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丁大衛，是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一個活動上。工作人員告訴我，那個美國人，特神，給他報銷飛機票他不要，堅持自己坐火車硬座，從廣東到北京，又自己去車站 買了硬座票，從北京回甘肅。

據介紹，他愛好廣泛，包括體育運動、音樂、文學、教育和“為人民服務”；任西北民族學院英語教師7年；2000年至今，在甘肅省東鄉族自治縣做基礎教育義務助學工作。

會上，他拿着一本相冊給大家傳看，一個勁兒地說：“你們不知道我們東鄉的孩子有多可愛。”

再次見他是在蘭州，他帶着我，熟門熟路地倒了兩趟公共汽車，來到汽車南站，我們要在這裡乘長途車到東鄉。站門口的一個司機見了他立刻跑過來，親熱地問“回呢嗎？”兩人商量了一會兒，丁大衛讓我跟着司機去買票，他不在站內上車。後來我才知道，按規定，外國人在站內買票要多加40元的保險，所以丁大衛每次都是和司機說好，給他留一個座位，他走出去一段路再上車，這樣就只要付10元的車費。

東鄉距蘭州約100公里，車程約3小時。一路上，身高1.93米的他，窩着一雙長腿，擠坐在長途車的最後一排，以東道主的姿態為我介紹，這條馬路是50周年縣慶時修的，那座電信塔是什麼時候立起來的，這個鎮子離縣城還有多遠，等等。

他的口頭禪是“我們東鄉”。

“他們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生活，我有什麼不行？”

1995年，丁大衛作為外籍教師應聘到西北民院，學校給他開出的工資是每月1200元。他打聽了一圈後，知道這個工資比一般教師要高，於是主動找到學校，要求把工資降到900元。學校不同意，堅持要付1000元，丁大衛覺得“四位數”還是太高，幾番爭執，最後定在了950元。

要求降工資，這也不是丁大衛的第一次。

1994年，丁大衛在珠海恩溢私立小學任英語教師時，為了降低工資，為了和其他老師一樣，不住帶空調的房間，也和校長發生過一次相似的“鬥爭”。

當時，學校外面是一個市場，丁大衛指着市場裡民工住的地方對校長說，你看他們，那麼多人住在一個帳篷里，很悶很熱，沖涼也不方便，他們就是這樣生活的，我比他們已經強很多了。

這位校長後來到處和人說，這個丁大衛，老和民工比。

到了東鄉，條件更為艱苦。沒有暖氣、沒有電視、沒有洗衣機、沒有抽水馬桶，“他們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生活，我有什麼不行？”他說。

“也許有點怪怪的，但我就是這樣想的。”說這話時，我們已經來到丁大衛在東鄉的“家”里。這是一間13平方米左右的平房，屋裡放着一張書桌、一台電腦、一個三人沙發、兩個文件櫃和一張床。白天，這裡是福特基金會在東鄉贊助的雙語教學試驗項目的辦公室，到了晚上，就是丁大衛的“家”。

那是一張最普通的單人床，我問他這麼高的個子怎麼睡得下？他說已經習慣了，來中國10年，幾乎就沒有睡過足夠長的床，被子也短，身子蓋一床腿腳蓋一床。他笑着說這樣好，腳臭鼻子也聞不到。

他一邊說着，一邊找出幾張報紙，撕碎，然後用腳把劈柴跺斷，開始生爐子。外面的天色已經暗下來了，3月初，海拔2600米的東鄉，很冷。

生好爐子，我們出去吃飯。走進一家飯館，老闆和夥計都認得他，丁大衛和他們用東鄉土話說了幾句，不一會兒，夥計端來了一盤羊肉和兩碗面片。平時，丁大衛的飯就是一碗牛肉麵或一盤炒麵片，加一個餅，不超過3元錢。這次，為了招待我，他請我吃東鄉的手抓羊肉。

這頓飯花了30元，我搶着要付賬，丁大衛只是坐在那裡笑，說“那你看看他們收不收你的錢”。小夥計拿眼睛看着大衛，從他手裡接過了飯錢。

以後的幾天裡，在我的堅持下，大衛“允許”我和他輪流付賬。每頓飯，不過就是兩碗面或幾個包子，兩人加起來都超不過五六元。

2002年6月，丁大衛和西北民院的合同到期，他決定辭去民院的工作，專職到東鄉來做事。縣文化教育體育局也表示，願意聘請他擔任該局教育教學研究室顧問，並每月發給他500元生活費。在東鄉，一個任課老師的月收入在900至1200元之間。

然而丁大衛的聘任手續一辦就是一年多。2003年6月，甘肅省公安廳、省外事局、臨夏回族自治州公安局等部門專門組成聯合調查組，來東鄉了解情況，認為他“不計個人報酬，克服種種困難……品德和行為令人感動”。直到2004年1月底，他才總算“名正言順”地被聘任了。身份問題雖然是解決了，可是，那每月500元的工資，他至今也沒有領到過一次。

“我不着急，反正我還有以前的積蓄。”他說自己不抽煙不喝酒，生活支出除了吃飯就是打電話和寫信買郵票，每月四五百元就夠了。

“聽起來你簡直就沒有缺點。”我開玩笑地說。

“怎麼沒有？多了！”他一口氣地說：“不掙錢、不納稅、不消費、不愛洗澡、不愛換衣服、愛啃手指……”

丁大衛出生在美國克里夫蘭市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全美最大一家輪胎廠的高級行政人員，媽媽做過中學老師，後來專門在家照顧他們弟兄四人，每年一家人總要去佛羅里達或大峽谷度假。

升大學時，丁大衛選擇了弗吉尼亞的威廉馬莉大學(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這是全美國第二古老的大學，有300多年歷史，經濟學專業非常有名。

大學三年級時，大衛到北京大學做了一年留學生。和所有留學生一樣，他在中國旅行，品嘗各種美食。回國後，在肯塔基州的艾斯伯里學院拿到了古典文學碩士學位，這期間，他發現自己更喜歡做老師。畢業後，先在日本工作了一年，1994年，他來到珠海，在珠海第一家私立小學恩溢國際學校任英語教師。

為這所學校招聘英語教師時，丁大衛發現，招聘的5個人中有4個來自西北地區。他覺得，西北的人才都出來了，有誰去呢？

於是，他把自己的簡歷寄到西北的一些學校，最後他在蘭州大學、西北師範大學等學校的邀請中，選擇了西北民院，他的想法很簡單：“這裡的學生大都要回到民族地區當老師，是最需要人的地方。”

這也是讓丁大衛做出以後很多選擇的一個根本想法：“當老師，就應該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帶課，絕對和一般老師不一樣”

在民院，丁大衛不肯住外籍專家樓，而是在學生宿舍樓里找了間小屋。“我帶課，絕對和一般老師不一樣。”

比如講英美文學。第一周，他會告訴學生，我們都要學習哪些作家的作品，每個同學自己選擇，無論是狄更斯還是彌爾頓。從第二周到期中考試，每個同學都要上講台當老師，用任何一種方法告訴大家，這個作家有什麼是我們需要知道的。丁大衛坐在學生中，評價他們的教學方法是否有效、內容是否充分。下半個學期，則純粹是看作品、研討。你喜歡哪部作品中的哪個人物？什麼地方沒有看懂？

口語課，被丁大衛變成了“演講與辯論”課。每個學生輪流上台用英語演講，或者結成小組，就一個話題展開辯論。

他覺得，當老師，必須有自己的思想。你應該知道，你所教的，值不值得學生學習。外語，是一種能力，可是現在的外語教學很大程度上只是為了考級，學生不會說、不會寫、不會思考。

丁大衛的課，在民院外語系是出了名的上課提問多，課後作業多。“我知道他們的生活狀態，其他老師的作業多不多，平時閒不閒。如果哪個星期學校有什麼活動，那就不要留太多作業了。”他不能想像，有的老師教寫作課，一個學年總共只寫過5次文章，還包括兩次期中考試和兩次期末考試。

而作為老師，他自己的“功課”則是要了解每個同學目前的水平，有什麼能力，還需要彌補什麼。在西北民院，有從西安最好的中學來的學生，英語說得相當好，也有鄉下高中畢業的根本張不開口。上課問問題，讓學生發言，就要針對不同的學生，提和他們水平相適應的問題，既不能太難，也不能太容易。“這個難度還是挺大的。”他也承認。

有一次，丁大衛想和另外一位教寫作的老師討論討論學生的情況。

“那個×××，我覺得他表達能力還不錯，可是語法方面總是犯錯，你認為呢？”

對方茫然，“誰？哪個班的？”

“就是你帶的那個班嘛。”

“哦，我不是班主任，不是很清楚。”

每學期第一節課，丁大衛都會和學生講明，這門課他將怎麼上。“他們很清楚我對他們的要求，同時，我也會明確他們對我的要求。”

丁大衛告訴學生，如果你們交上來的作業我沒有批改，或者只是打了個對勾就還給你們，那你下次就不用寫作業了。因為我沒有盡到我的責任，就不能要求你們。

“你能做到7年中每篇作業都逐字逐句地改？”我有點不相信。

“嗯。”他一副理所當然的表情。

“哦，有幾次……”有一年，丁大衛同時帶3個班的“西方文化背景”課，每個班大概有50人。如果趕上這星期3個班都有課，就有些顧不上。他會和一個班的學生說明，這次作業只看內容，用詞和語法就不改了。下次，再換另一個班。“只是偶爾，基本上我不願意這麼做。”

丁老師還有一項絕技，“我上課從不點名。我認識所有的學生。”丁大衛很驕傲地說，“上課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哪個學生沒來。”然後問一下和那個學生比較要好的同學，那個誰怎麼沒來？生病了嗎？

“這麼做一兩次，學生就有壓力了。”

“教育，就是交流。”他認為，任何課程，尤其是在初等教育階段，有沒有電腦、多媒體都是次要的，關鍵在人。

“我在廣東時見過很多。一個小孩，父母離婚，誰也不來看他，他的學習不好了，老師只批評他不用功。其實這個孩子最需要的，不是告訴他二加二等於幾，他需要有人關心，需要一個成年人的榜樣，怎麼面對人生。”

強調交流，就必須尊重。在學校里，最讓他不喜歡的，就是系裡有一點事，有什麼活動，就可以說學生不用上課了，他認為這是對學生的不尊重。

為了讓學生有更多鍛煉外語能力的機會，丁大衛在民院組織起英語角，這個英語角的特殊之處在於“有人講的”。每周日下午3點，他自己開場，先就一個話題講40分鐘，然後自由討論。為了“引誘”其他高校的外教來英語角，丁大衛承諾，堅持到6點，他請晚飯。算下來，6年半時間，請了多少頓飯他也不記得了，這大概是丁大衛在蘭州生活中的最大一筆支出。

儘管如此，他依然覺得自己不算一個好的英語老師。

“我教他們我覺得最需要的東西，可是，英語角又不能幫他們過四六級。”說這話時，他的語調低了下來，垂着頭，藍灰色的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指，因為缺少維生素，他的手指上滿是倒刺。

“東鄉文盲率這麼高，說明基礎教育最差。如果因為蘭州條件好而留在蘭州，那我就乾脆回美國了”

有天下午，我和丁大衛從鄉里的學校搭長途車回縣城。一上車，售票的小伙子就說：“丁大衛，你說說，你不在蘭州待着，跑到東鄉來幹什麼？”

丁大衛和他逗：“東鄉好啊。”

小伙子不明白了：“東鄉好什麼，當然是蘭州好了。”這樣的問題，丁大衛已經被問了不知多少次了。

2000年，丁大衛在民院教課之餘，每周花3天時間到東鄉來，開始了他的“義務助學工作”。

甘肅省東鄉族自治縣是全國惟一的以東鄉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自治縣，也是國家扶貧重點縣。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信息，東鄉族是全國成人文盲率最高的民族，達82.63%。文化程度綜合均值，只相當於小學二三年級程度。

大衛離開美國、離開家的一個原因，就是覺得自己留在那裡只能是錦上添花。離開蘭州，也出於同樣的原因。

“高等教育很多人在做，國家也重視，西北民院現在已經有7名外教了。相對來說，基礎教育就差很多。”他一直記得在《經濟學家》雜誌上看過一篇文章，全球基礎教育的排名，中國倒數第二。“東鄉文盲率這麼高，說明基礎教育最差。如果因為蘭州條件好而留在蘭州，那我就乾脆回美國了。”

“錦上添花不是不好，但首先要保證最需要的。”他說，就好像牙齒美白、整容不是不好，但總要讓人先能看得起病，享受最基本的醫療吧。

剛認識時，我曾經問丁大衛：“你在東鄉究竟都幹些什麼？”

當時他有點怪怪地苦笑了一下，說“goodquestion”，沒有解釋。

來到東鄉，跟着他跑了幾天，我也糊塗了，不知道該如何描述他所做的事情。

有一天去郵政所取信、訂雜誌，然後去免古池鄉的馬場恩溢學校看望那裡的六位女老師。

馬場學校距縣城步行40分鐘，是2000年由珠海恩溢學校和新加坡一位女士捐助修建的，今年已經有四個年級240多名學生。每年“三八”節，丁大衛都要給女老師們買一份禮物。前年是床單，去年是鬧鐘，今年，他說實在想不出買什麼東西了，就到郵局給老師們訂了兩份雜誌。預算100元，花了109元。

有一天去東源鄉包嶺恩溢學校。這所學校離縣城最遠，要先坐半小時中巴車，再走5公里的山路。那天正趕上沙塵天氣。剛走進校門口，丁大衛就嘟囔了一句“國旗怎麼沒有掛？”後來問過校長，說是天氣不好，怕風把旗子吹壞了，所以摘了下來。

學校原來的房子是1956年蓋的，早已殘破不堪，一位老師帶着20多個學生只能在院子裡的一棵大樹下上課。2002年，用7位捐助人的4.5萬元經過改造後，現在已經有5個年級110多名學生了。丁大衛上周剛收到一筆捐款，他想把這筆錢用在返還學生部分學費上。這裡每學期的收費是25元，他計劃給男生返還5元，給女生返回10元。這次去，要把學生的人數和名單定下來，好寫信告訴捐款人。

還有一天去春台鄉祈牙小學，和校長商量給學生做校服的事。

這是一個山區教學點，從縣城步行半小時。只有一個年級，剛入學的孩子一點漢語都不會講，是使用雙語教材的試驗點。

一走進學校，丁大衛就趴在教室的玻璃上數坐在裡面的學生人數。這是他到每所學校都要做的一件事。據校長、也是惟一的老師說，今年有32個學生，去年是43。人數降了。由於上學期縣上要完成“普初”的任務，動員了一些原本不上學的學生來學校，這學期，這些學生又都回家了。

這樣雜七雜八的事不一而足。他還為了學校1.5元一度的不合理電價去和電力局理論；為一個語言功能有障礙的孩子聯繫聾啞學校和贊助人；為了春節期間帶東鄉的6位老師去廣東恩溢學校培訓的事向教育局匯報；還“義務”為雙語教學項目培訓老師翻譯資料……

東鄉的好多人知道的丁大衛，是那個“經常走來走去的高個子外國人”。至於他究竟在這裡幹什麼，很多人都說不清。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這裡都幹了什麼。”說起這些，他顯得很是疲憊和落落寡歡。沒有人要求他做什麼，也沒有人告訴他需要做什麼。“你覺得我做的事是不是還有一點意義和價值？”他問我。

“我不想做專家、指導者，我只是一個打工的，我願意為這裡服務。”他總是認為，當地的人比他這個外來者更了解這裡需要什麼，不要一說就是“錢”。除了錢之外，真的一切都不需要了嗎？

“那怎麼行，人家把錢交到你的手裡，總要有交待”

丁大衛無論走到哪裡，都會帶着一個磨掉顏色的舊文件夾。裡面是各種各樣的資料：丁大衛的身份證明，護照複印件，關於使用捐款修建幾所學校的報告，教育局的批覆，捐款人的名單，一本存摺，幾個賬本，學校的照片，感謝信，一堆要寄給捐款人的票據……“This is my life here. ”(這是我在這裡的生活)他說。

幾年以來，寄給“甘肅東鄉丁大衛”的信件和捐款一直不斷，總數已經超過了10萬元。很多人不相信他還在東鄉，都在信中說試試看你還在不在這裡。

“我大概是東鄉收信寄信最多的人。”丁大衛說。因為文盲率高，寫信的人不多，縣郵政所的主要業務是郵政匯款，而不是信件投遞。

怎麼使用這些錢，現在就是丁大衛的責任。“我不想要這些錢。”他一再說，建學校、配老師，讓該上學的孩子不失學，那是政府要做的事。

但是，既然這些錢都寄到他的名下，他也不能不管。

除了給學生退學費、給學校添置相關物品、教師節、兒童節給老師學生買禮物之類，3年來，每年寒假，他都會帶着東鄉的老師們去廣東恩溢學校培訓、交流，看大海。

馬曉紅是馬場學校的老師，今年春節期間，她和其他5位東鄉的老師一起，在丁大衛的帶領下，坐了兩天兩夜的硬座火車，去到潮陽恩溢學校，和那裡的學生老師交流。而此前，馬曉紅沒有到過蘭州，沒有坐過火車。“一見到大海，哎呀，什麼煩惱都忘記了。”說起來她現在還激動不已。

讓丁大衛特別自豪的是，在春運期間，他帶着6位沒出過遠門的老師，倒了兩次火車，從蘭州到廣州，能保證每個人都有座位，而每人的車票只花了143元。

“你怎麼做到的？”我覺得不可思議。

他拿出一本邊角都已經翻卷了的列車時刻表，給我解釋“通票”的概念，有空調和沒空調的火車差價多少，以及如何在換車的時候提前到站台找車長和列車員公關，如何憑藉他的大個子擠座位。

“對老師們來說，這一路上都是學習。”丁大衛認為。

回來以後，他還要把所有車票收集起來，給捐款人寫信，告訴他們為什麼要花這筆錢帶老師去那裡，一共花了多少，把票據都粘好，隨信寄去。

不僅這一項，所有捐款的支出，他都會這樣寫信告訴捐助人。所有的收支賬也一式三份，給教育局一份，學校一份，他自己留一份。

“又沒有人要求你這樣，不用這麼麻煩吧。”翻看他的賬本，從幾萬元的修學校費用，到幾元錢的電話費都登記着，我脫口而出。

“那怎麼行，人家把錢交到你的手裡，總要有交待。”他提高了嗓門，看着我，好像有點生氣了。

也許正是因為他的這種做法，很多捐款人都是反覆捐助，最多的，已經達到9次。

丁大衛的精打細算還表現在很多方面。

在祈牙小學，他得意地向我展示他在蘭州舊貨市場淘到的擴音器。“和新的一樣，1973年的產品，一直在庫房裡放着，質量相當好，才80元。”還有從舊家具市場買的書架，從蘭州一家網吧買的折舊的電腦桌椅。

2002年，上海一家保險公司打算捐幾台他們淘汰的電腦給東鄉。這是好事啊，丁大衛也覺得義不容辭。

7月，6台電腦運到蘭州。麻煩也就開始了。

首先，提貨單送到東鄉丁大衛手裡時，已經過了免費保管的期限，還得先付一筆保管費給車站。當時東鄉的學校已經放暑假了，學校里沒人看管，什麼東西都丟過。沒辦法，丁大衛只得先把裝在兩個小集裝箱裡的6台電腦寄存在蘭州的朋友家裡。

一邊，他要乘每次去蘭州的機會，找網吧打聽人家有沒有要淘汰的舊桌椅。當時祈牙小學剛建好不久，連電都還沒有通。其他兩所學校，電壓不足，經常停電，必須得配穩壓器，插座也要新買。這裡經常颳風，灰塵很大，還要記得去買布料把電腦罩起來。

10月份，對方公司來電話，問丁大衛能不能拍幾張學生們用電腦的照片寄去。丁大衛很不好意思，說電腦還沒用上呢。對方很不滿意，對他說：“你能不能花一點時間做一下這個事。”

又過了一段時間，終於，租了車，把電腦和配齊的桌椅都運到了東鄉。3台放在馬場學校，兩台放在包嶺，1台放在祈牙。

電腦桌椅運來的時候都拆散了，要丁大衛一個一個地重新裝起來。老師們從來沒用過電腦，連開機都不會，要丁大衛一個一個地去教。

這幾所學校都沒有電話，上網是根本不可能的。丁大衛想，找一些小的學習軟件，讓老師學生們練練打字也好。

問題是，6台電腦里有兩台沒有Windows，還是Dos系統。1996年的機型，只有軟驅沒有光驅。他找別人要來的一堆光盤什麼用也沒有。

後來，丁大衛算了算，為了這幾台電腦，前前後後一共用去了2500元，他自己費的功夫就沒法算了。

還有一次，有個地方捐了1000元，丁大衛告訴對方，這筆錢他打算用來給包嶺學校買水管，把自來水引到學校。對方要求出據打印的發票證明，鄉政府和縣政府加蓋公章。

“我們這裡是鄉下，很多事，不是他們想的那樣。”可是，人家也是一片好心，怎麼辦呢，麻煩就只好他自己受了。

“我只是在做我覺得應該做的事，我不想被稱作雷鋒或是白求恩”

那天去包嶺的路上，經過一所叫牙胡家的小學，遠遠地離着幾百米以外，就有孩子扯着嗓子喊“丁—大—衛”。學校和我們走的山路隔着一道很寬的溝。丁大衛高聲告訴他們下午回來看他們，可校長和一群孩子還是下了溝跑到路邊來，和他說了半天話。

學校的孩子都喜歡他。那些小孩見了他就興奮，他們喜歡讓這個“巨人”把他們抓起來，在空中倒立，喜歡一群人圍着他搶那個可以在他指尖上轉動的籃球。

而丁大衛，也只有在和孩子們玩鬧的時候，才顯得最開心、最輕鬆。

老師們也喜歡他。女老師們經常開他的玩笑：這麼大年紀還找不到老婆，一定是因為你的腳太臭了。

丁大衛說自己屬猴，按照東鄉這裡的算法，今年應該37歲了。而按照他媽媽的算法，他才35，因為生日還沒過呢。他形容自己“大概是那種比較慢熱的人”；而他有時問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問題，像“你是不是北京戶口”，也讓我驚訝不已。他不以為然，“如果你在一個國家待10年也一樣。”

走在路上，他會不經意地哼一些曲子。有一次，居然是《學習雷鋒好榜樣》。

我樂了：“你還會這首歌？”

“我會的多了。”他說，“如果去卡拉OK，我能唱一天不重複。”他知道田震、孫楠，聊起孫燕姿、周杰倫也頭頭是道。以前，在廣東和蘭州聽得多，現在，他的生活中幾乎沒有娛樂，偶爾在班車上要一份人家看完的《蘭州晚報》，自己看過了，還要拿給學校的老師看。酷愛籃球的他，看不到NBA比賽，爸爸從美國寄給他的籃球雜誌就成了他的寶貝。

大衛是個很細心的人，兩人走路他一定走在靠車道的那邊，在長途車上主動幫帶孩子的婦女拿東西。說起自己的家人他更是充滿深情。在民院的英語角，話題每星期都不一樣，只有每年母親節那天，他會重複地談自己的媽媽、奶奶、曾祖母。

有時候，去到一個地方，碰見對他這個“老外”很好奇的人，人家會問：“你在那兒幹什麼？收入多少？”他就會據實回答：“幫着辦學。沒收入。”

對方的反應一般是：“沒收入？！你不想說那就算了。”

縣裡也常常有人和丁大衛說，讓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多做一些宣傳，擴大影響，也好有更多贊助。

“我不想這麼做。”他說，“我只是在做我覺得應該做的事，我不想被稱作雷鋒或是白求恩。”他並不想成為什麼榜樣，也不想去影響別人。

現在他最想有更多的時間來提高自己的東鄉語水平；想遇到一位心愛的姑娘一起去青島、泰山；還想看到什麼時候，東鄉不再排這個文盲率最高的“第一”。

“你覺得自己還會在這裡待多久？”

“只要這裡願意繼續聘任我，我就會留下來。”他說得很肯定。

大衛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不過，他也知道，現在這個世界，最有力量的“宗教”叫做American dream(美國夢)：掙更多的錢，開更好的車，住更大的房子，娶漂亮的老婆……

但是，他認真地說，每個人都應該問問自己的內心，這些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的心踏實嗎？滿足嗎？平靜嗎？

“夜深人靜，睡不着的時候，你的靈魂，你的內心，是會和你說話的，會問你，你究竟為什麼而活？不要忽視這個，不要隨便吃一片安眠藥把這些念頭壓下去。”說這話時，他的藍眼睛純淨平和，坐在那張小床上的他，好像擁有整個世界。

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