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們沒有按計劃上課，原因多種多樣，或忙於行政任務，或參加各種會議，或因名目繁多的社會兼職而忙於應酬，或為了給研究生一個鍛煉的機會。有時本科生一個學期都很難與教授打個照面。不可否認，這種做法為研究生的科研和教學提供了鍛煉機會，但是給我們本科生造成了損失。在某些教育專家大力鼓吹教育產業化的今天，在校大學生作為消費者，他們的合法權益可以大打折扣、任意踐踏嗎？”

　 ———《一個大學生對教授們的呼籲：你們別再“逃課”了》

　 終於有人對大學教授提出非議了。詹學偉的《一個大學生對教授們的呼籲：你們別再“逃課”了》（11月4日“青年話題”），敢於披露某些教授不正經教課的時弊，是一篇對高等教育負責任的批評。

　 曾經有一位教授上書，對大學生成績逐年下滑表示憂慮。媒體為此發過不少評論，批評大學生不珍惜時光刻苦讀書，所言固然不錯，但畢竟只言及教學中“學”的一方，沒有觸及更重要的一方，即“教”的一方。教與學是教師與學生的雙向活動，如果教授的教學質量也逐年下滑，怎能企望學生的學習質量逐年上升？

　 某些教授的教學質量，的確有逐年下滑的趨勢。詹學偉批評的“逃課”，其實只是一點而已。不“逃課”的教授又怎麼樣呢？好的也有，但少有。早幾年，就有人對三所高校教師做過一次專題調查，教學好的只占5％，較好和一般的占21％，而教學差的比例高達74％。這其中就包括教授在內。實際上，現在有的教授還不如講師，無論處理教材、講授方式、教學效果，都比不上講師。而差的表現，主要是只客觀地向學生解釋現成的知識結論，缺乏對知識的體驗、領悟，教學中師生之間缺乏認識、情感的衝撞和溝通，課講得沒有滋味，學生所獲、感悟甚少。據我觀察和聽到學生的反映，有的沒有學術個性，照本宣科，哪怕“本”子已經陳舊，也不管觀點應該修正；有的不認真備課，甚至一本講稿講幾年，沒有新見解新材料；有的信馬由韁，東扯西拉，天南地北侃大山。諸如此類，哪有教學質量可言？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教授個人的原因外，我以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對教學缺乏足夠的重視。高校建設中，無論學校，還是政府教育職能部門，對高校的評估看上去極為嚴格，學校規模、學生數量、專業設置、教授多少、講師多少、教學設施、實驗室、圖書館藏書量、科研成績等等，都詳細進行檢查驗證，應該說是細緻的。但是對教學卻很少進行過評估檢查，也很少傾聽師生對教學的意見。沒有一流的教學，怎麼會有一流的大學？

　 第二，沒有建立切實可行的教學責任制度。教授、講師、助教，毫無疑義是有區別的，但區別在哪裡？科研也許能拿“論著”來區別，但教學上的東西恐怕很少有人說得清。為什麼要強調教授上課？因為教授講課有其獨特的風格，能夠提綱挈領將一門課的特點做出與眾不同的準確概括，能夠深入淺出地把深奧的學術研究做出生動的描述，能夠激發學生對學術前沿的探索興趣和欲望，等等。同時，教授授課應該編寫講義，而所謂通用教材只能提供參考。如果做不到，就是把教授逼上講台，那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教授”，再強調也無意義。

　 第三，現行的職稱評聘制度重科研輕教學。有人說，評職稱，論文是硬指標，教學是無指標。教學再差，論文夠數就能濫竽充數；教學再好，論文不夠數，職稱門外邊呆着去。而評上了也就聘上了，聘上了就什麼都有了。這種評聘制度，如果不徹底改革，想要教授名副其實，難！

　 寫到這裡，想起基辛格的職稱。人們都知道基辛格是博士，其實他也有教授資格———出任國務卿之前，就是哈佛大學教授，承擔教授的職責。他出任國務卿之後，離開了教授崗位，按規定必須辭去教授職務，就不再是教授了，但依然具有教授任職資格。從國務卿卸任下來，他果然想回哈佛當教授，但被哈佛拒絕，因為他提出不上課的要求；而不履行教授任課職責的教授，哈佛不需要。

　 什麼是職稱？基辛格的例子可以解釋得很清楚，即只是一種專業技術任職資格的認定。我們為什麼要搞成終身職位？不具備教授資格，就不要當教授。有科研能力的去研究所當研究員好了，為什麼偏要當教學不合格的教授？“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乃謂有大師之謂也。”沒有“大師”就沒有大學，沒有“大師”品格就沒有大學。大師品格者何？善於把學生引領到科研最前沿，領略世界科研最新進展的風光；善於啟發學生思維，產生碰撞的火花，創造探索討論未知領域的氛圍；善於在傳授知識的同時，傳授治學方法之要領；善於在講授和實踐中給學生以人文關懷，讓學生體會和養成人文精神。這就是大師的品格。如果沒有這種品格，即便有一流的大樓，一流的設施，大學充其量也只能是“大”字號的中學，連辦本來意義上的大學也難以合格，更不必說辦一流大學了。

一個大學生對教授們的呼籲：你們別再“逃課”了

詹學偉

　 以前只聽說學生逃課，如今教授們也來湊熱鬧。筆者即將畢業，課程大多為專業課，本以為可鑽深一點，然而結果卻大失所望。課程表上安排的明明是某某教授講課，但是一到課堂上就變成其他老師或他的研究生上課，並且都是“研一”的。師弟師妹向我反映，他們也在享受這種“優待”，他們的老師就是我曾經的師兄，讀“研一”，課不用備，從我們班上借一份筆記就可以應付了。我們有一種受騙的感覺，曾熱血沸騰地上書教務處、校領導，大多是石沉大海，或是推諉了事。筆者還打電話問過附近幾所大學，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怎樣看待這種現象？儘管教育部有關文件和校教務處《關於加強教學質量保障的若干意見》中明確規定：55歲以下的教授、副教授每年至少為本科生主講一門課程，達不到要求，就相應減少研究生招生名額，無特殊原因連續兩年不服從教學安排講授本科生課程的，學校將採取不再保留其教授、副教授職稱或扣除其崗位津貼等措施。可是規定如一紙空文。至少在我們學校，教授們職照兼，課照逃，學校有教學督導團，有校長信箱，都形同虛設。

　 教授們沒有按計劃上課，原因多種多樣，或忙於行政任務，或參加各種會議，或因名目繁多的社會兼職而忙於應酬，或為了給研究生一個鍛煉的機會。有時本科生一個學期都很難與教授打個照面。不可否認，這種做法為研究生的科研和教學提供了鍛煉機會，但是給我們本科生造成了損失。在某些教育專家大力鼓吹教育產業化的今天，在校大學生作為消費者，他們的合法權益可以大打折扣、任意踐踏嗎？

　 筆者在此建議，應該讓學生參與監督。僅僅靠信息一級一級往上報，一個學期就過去了，下個學期依然如故。即使問題能夠解決，也拖到猴年馬月去了，不如設立“信息反饋直通車”，每個學生都有權直接向上反映。另外最好是“越級反饋”，一級一級往上報，最後大多不了了之。

　 最後，作為多次受到教授逃課“待遇”的學生，我真想問現在的教授們一句：你們當年的教授也這樣嗎？請用行動來解釋什麼叫誠信。請履行一個人最起碼的東西，這比你們在課堂上所講的道理對我們一生的影響更大。

　 得罪了，教授們！如果一個人連自己應有的權利都不能維護，你還指望他去維護社會和國家的利益嗎？我，一個普通的學生只能藉助媒體來呼籲、喚起社會監督，以維護我們應有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