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龍應台的文章以後，一直想說點什麼。中國人到歐洲去，未嘗不震驚於歐洲對其傳統建築和其風俗習慣的保護的。就建築而言，中歐相比更有一些直接的原因。歐洲建築多為石築建築，本身即較中國土木建築更宜保存，秦漢長城現在即以難尋，而中古時期的城堡還多見。再則歐洲的大型建築多與宗教相連，亦有助於免除其受戰爭破壞，如劍橋前身實即為神學院，而中國建築則多無此幸運，且中國的戰爭也多於蠻族進行。再則最近幾百年來歐洲實處於生產力欣欣向榮地發展階段，而中國則掙扎於生存於滅亡的邊緣，對建築自然也無所用心。但真正令中國人所深為感慨的，卻也確乎有另一重更為深沉的原因，那就是自建國以來對古代傳統和建築的有系統的清除和近期來以現代化建設的名義所進行的更為漫不經意但卻是更為全面的清除。可惜這一點龍文卻並未深及但卻實與兩者對待傳統之不同態度密切相關。

歐洲對其古代建築與傳統的保存實與其現代化進程毫無相悖。因為所謂現代化本身就是從歐洲衍生而出，因而對歐洲而言，其傳統與現代本身就是合而為一的。這對其而言是一個自然的進化過程。因此，傳統也就是其力量的源泉。歐洲人總是要驕傲的將其歷史回顧到其希臘和羅馬的源頭，並因此其民族與其文化越是悠久便越是顯示着榮耀。古代建築作為其榮耀的一個實物性的展現，自然也就會得到其格外用心的保護。而每一處建築也多向現在展示着具體的歷史事件，展示着其在歷史進程中的意義。悠久的大學校園也就愈因其思想進程中所顯示過的巨大作用而格外為人所羨慕。同樣的，一家商業銀行古老的店面亦會格外襯出其顯赫的地位。

然而中國的情形卻與此大不相同。在西方人的船堅炮利打開大門之後，在所謂中學為體西為用也失敗以後，到了五四時期，中國對其傳統與歷史突然表現出了一個戲劇性的巨大轉折。儘管現在的文章多會加以掩飾，我們只要稍看一些原始文獻就會發現五四運動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的決絕之態度以經完全超出了其所倡導的理性精神之外。然而這種態度一時間卻突然成為了時尚。這並不在於其觀念的正確性，而恰恰在於其近乎漫罵似的強烈的情緒感染力，在於運動的提倡者所具有的特殊的身份，在於科學與民主所高舉的西方的進步的大旗。但更主要的則在於當時中國的內外交困的時局。在長時期的迷惑與沮喪之後，人們開始對傳統的應變能力，對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失去了信心。在這個時候，所謂傳統就恰恰成為了人們最好的出氣筒和發泄目標，又哪裡會考究此種說法是否理性客觀呢？

五四運動之所以在建國後被提高到一個神聖的地步，其中一點即在其標誌性作用。從滿清廢除科舉至五四正是一代人的時間，而五四運動的主體也恰恰是青年學生，這並不是一種巧合，它象徵着代表着中國文化載體的士一階層，開始了其正式的轉化與分裂，它的主體不再是以儒家經典和傳統政治制度為核心的士，而是系統地接受了西方現代教育的所謂知識分子。因此五四同時也標誌着一個重要的文化轉折點。五四運動的象徵性成果要遠大於其實際成果。它最重要的成就在於舉起了兩面旗幟，一是科學與民主，一是打倒孔家店，即反傳統與反歷史。作為前者來講，民主在當時實在並無什麼可行性。而作為科學，五四運動的整個基調偏偏又是浪漫主義的。科學是一種思維方法，民主是一種政治制度，兩者的基石都是認真細緻的工作和嚴謹細密的分析與實是求是的態度，與浪漫主義並無多少共同點。而五四運動卻完全是一種大破大立的英雄行為。姑且不談其本身對科學的理解如何，其對傳統文化的激烈攻擊，尤其是對漢字系統的攻擊，實在是即不公允也不客觀。所以科學與民主，到了今天還是反覆談，根本沒紮下根。始作蛹者未嘗不當負些責任。五四運動真正紮下根的，是反傳統，反歷史。

平心而論，五四運動並非是真正以為中國的傳統與文化一無所取，錢玄同就是小學大家，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胡適作水經注考，紅樓考，未嘗不都是為中國文化爭一席之地，從傳統中來汲取力量。其激烈之態度正如吳晗五十年代的文章所言，革命需要耳，權宜之計。然而對於文化，是可以就這樣權宜的嗎？自五四以後，主義換了一批又一批，西方的智慧未曾紮根，本國的傳統又不屑一顧，中國文化從此成了一棵無根之樹，浮燥，並不是世紀末的，而是自五四以來始終如一的中國文化特色。

國家統一以後，一般都會給與文化一個休生養息的機會。然而共和國的情況卻與歷史略有不同。從名義上，這是一個以工農主體的國家，而以黨為領導。黨本身則是在同一信仰下團結起來的一個多階級混合體，儘管很不幸的迅速演變為一個新的集中於自身利益的集團。但無論如何，作為傳統基石的士紳集團以不再是主流，且隨着經濟基礎的演變，也進而不復存在。新的領導階層要求新的國家形態，意識形態和文化意識。自此，對文化和歷史的反省不再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自覺意識，而進一步演變為整個政治體制的有意識的全面清洗。用我們都很熟悉的術語來說，就是要以唯物史觀和辯證法來重新認識歷史和傳統。北京城不能留下，不僅僅是當時實際的經濟考慮，更重要的是政治形態對傳統的態度以經決定了其命運了。一方面本身的傳統以被揚棄，另一方面歐美的傳統又不能學習。新中國的政治文化從一開始就表現為一個奇怪的混合體。在對待歷史和傳統上現在大家所公認的就是過份以實際政治為綱，為現實利益服務，從而使得傳統文化的評價與繼承喪失了客觀性與持續性。比較與俄國，法德，這一點就表現得格外明顯與極端，使人痛心及首。然而極具反諷意味的是這一點卻恰恰在相當程度上表現了傳統的一個特色。批判性的繼承，到底繼承下來了什麼？八十年代後期常有人感慨“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然而追根溯源到五四運動，播下的真的只龍種嗎？若能為革命的權宜之計犧牲真理的客觀性，又何嘗不能為了利益的需要而再度將其犧牲呢？再聯想到漢儒對儒家思想的改造，未嘗不讓人覺得所謂根除傳統，只是揪住自已的頭髮離開地面而已。

錢穆先生曾雲學術是文化的精隨，我們不仿自問一下，在唐詩宋詞古文觀止之外，我們對於傳統到底還知道些什麼？天人合一陰陽五行早以等同於封建迷信，文官制度，皇權制約，賑災制度得等國外研究者來替我們闡明，進貢和親都是笑談，音韻小學早以是一小群學者書齋里的學問，傳統到底還留下些什麼？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對文天祥的評價。文天祥的絕筆書中以經寫得很明白了，唯有義盡，所以仁至。他不僅僅是不能臣服於異族，更為重要的，是他要以生命來實踐自已對儒家文化的信仰和忠誠。文天祥是民族英雄，但更是一個信仰的英雄。在義仁這些使無數仁人志士為之捐軀的概念被抽掉之後，傳統空洞得還剩下些什麼呢？

所以毫不奇怪，河殤儘管在思想上，在對歷史的認識上都極為混亂且缺乏常識，一味的煽情，在八十年代卻激起了廣泛的回應。這固然在於當時的環境，但人們也確實是普遍地以為，傳統實在當為我們的落後負起絕大的責任。關於對謙虛地批判，關於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批判，這些就是我們對傳統的共識。然而這於其說是傳統應當為我們當起責任，倒不如說是知識分子自身的淺薄與圓滑使得其不再足以擔當民族的領導和文化的傳承。

對傳統的共識即以是如此，這也就毫不奇怪當下對待傳統建築的態度了。傳統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諸如此類，至多也就只具有了博物館的意義。隨着經濟的發展，傳媒的進步，全面的教育制度實施，這種破壞只會更為全面和徹底。

然而當下的中國卻偏偏處於一個空前劇變的時代，其劇烈之程度恐怕只有春秋戰國時期可與之相比。因為這是一個整個政治與經濟體系的變革。我個人一直認為，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思想的高度是由於它不僅僅是一個開創，更是其之前兩千年文明的一個總結，是對傳統的一個全面總結和更新。因此我也以為，當前中國文化的出路，不僅僅在於腳踏實地向西方學習，同時也在於對自身傳統的全面面客觀地總結和繼承。

文化對於一個社會絕不是可有可無的事情。當下社會道德上的混亂，制度上的腐化，都於文化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善待傳統是首先要走的一步。但這種善待決不是當下一些獵奇似的發掘。我覺得歷史之對於民族而言正如記憶之於個人的意義。失去了記憶的人不是一個完整的人，而失去了歷史的民族也不是一個完整的民族。歷史決不是所謂光榮或黑暗，歷史是上個民族曾經存在的證據，是他的一切感受和體驗。是不能允許肆意的扭曲和剝離的。傳統則是回憶歷史的儀式，是一個我們在每天的生活中不斷重複和體會的儀式，通過傳統，我們將歷史和今天連在一起。傳統永遠外於發展和變化之中，未來的歷史就是今天我們的創造。中華民族決不僅僅是一個謀求財富的民族，中華民族的真正歷史意義在於創造，在於創造性的為人類地前進開闢一條新的方向。

龍應台關於德國農村的感慨正可以歸結到傳統上來談。歐洲的傳統決不僅僅是科學與民主。只要細讀一下歐洲歷史就會發現，納粹主義幾乎也是其文化演進的一個必然。因新教倫理而著稱的韋伯便是一個優越種族的大力提倡者。自一、二次大戰以後，歐洲對於其自身的傳統亦開始了反思。在這種背景下才會產生文化無優劣觀，才會有湯因比和布羅代爾。歐洲才會承認，所謂歐洲文明亦是接受了來自世界的營養，其環境觀念的發展亦是這一大趨勢產物。然而不幸的是，歐洲的清山綠水並不都是那麼清白。這一則取決於歐洲自身對環境保護的努力，但另一則，卻也是污染的外移。在這一點上，美國和日本表現得格外的自私。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歐美的紡織品70－90%均來自於第三世界。紡織品不僅僅是勞動力密集產業，同是也是一個重污染產業。我的家鄉兩條毛巾廠主要即靠出口，然而也使得家鄉變成了一潭死水。這裡當然有我們自己的責任，但也確實涉及到一個世界的經濟體系和生活方式的問題。歐洲的農民恰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在傳統上是一個以農業為本的國家，這也曾是傳統的罪惡之一。歐洲卻是現代農業的發源地。什麼是現代農業？不僅僅是其工業化的大生產，其一個基本特徵即其不再以生產糧食為主要目地，而是儘可能地獲取最大的利潤。土地不再是人們賴以存在的資源，而是和計算機一樣，只是人類用於獲取利潤的一種資源而已。人類與土地不再具有血與肉的聯繫，而只是一種利用的關係。保養與廢棄都只是為了利潤。我所就讀的學校記載着這樣的歷史，印弟安人耕種了幾百年的土地在歐洲農民來後十年間就變成了荒漠。這不僅僅是農業方法的愚蠢，更在於一種對待土地的基本思想。中國明末的墾荒，現代新疆的開發，都是這樣的例子。不愛惜土地的人，又怎麼會在意土地的保養？

幾個悠閒的德國家農民不能掩飾一個基本的事實，現代農業思想正是從歐洲出發而且直到今天依然在向世界各地進軍。更由於歐美的工業式的農業在生產效率上具有傳統農業所無法抗衡的優勢，歐美的農業產品輸出正在摧毀着全世界的傳統農業生產模式。更不要說其巨額的農業補助對世界農產品市場的衝擊。更為重要的是，由歐美所形成的這種全球性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模式使得全世界形成一個金字塔形的經濟結構。使得世界除了追隨其腳步而並無其他的出路。

網上曾有人說讀錢穆的書很有意思，只是不能當真。這讓我想起了他的雙溪獨語中關於農本社會和商業社會的比較。儘管其為農本社會大讚讚歌，但現在 who cares!　然而發達國家以三五億人使用全世界的資源便以使地球如此，若中國以十三億人口而追隨其生活方式又當使地球如何？或許有一日全世界也會追究起歐洲的原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