號不脛而走，暑期中心的同志們人人面上都掛了同一個問號：“中國在什麼時候採納數學界的第一面金牌？”這個問題後來甚至在雜誌、保障上也被提出來了。這個想法是在很具有刺激性。若是真能把一門嚴肅的學問當作一種體育比賽，以後可以玩的花樣多的不可想象。比方說，人民日報第一頁可能有如下標題：“Poincare與高斯在拓撲場上激戰，Poincare大勝，五比零。”又或：“群論比賽，Abel苦戰Galois，不幸以二比三敗北”等等。不過我猜想提倡在數學上“拿金牌”，主要的用意也不過是作為一種鼓勵罷了。這個用以自然是很好的，但是，這個口號卻不幸被人誤解，一位學數學的最終目的，不外是拿一個什麼獎之類。這和古代“十載寒窗，一舉成名”的封建思想，有太多重合之處了。你們一定很清楚地認識到，在你們自己這一代當中，這種功利主義的想法已是與日俱增，犯不着在用“金牌”作為鼓勵了。我覺得比較值得做的事，倒是鼓勵你們去培養一種風度。只是這件事一說開來就不是三言兩語所能夠說清楚的，而且恐怕也有一些說教的味道，所以我還是回過頭來和你們討論數學罷。”
““拿金牌”的另一個用意，就是舉出一個目標，希望大家朝這個方向走。從一個數學工作者的立場看來，這個做法似乎不夠徹底。如果真要堅持這個觀點，就不如索性舉出最偉大的數學家作為青年人的榜樣。古語云：“取法乎上，得法乎中。”根據學問遠勝於我的人的看法，數學史上登峰造極的數位，還要數十九世紀的高斯，黎曼，Abel，Poincare等等。Hermann Weyl在1944年寫Hilbert的悼文時就說過，偉大如Hilbert，她的學術成就還不及高斯和黎曼。但也是Weyl，毫不含糊地加上一句話：“在我們（即Weyl本人）這一代當中，並沒有一個能夠和Hilbert相比的數學家。”Weyl是被公認為本世紀數一數二的數學家，同時也許是數學史上最後一個全才。可是從他這個評價，就可以了解為什麼像攀登數學的高峰，就非要拿這些十九世紀的大師們做榜樣不可。……如果只談“拿金牌”而不談這個明顯的事實，則無形中變成鼓勵年青人“取法乎中”，結果自然“得法乎下”，這就和提倡這個口號的原意脫節了。”
“……”
“最後我們再回到“拿金牌”這個問題罷。一般人一位參加奧運會的唯一目的就是拿金牌。去年李寧拿了三面金牌，舉國稱慶，而童飛一面也拿不到。所以用“拿金牌”的尺度衡量，成功和失敗的分野，真是一目了然。但是“金牌得主”李寧，他個人的想法又是怎麼樣呢？你們可以去圖書館翻看他在1984年底發表在報章上，以“童飛是真正的英雄”為題的文章，就可以看到另外一個觀點。其實參加體育比賽，或者鑽研數學，也不過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已。探求人生的意義，使我們至死的一天都學不完的大學問。下面錄出的兩段話，也許足以提供一些與眾不同的看法給大家作參考。第一段是近代奧運會創始人Pierre de Coubertin說的：
運動的目的不在勝利而在競爭，
人生的意義不在克服而在奮鬥。
另一端則是古代希臘奧運會的格言之一：
切勿要求勝利，只應要求有一往無前的勇氣。因為從堅忍不拔的奮鬥中，你將為自己帶來榮譽。但更重要的，你將為全世界帶來光榮。”
這些話是武鴻熙1985年寫的，沒想到二十年後還有現實意義。朱熹平說的“現在的數學研究就像體育競爭一樣，不同國家的群體在高度競爭”，不就是二十年前“拿金牌”的鼓動的翻版麼？本來，彭家萊猜想證明的思路已經被Perelman指明了，剩下的就是相關領域的數學家克服技術困難，把證明完成。這個工作無論哪個國家的數學家完成，都是人類數學知識的一個增進。為什麼一定要指明“不同國家”的競爭，還是“高度”的？
並且，數學本來不應該是“高度的”競爭。現在網上眾口一詞，說彭家萊猜想證明遠比陳景潤的工作偉大，似乎言下之意就是曹朱二人的工作勝過陳景潤的。可是，陳景潤當年可沒有任何跟別人競爭的意圖。當時全世界都認為1+2是不能用“篩法”，就是陳景潤所用的方法解決的，所以根本沒人跟陳景潤爭。陳景潤苦幹數年，用事實證明數學界流行的看法是錯誤的，“篩法”仍有未被發掘的潛力。陳景潤的成就有多大，不必評論，但他給世界一個不曾期望的驚喜，並且如果沒有他的工作，這個驚喜也許還會被埋沒很多年。陳景潤的成績不論重大與否，清楚地體現出，有原創性的數學工作是不牽涉競爭的。
反觀曹朱的工作，創造性的思想已經被Perelman揭開，剩下的都是技術性——雖然可能是很困難的技術——的補充。大家已經看到了，Perelman默默工作，一鳴驚人，又一次體現了原創性的工作不牽涉競爭。而技術性工作是有競爭的。按照丘成桐的描述，曹朱用了吃奶的勁加班加點工作，就是因為他們的工作沒有獨一無二的創造性，別人也可以按部就班地做出來，才不得不靠速度優勢取得優先權。最後匆忙發表（發表後隨即被人指出錯漏，就是發表匆忙，未經過細緻審查的明證），並且跟別的研究組相比，也沒取得絕對的優先權。
曹朱的工作是否重大，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恐怕不好說什麼。不過把他們的工作方式與Perelman的，甚至陳景潤的工作方式對比，就可以發現當數學家爭分奪秒地跟別人競爭的時候，他的工作的原創性就已經大打折扣，境界就落了下乘。
無論如何，朱熹平是有成就的數學家，他背後的支持者丘成通，甚至是偉大的數學家，顯然比前面引用的武鴻熙地位更高。可是大家看過武鴻熙的諄諄教導後，在反思朱熹平的“不同國家間的高度競爭”說，丘成桐對國內數學家不響應他的“向Hamilton學習”的指責，丘成桐對於中國數學家在“競爭中獲勝”的吹捧，以及他老人家一貫把數學研究和“愛國”掛鈎的言論……到底什麼是對的，而什麼是錯的呢？
向高斯、黎曼學習是應該的，“向Hamilton學習”以及向朱熹平學習，也是好的。但是向他們學習什麼？學習數學研究中的愛國主義？學習在“不同國家高度競爭”中爭分奪秒晝夜加班的苦幹？學習用匆忙發表、突擊審稿來爭取優先權的技巧？學習利用媒體把自己的技術性工作吹得比Perelman原創性思想還高5%的公關策略？竊以為，現在中國數學界更應該看重淡泊名利，不求聞達的境界和態度。在向高斯、黎曼學習之餘，應該向Perelman學習，向我們的潛心工作，不求在競爭中取勝，甚至不屑於數學研究中的愛國主義的陳景潤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