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力学创始人——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年）地质学家，中国地质力学创始人，为中国地质科学的许多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四光在地质科学的许多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创立了地质力学，而且在古生物学、冰川学等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早在1921年，李四光便开始了古生物的研究，他将一种微体标准化石命名为虫龟科，写成《中国北部之虫龟科》一书，不仅解决了中国北部含煤石炭纪地层划分的争论，而且对北美石炭纪地层的划分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四光还认识到地球自转产生的离心力能引起地壳乃至地球内部的运动。1926年他提出“大陆车阀”自动控制地球自转速度的学说，后来他又发现“山”字型构造，并提出了“构造体系”的概念。1929年李四光发表《东亚一些典型构造型式及其对大陆运动问题的意义》一文，1939年又在英国出版《中国地质学》一书。

　　1949年后，李四光运用地质力学在找矿和地震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明确主张应该先到具有生油条件的地区去找储油构造，然后再找油田。并具体指出石油远景地带，建议立即开展“物探、钻探一齐上”的找油工作。1953年，李四光提出了“新华夏构造体系”，1954年开始，他亲自组织队伍，在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开展石油普查，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相继发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接着，李四光与其它地质工作者共同努力，使我国很快找到了钨、铬、铀、金刚石、煤及稀有金属矿藏。

　　冰川的分布是研究地质构造的重要依据，李四光对冰川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推翻了过去的“中国无第四纪冰川”的断言。他早年在太行山的沙河县、山西大同盆地口泉附近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虽遭一些外国专家傲慢地否定，他仍带领学生在太行山、九华山、天目山、庐山等地考察，又发现了许多有力的证据。1933年，李四光以《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为题，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次年会上作了学术演讲，会后专门请中外学者到庐山实地考察。此后，李四光加紧了对第四纪冰川的考察，先后在扬子江流域、黄山等地发现了大量遗迹，最终推翻了以前外国专家的错误结论。

　　在地质学理论的研究上，李四光最重要的工作是创建了地质力学。通过深入研究并经过模拟实验，他把地质学和力学结合起来，用力学观点解释各种地质现象，创立了一门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并著成代表作《地质力学概论》。他运用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把各种构造看作是地应力作用的结果。

　　李四光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 此外，他还筹办了武汉大学，任过中央大学代校长、京师图书馆副馆长、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协主席、世界科协副主席等职。

　　中国现代桥梁之父——茅以升

　　茅以升(1896～1989年)，中国桥梁工程之父，土力学的开拓者，一代桥梁建筑大师。

　　茅以升是中国近代桥梁事业的先躯，三十年代，在极其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其主持设计并建成了钱塘江大桥，技术达到当时国际水平。这座大桥的建成，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化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钱塘江大桥建成后，始终承担着南北交通的枢纽作用，担负着繁重的运输任务，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茅以升始终关心大桥的运营、养护、维修情况，并于1984年视察运行近50年的大桥后，就另建第二座钱塘江桥向中央提出可行性建议。

　　五十年代，国家筹建武汉长江大桥，面对繁杂的建筑困难，茅以升组成了由20多位中外专家组成的技术顾问委员会，承担了大桥工程的技术咨询工作，解决了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的诸多难题。1959年，在首都“十大建筑”的建设中，茅以升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为这个历史性的重大建筑贡献了自己的技术、经验和智慧。

　　茅以升是新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是中国铁道科研事业的开拓者。他曾长期担任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工作，长达32年。他认为中国必须发展铁道科学技术，铁道科学是一门内容极其复杂而理论又比较高深的综合性的“技术科学”，这是一个需要开拓和发展的领域。 他认为“在基础科学与生产专业之间，技术科学是桥梁”，产业部门研究机构的任务是使技术经验理论化，学科理论实用化。“生产技术是技术科学的实践，实验技术则是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实践。对生产而言，实验技术是生产技术的前导，有时生产技术亦有实验技术的性质，这就是‘中间工厂’中的生产”。茅以升始终倡导学术民主，主张学术争鸣，并且，支持新生事物。

　　茅以升历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副校长，东南大学教授，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中国交通大学校长，铁路研究院院长。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

　　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童第周

　　童第周（1902～1979）生物学家、我国实验胚胎学的奠基者之一，异种细胞核移植研究先河的开创者。

　　童第周毕生从事实验胚胎学、细胞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在两栖类、文昌鱼和鱼类卵子早期发育规律的研究方面，在他所倡导的细胞核和细胞质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理论方面，以及发育生物学和遗传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30年代童第周曾对海鞘卵子的分裂球进行多种的配合研究，用分裂球活体染色法追踪染色部分在发育中的去向，证明海鞘的镶嵌型发育远不像过去认为的那样严格，细胞间的相互关系或多或少是决定性的，纠正了过去的观点。

　　抗战期间，童第周开始进行两栖类胚胎的纤毛运动和鱼类卵子器官形成物质的定位研究。他发现纤毛运动方向的决定时间是在原肠期与神经板初期，并证明外胚层纤毛运动的方向决定于中胚层和内胚层，而且这种感应能力在个体发育中是沿着胚胎的前后轴自头而尾逐渐减弱，形成梯度，清楚地表明了胚胎发育的极性现象。

　　童第周利用解剖技术对文昌鱼胚胎发育机理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对国际上已基本达成共识的文昌鱼的发育能力提出了很重要的修正意见，受到国际上的重视。他所证明的文昌鱼卵早期发育的特点，进一步证明了文昌鱼在进化上的地位是介乎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之间的过渡类型。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学者成功的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通过胚胎细胞完成的脊椎动物个体重建实验，即“克隆”。童第周于60年代初开创了鱼类细胞核移植研究，他的首要目标就是在不同物种之间进行异种核移植，即“异种克隆”，以深入研究发育过程中的核质关系。1972年，童第周成功地将鲤鱼胚胎细胞移入去核的鲫鱼卵中，在武汉培育出第一尾属间核质杂种鱼，这一研究成果证实了脊椎动物远缘种间的核质可配合性，克隆动物的载体不局限于同种或亚种的去核卵。

　　到了晚年，童第周和美国坦普恩大学牛满江教授合作研究起细胞核和细胞质的相互关系，他们从鲫鱼的卵子细胞质内提取核酸，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结果出现了一种既有金鱼性状又有鲫鱼性状的子代，这种金鱼的尾鳍由双尾变成了单尾。开拓了在发育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中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研究领域。

　　童第周历任山东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员，山东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海洋研究所所长、动物研究所所长、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现代中国数学研究创始人——华罗庚

　　华罗庚(1910-1985)中国现代数学家，新中国数学研究事业的创始人，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数学家之一。

　　儿时的华罗庚因口齿不清，行动迟缓，经常发呆，被家乡人戏称“罗呆子”，这个除了数学之外什么都不懂的人,也因字迹难看而数学常得零分。因家贫，十几岁就辍学在家的华罗庚以最本能的兴趣自修数学，1930年投稿《科学》杂志，其关于代数方程式解法的文章受到了数学家熊庆来的重视，被邀到清华大学工作，开始了数论的研究。

　　华罗庚主要从事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领域的研究与教授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40年代，华罗庚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此结果在数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G·H·哈代与J·E·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Ｅ·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至今仍是最佳纪录。

　　在代数方面，华罗庚证明了历史长久遗留的一维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给出了“体的正规子体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这个结果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证明，被称为嘉当-布饶尔-华定理。其专著《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发表40余年来其主要结果仍居世界领先地位，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其专著《多个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阵技巧，结合群表示论，具体给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从而给出了柯西与泊松核的表达式。这项工作在调和分析、复分析、微分方程等研究中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华罗庚倡导应用数学应与生产相结合，曾出版《统筹方法平话》、《优选学》等多部著作并在中国推广应用。他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形象生动的方法讲述数学的应用。从1958年开始的近20年的时间里，华罗庚的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进行数学普及工作。在第一线传授科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取得了增加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消耗的效果，被誉为“人民的数学家”。

　　华罗庚历任西南联合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钱学森（1911～ ）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火箭专家，系统工程科学家，中国战略科学家，流体力学的开路人与工程控制论创始人。在应用力学、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等多领域取得出色研究成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1955年，钱学森冲破美国当局的层层阻挠回到了祖国，投身于创建中国航天事业当中。1956年2月17日，他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工业意见书》，最先为我国火箭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并协助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火箭导弹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1956年4月起，他作为这一领导机构的成员，负责规划与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此后他长期担负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并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组织领导中国运载火箭和航天器的研制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他的参与下，1960年11月我国发射成功第一枚仿制火箭，1964年6月29日，我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获得成功。接着又进行了用中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导弹飞行正常，原子弹在预定的距离和高度实现核爆炸，它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用于自卫的导弹核武器。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又与其他科学家一起，成功地发射了重量为173公斤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这颗卫星向全世界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宣告了新中国的航天时代迎来了新的曙光。

　　钱学森在50年代初将控制论发展成为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工程控制论，并于1954年在美国出版《工程控制论》。从技术科学的观点，对各种工程技术系统的自动控制理论作了全面研究，奠定了工程控制论的基础。这为导弹与航天器的制导理论提供了基础。他把中国导弹武器和航天器系统的研制经验，提炼成为系统工程理论，应用于军事运筹和社会经济问题，成功地推进了作战模拟技术和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在中国的发展。

　　钱学森在超音速及跨音速空气动力学、薄壳稳定理论方面对航空工程理论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他和卡门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飞行器克服音障和热障提供了依据，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他和卡门命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被用于高亚音速飞机的气动设计。

　　钱学森在力学的许多领域也做过开创性工作。他在空气动力学方面取得很多研究成果，最突出的是提出了跨声速流动相似律，并与卡门一起，最早提出高超声速流的概念，为飞机在早期克服热障、声障，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高亚声速飞机设计中采用的公式是以卡门和钱学森名字命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此外，钱学森和卡门在30年代末还共同提出了球壳和圆柱壳的新的非线性失稳理论。他在1946年对稀薄气体的物理力学特性的研究，是这一分支发展的先声。

　　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钱三强

　　钱三强(1913～1992) 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从研制原子弹、氢弹，到我国整个高能物理科学发展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１948年夏天，钱三强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50年代钱三强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仪器设备。使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钎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

　　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中国核力量后，他成为规划的制定人。随后，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在苏联政府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直接负责原子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使许多关键技术得到及时解决，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他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使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让中国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

　　1960年，钱三强在原子能所组织中子物理理论与实验两个研究组开展氢弹预研工作，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促成了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两年零八个月，就研制成了氢弹。

　　钱三强是发展我国高能物理和开展国际高能物理合作的最早组织者之一。“文革”结束后不久，他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就着手组织建造高能加速器，积极同欧洲粒子研究中心(CERN)和美国几个著名的高能物理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并亲自率团前往考察，把握国情特点提出建议，为我国发展高能物理起了重要作用。

　　钱三强的经历还与中国科学院的建立有着密切关系。他和丁瓒一起起草了《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这个草案在总结旧中国科学事业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描绘出构建科学院的基本蓝图，对于建院的基础，所包括的学科范围和科学院的性质、任务、组织系统，以及拟调整、改组而设立的研究机构等，都有详尽说明，为建立中国科学院作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

　　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

　　王大珩（1915～ ）我国现代国防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开创并发展了中国光学技术、光学计量、激光技术、光学玻璃、光学工程等领域的工作，为发展国家尖端武器而研制各种大型光学观测设备有突出贡献。是我国“863”高技术计划的主要倡导者。

　　王大珩早年曾留学英国，为了祖国的光学事业，他毅然决然在1948年回到了当时还处于战火之中的祖国。解放初期，他用折合700万公斤小米的经费，建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光学仪器馆，并选定长春作为中国光学产业的摇篮。后来王大珩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光机研究所——中科院长春光机研究所，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光学专业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使该所成为中国第一个重要光学技术发展基地，并支援了国内其他光学科学研究和教育单位的建立和成长。

　　1953年底，在王大珩的带领下，熔制出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为建立中国的光学仪器制造业奠定了基础。1956年在他指导下，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大型光测设备，开创中国独立自主地从事光学工程研制和批量生产的历史。1961年，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红宝石激光器在王大珩的领导组织下诞生。这件仪器的研制成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激光器的国家，引起了国内外震惊。

　　进入60年代，王大珩和他领导的长春光机所的研究重点转向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1960年上半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为自行研制中程导弹，委托长春光机所研制大型光学测量设备，王大珩出任总工程师。他主持和负责进行了导弹靶场光学测量仪器的研制，其中大型跟踪电影经纬仪口径650mm测量精度12秒，开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大型精密光学工程之先河，具有光学、精密机械、电子技术、红外、激光的综合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研制成功了海上靶场测量船的成套光学测量设备，用于导弹和卫星发射测量，重点解决了船体漂荡、船体变形。对光学测量设备和雷达测量角度的修正问题，属国内首创。由于他的开创性工作及有力的组织，开成了我国一支光学工程的队伍，解决并提供了我国名靶场的80％以上大型光学测量设备。

　　1986年3月和陈芳允、杨嘉墀、王淦昌等4名科学家向中央提出“发展中国的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批准，由此国务院发出了“高技术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后来形成了我国波澜壮阔的“863计划”。

　　固体物理学的开拓者——黄 昆

　　黄昆，(1919－ )著名的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学家，晶格动力学的奠基人和权威，声子物理学科的开拓者。从“黄散射”到“黄方程”，从“黄—里斯因子”、“玻恩和黄”到“黄—朱模型”，他在固体物理学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座丰碑。

　　１947年黄昆提出固体中杂质缺陷导致X射线漫散射的理论，70年代已为国外一些科学家所证实和应用，成为研究固体中杂质缺陷的一项有力的手段，被称为“黄散射”；近年来国外在中子衍射中还证实了这种漫散射。

　　1950年黄昆与A.里斯开创了“黄－里斯理论”。他首先提出和发展了以晶格弛豫为基础的多声子辐射和无辐射跃迁理论，对于认识晶体的光学性质、电学性质以及杂质、缺陷对光电性质的影响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该理论在60年代被实验证实，被国际上称为黄－里斯（Huang－Rhys）理论，理论中的S因子被称为Huang－Rhys因子。他和他夫人里斯（Rhys）合作的“F－中心光吸收和无辐射跃迁理论”这篇著名论文自1965年以来已被引用超过500次，成为该领域的经典文献之一。

　　1951年，玻恩与黄昆合著了一本“从量子力学最基本的原理出发，运用演绎的方法，推导出晶体结构和性质”的书——《晶格动力学理论》。该书用量子力学原理，全面地总结并发展了晶格动力学的基本理论。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版再版，译成多国文字，现被誉为“牛津经典著作”，是国际上晶格动力学的第一本权威著作，被该领域的大小科学家所广泛引用。黄昆不仅承担该书的全部写作任务，而且在撰写过程中对许多固体物理基本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的贡献可用波恩在该书原序中的一些话来表达：“黄昆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不过本书已变得和我原来的计划面目全非。黄博士坚信科学的目的在于社会效益??因此，撰写了几章比较基本的引论??而后再逐步引申到第二篇的普遍理论。他同时重写了我原先的内容，在许多方面使之更加普遍化，并增加了新的章节。因而，本书的最终形式和撰写应基本上归功于黄博士”。

　　1977年，在“阔别”科研生涯近30年后，年近花甲的黄昆壮志不坠，再次开创了第二个春天，提出了“黄-朱模型”。该模型不仅正确地解释了选择定则问题，还揭示了界面模的物质本质，被人们广泛承认为超晶格拉曼散射的最正确的理论，也为更低维体系的拉曼散射理论打下了基础。

　　80年代以后，黄昆先生大力推动我国的超晶格研究，他在1985年就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半导体超晶格的意义，将与半导体晶体管的发明相比拟。在他的倡导下，设立了国家和科学院相应的重大项目，并成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国家重点实验室。他为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分子束外延技术的封锁禁运，促进我国超晶格材料生长和研究、器件研制以及光电器件产业化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得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1930～ ）是世界著名的杂交水稻专家，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为我国粮食生产和农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主要成就表现在杂交水稻的研究、应用与推广方面。

　　袁隆平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被分配到偏远落后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教书。1960年，罕见的人祸天灾所带来的严酷而沉痛的现实使他感到深深不安。于是他开始了他的水稻高产育种研究。

　　1960年袁隆平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中。这使袁隆平认识到：遗传学家孟德尔、摩尔根及其追随者们提出的基因分离、自由组合和连锁互换等规律对作物育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于是，袁隆平跳出了无性杂交学说圈，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

　　1964年，袁隆平偶然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水稻，优势非常强。他设想利用水稻雄性不育性，通过培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方法，来代替人工去雄杂交，生产杂交种子。1966年，袁隆平撰写成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科学通报》上。这是国内第一次论述水稻雄性不育性的论文，不仅详尽叙述水稻雄性不育株的特点，并就当时发现的材料区分为无花粉、花粉败育和部分雄性不育三种类型。

　　但是从1964年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70年，袁隆平和助手们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来。袁隆平总结了６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70年袁隆平及其助手们在海南岛发现了雄性败育的野生稻——“野败”。到1972年，第一个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培育成功了，继而育成了恢复系。1973年实现了“三系”配套，第一个具有较强优势的杂交组合“南优2号”获得成功，并立刻显示了它的增产效应，亩产达到623公斤，单产一般比常规稻增产20%左右。在获得成功后，袁隆平慷慨地把辛勤培育了近一年的“野败”材料分送给我国有关单位，共同进行实验研究。这促进了我国杂交水稻的全面发展。

　　1974年袁隆平突破制种难关，研究出一套籼型杂交水稻生产技术，使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培育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人。

　　1995年，袁隆平与其助手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用分子标记的方法，结合田间试验，在野生稻中发现了两个重要的QTL基因位点，分别位于1号和2号染色体上，每一位基因位点具有比杂交稻增产18%的效应，将常规育种手段与分子育种技术结合起来，利用水稻的远缘杂种优势，使杂交水稻又有了新的突破。

　　在推广应用方面，1976年至2003年，我国累计种植杂交水稻45亿亩，增产稻谷4500亿公斤。目前，全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2.1亿亩，约占水稻总面积的50％，产量占水稻总产量的60％。近年来，袁隆平主持的超级杂交水稻研究又取得突破性进展：1999年至2001年，在江苏、湖南、河南等省多点较大面积上，实现了农业部“中国超级稻”中稻亩产700公斤的指标；2003年，超级稻中稻大面积亩产800公斤的目标首次实现，使杂交水稻的产量再上新台阶。

　　现代毕升——王 选

　　王选（1937～ ）中国计算机应用专家，他主持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被誉为中国印刷技术的再次革命。

　　王选院士是著名的计算机应用专家，主要致力于文字、图形、图象的计算机处理研究。1975年以前，从事计算机逻辑设计、体系结构和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75年，王选开始主持我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和以后的电子出版系统的研究开发，跨越当时日本的光机式二代机和欧美的阴极射线管式三代机阶段，开创性地研制当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针对汉字字数多，印刷用汉字字体多、精密照排要求分辨率很高所带来的技术困难，王选发明了高分辨率字型的高倍率信息压缩和高速复原方法，并在华光Ⅳ型和方正91型上设计了专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实现复原算法，显著改善系统的性能价格比。他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华光和方正系统在中国省市报社和出版社、印刷厂逐渐普及，并出口港、澳、台和新加坡等地。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这些成果的产业化和应用，取消了我国沿用上百年的铅字印刷，推动了我国报业和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同时，他又相继提出并领导研制了大屏幕中文报纸编排系统、彩色中文激光照排系统、远程传版技术和新闻采编流程管理系统等，这些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外得到迅速推广应用，使中国报业技术和应用水平处于世界前列。

　　王选不仅仅满足于科学性的发明创造，他是最早致力于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科学家之一。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王选就开始着手进行研究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工作，经过一番不懈的努力，成功地闯出一条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市场化道路，使得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占领国内报业99%和书刊（黑白）出版业90%的市场，以及80%的海外华文报业市场，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王选的激光照排系统被誉为引发了一场出版业的“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革命。

　　20世纪90年代初，王选创立方正电子集团，在其后的几年里，方正以100%的速率迅速扩张，并且在近10年的时间里，印刷一直是该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至今为止，北大方正依然是全球最大的中文电子出版和印艺产品软件开发商及系统集成商，王选成为方正，乃至中国IT产业的领袖级人物。

　　王选现为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文字信息处理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电子出版新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方正集团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中国科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