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发现娜莎事实上并没有亲身到过俄罗斯采访佩雷尔曼,如果这个情况属实,撒谎对于一个记者的职业声誉是一个巨大的影响。田刚至今只承认自己接受过娜莎合作者David Gruber而不是娜莎本人的采访,可以看作是一种比美国人更“美国”的精明。
谁都用不着端着
前两天有同事说,如果你条线上的人会把你看作他们圈子的一员,把整个圈子的乌烟瘴气都毫无顾忌地向你抖漏的话,那么条线记者算是做成功了。也许哪里都是有乌烟瘴气的,我很幸运的是,在之前的岁月里跑在三条空气相对清新的条线上,或者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气场,所以,我听有趣的业内八卦的时候比吸入有害气体的时间多。昨天又是一场。
八卦从去年“庞加莱风波”的相关人员施皖雄讲起。这位1963年出生的中科大毕业生、丘成桐当年的第一高徒,据说仅仅因为在印度尼西亚著名的普度大学任教七年而未得终身教授的荣誉,就从1999年开始,像本届“菲尔茨奖”得主——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那样,在美国西部过起隐居生活——不参与任何工作,不接待任何客人,但每周上一趟大学图书馆,查看最新研究成果。他大学时的同窗和仅有的两三个好友中的“半个”,也就是我昨天的聊天对象,现在已开始用数学和物理结合的方法,做比庞加莱猜想更进一步的多维几何流形的猜测,而在这位普林斯顿高等数学研究院毕业的高手看来,当年施皖雄所达到的成就,已超越他的今天。他曾多次给这位故友写信,寄去支票,希望他能回国任教,并托前往美国西部的学生给他带去家乡的茶叶,代为问候,可是说好十一点在他家见,十点钟他就离开了,连他的导师邱成桐都没法联系上他。据后期还见过施皖雄的人说,他家里的陈设极其简单,床上没有床单,只有海绵垫,办公室里除了一张写字台,仅有一部电话。而他对一位老师关心的询问:“你成家了没有?”的第一反应竟是:“你说的‘成家’是什么意思?”——后来还是他的“半个”朋友猜测,也许他是太把“成为数学大家”的事放在心上。他自小父母离异,跟随母亲在福建长大,考入中科大后,在安徽的父亲高兴地来看他,他也拒见。是否幼年的孤独让他养成一种特异于人的思考,现在无人知道。在这位“数学奇人”身上发生的最幽默的事是,一次导师开车载着他和一帮同行、学生在美国的公路上出了车祸,所有明明只是略受轻伤的学生在接受警察关于事故后果的调查时,都无病呻吟地称自己伤得很重,施皖雄的回答最绝,说自己“Not as beautiful as before.”简直要把人笑晕了!
再说丘成桐,这位《纽约时报》科学记者笔下的“数学国王”与田刚的师徒恩怨竟像他当年与自己导师陈省身关系的半个翻版。丘曾当着陈省身的面说:“我没有你厉害,你培养出来的学生得了菲尔茨奖,我的学生中就没有。”而陈最让他佩服的则是,即便在两人已有不和的日子里,老师从来没有在人前说过学生的一句坏话,最多是该说好话的时候不说,这点让丘非常自愧不如。田刚成为南大副校长有他母亲是南大教授、从小看他长大的南大老校长希望在自己卸任后培养接班人的用意,丘成桐此时站出来指责田刚一年在国内任职仅四个月,却拿200万年薪水的做法太过分,本是出于为年轻学者争取有限资源的公心,但在田刚看来,显然属于“多管闲事”。田刚因而转去北大,丘又带着对北大数学系那批当年“圣迭亚哥分校”自己门徒的不屑,继续对该问题穷追不舍,使他成为了“北大公敌”。丘成桐与《纽约客》记者塞尔维亚·娜莎的官司,如果娜莎只是用“蒙太奇”的手法调整呈现了丘的答话记录,而没有在实质意义上对丘的人身造成伤害的话,丘成桐很难打赢,但最近有人发现娜莎事实上并没有亲身到过俄罗斯采访佩雷尔曼,如果这个情况属实,撒谎对于一个记者的职业声誉是一个巨大的影响。田刚至今只承认自己接受过娜莎合作者David Gruber而不是娜莎本人的采访,可以看作是一种比美国人更“美国”的精明。
三说弦理论,按业内的评价,霍金的贡献重在普及,他的盛名得来有点像文化界的余秋雨,同时,残疾的身体可能也为他的成就增添了神话色彩,而这一领域真正的顶尖人物却推普林斯顿的威藤。娜莎的文章出来后,丘成桐最在意的是文中提到丘十年里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这点也是他最希望澄清的。至于旁人的抵毁或赞誉,其实因为那些人和丘成桐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他并没有把他们的话多放在心上,作为当今世界数学和物理第一人的威藤的评价才是他真正在乎的。但威藤终于还是没有愿意出来趟这趟混水,只是向丘派去的说客表达了一通与数学完全不着边际的对丘的善意,让丘成桐真正非常郁闷。威藤的夫人也是一位物理学者,按学术水平足以当上教授,但在普林斯顿大学区多年找不到工作,最后威藤以不带夫人自己不任教的姿态,才使夫妻俩同在一个区内的大学工作,并有机会参加同一个讨论班。说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讨论为什么大学女教授相对少,是否存在制度方面的原因——既然生命科学已证明就连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的基因差异都不如白种人本身之间的差异大,所谓人种和性别的差异几乎已成为假想。眼前的高手又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写《论自由》的米勒,他的女朋友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学者,米勒在自传中提及《论自由》是他和女友合作的成果,但书的作者署名只有米勒一人。可是如果结合米勒的其它个人作品,可以发现这本书的文笔、观点显然优于它者,类似“中国教育最大的成功在于把人都变成了一样的人,最大的失败也在于此”之类的精到观点显然不是出自米勒本人。另一个作者的声音和形象,显然被遮蔽和遗忘了。
四从我这两天正关注的社工问题谈到如何从富人口袋里掏钱,最后大家的结论是其实很多富人不是不愿意捐钱做好事,关键是不要让他们觉得捐了钱就像没捐一样,没有名堂,比如连减免税收的优惠都没有等。扯着扯着又扯出一个笑话:陈景润攻克歌德巴赫猜想后得了一笔奖金,他在机场接受采访时,记者问起他是否打算捐献这笔奖金,陈景润一时冲动就说了“是”,但回头再想想总觉得有点冤,所以后来一直推说那笔钱在美国,要等他本人再去美国才能从银行里取出来,否则不能兑现。很久以后,等人们已经把这事忘得差不多了,他才让一个朋友代他从美国取回这笔钱,他的这位朋友在美国就遇上了我的师友。又有传言说,陈景润每次给他父母寄钱,都要从全部金额里扣除八分邮票钱。哈哈,真是太绝了,这种事一般人怎么想得出来?
聊完这些,结论还是只有一个:谁都用不着端着,人就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