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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派与国人的双向误区
送交者: bjy 2002年01月08日23:26:10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海归派与国人的双向误区

作者: 闵捷

  ■海归派:向内看——20世纪80年代眼光

  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人口袋里大多不超过100美元,他们白手起家经历了谋生
的种种艰辛。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没有任何亲人,而朋友也大多是境遇差
不多的穷学生,留学生的生活压力是相当大的。

  很多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人,在美国又经历了“洋插队”,同样的艰苦卓
绝,不同的是“上山下乡”的环境是物质极度匮乏的农村,最大的困惑是前途茫
然;而“洋插队”的环境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美国,最大的压力是如何生存。精力、
体力和生存智慧在经历了极大的考验之后发挥到极限,因为浸着汗水的每一块钱
都来之不易,所以大部分留学生都养成了节俭的习惯。著名演员陈冲在展望新世
纪时不无辛酸地说:“希望下一个世纪中国人不再把漂洋过海远走他乡当做追求
幸福的唯一手段。”

  多年后,当这批留学生的求学生涯告一段落,拿到学位、找到工作、买了房
子和汽车,稳稳地过上了“中产生活”,这个时候,他们回国后忽然发现:他们
掌握着先进的技术,拥有令国内人艳羡的收入,住着花园洋房开着好车,可是“
为什么我们感觉自己跟不上潮流了呢”?这是困惑着许多海外归国者的问题。国
内主流社会发展得太快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在美国他们也很难真正融入主流
社会,于是,游离于两个主流社会之外的“留学生圈子”,彼此成了价值参照系。
当他们回国后与国内的主流社会相融合的时候,“跟不上潮流”的症结就在于:
他们彼此印证的价值观念、消费观念甚至生活方式都停在了20世纪80年代,对很
多事物的观察视角都是“20世纪80年代眼光”,所以感觉不适应是难免的,不过
一旦真正回国,经过一段调试和磨合,这种“小误差”很快就找齐了。

  1992年获得美国纽约州律师执照的刘驰说,他回国的最初几年,实际上是一
个学习的过程,两眼一摸黑,经历了一个补课阶段,逐渐打开市场。

  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不理解中国市场。一位哈佛MB
A、曾任职麦肯锡的王先生从硅谷回来后任职国内某公司CEO,他的业余生活封闭
在欧美同学会中,从不深入接近中国市场,面对民营企业客户,常常成了自己发
挥口才的讲演场,MBA术语使他成为客户敬而远之的角色。最近因为业务不佳,他
又回到了美国。

  国外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直来直去,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呆了十几年之后渐
渐已经适应这种简单生活。问题是在他们删繁就简了之后,回到国内对那些言辞
背后微妙的潜台词感觉难以捉摸。当绕弯子已经变成一种迂回战术的时候,不适
应这种“国情”就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

  一位做风险投资的海外学子曾经与人探讨:“在中国投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讨论的结果是:商业道德的不确定性。在狡诈有余而诚信不足的商业运作中,
如何来应对由于缺乏商业道德而带来的风险?如果昔日的同学、朋友都能设下陷
阱,那么一旦对人性估计不足故乡也有可能变成商战中的“滑铁卢”。

  一位从硅谷回来的留美博士,见识了国内商圈“夜夜笙歌”的生活方式后,
先是兴奋了一阵子,而后便感到“太闹”。“在美国我们过的是一种很平静的日
子,工作之余与家人、孩子共享天伦,周末或假期出去度假。回到国内几乎天天
有人请吃饭,而且我周围好像每一个人都有饭局,给家人留下的空间很小,时间
久了就觉得不适应”。

  20世纪80年代到美国的大部分留学生如今大都稳稳地跨入中产阶级:房子、
车子、稳定的收入,搭建出舒适的生活空间。一旦决定回国,就意味着放弃这一
切从头再来。如果说当初出国是第一次创业的话,那么回国则是第二次创业。尽
管有很多人在物质与精神的两难选择中犹豫不决,但还是有一些意志坚定者选择
放弃:“当年我们到美国时是一无所有,现在也别太看重自己已得到的东西。”

  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了将近30年的顾茂众,回国创业已经半年了。圣诞
节前夕他匆匆赶回美国,因为妻子和12岁的女儿在等着他回家过节。“其实原本
我不必这么急的,可是上次感恩节的时候我离开在美国的家,女儿呆在楼上没有
下来送我。她和我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们关系非常好,她不送我是她心里不高
兴。这一幕我总是记挂在心里,所以圣诞节前我一定要赶回去”。像顾茂众这样
妻子、孩子留在美国,自己回来创业的“模式”,在海外学子中屡见不鲜。“一
般来说,女人对美国的物质生活更留恋,她们更愿意留在美国,而在美国出生、
长大的孩子,如果回国的话教育问题解决不了,所以这种‘一分为二’的家庭模
式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一位回国创业的留学生这样说。

  许多留学归国人员的子女都出生在国外,是母语为英语的所谓ABC(AMERICA
NBORNCHINESE),虽然他们大都听得懂汉语,但对汉字的书写和中国文化则知之
甚少,回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继续教育问题。北京市留学人员海淀创业园为此建立
了留学人员子女教育基地,他们与清华大学附中和附小合办了留学归国人员子女
教育学校,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归国人员的后顾之忧。但是,这些孩子在外国人眼
中是中国人,在中国人眼中又是外国人——因为他们的英语表达比汉语更流利。
他们在外国受好的教育,回到中国数学却跟不上同年级组的教学;在中国受了一
段教育,回到美国又不适应。所以,很多留学生子女干脆就和妈妈留在了美国,
让爸爸做“空中飞人”吧。

  ■国人:向外看——各个都是精英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北京秀水东街的美国大使馆门外,每一个工
作日都是人头攒动,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始有人去排队。一边排着队,人们还一边
切磋着如何应对签证官“移民倾向”的疑虑。我曾经也是排队中人,当时心里就
产生过疑问:怎么出国的什么人都有?到了美国一看,华人世界更是鱼龙混杂,
干什么的都有。如今回国了,“各个都是精英”吗?中国有句俗话:“外来的和
尚好念经。”凡事皆不可一概而论,更不能绝对化,“各个都是活雷锋”已经成
为一句戏言,为什么还要相信“各个都是精英”?一位归国者一语破的:“无论
什么时候,只要是说到‘鱼龙混杂’的时候,肯定是鱼多,龙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高科技”成了一种现代迷信,跟“纳米洗衣粉”、
“纳米水”一样。国内企业与海外归国创业人员谈项目时最爱问的一句话就是:
“是高科技吗?”什么服饰一旦成了时髦,很多人就忘了是不是适合自己;“高
科技”一旦成了时髦词汇,很多人也只重外表,不重内容了。“高科技”和普通
科技一样,都要遵循市场规律的检验,一般说来,高科技项目同时也是高风险项
目,就好比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实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不是贴个标签就赚钱。

  “在国外年薪10万美元”,听到这话,很多人直觉的反应是:乘以8,相当于
80万元人民币。真的是“乘8”这么简单吗?实际上在国外公司能拿到这个水平的
年薪的人并不鲜见,而这些人到国内要拿到80万元人民币却是很难的一件事。原
因何在?一位归国者说:“问题就出在这种简单的换算公式上:从货币购买力的
角度说,实际上现在人民币的购买力相当强,80万元人民币的购买力远高于10万
美元。而且,在国内拿80万元的人,绝对处在社会的上层,自我感觉会非常好。
另外,如果再加上市场和企业前景的因素,就更不好比了。”

  一位曾在美国硅谷工作的海外学人算了一笔帐:在美国每年拿10万美元,可
是到了国内,每年拿到30万元人民币就已经不错了,换算一下,就是80万跟30万
的差别。“可是我认为这是不能比的,那个10万跟这个30万意义不同。欧美国家
的经济发展已经很成熟了,不可能再出现很大的增长,这意味着你的公司今年利
润10万,明年也差不多还是10万,发展了五年、十年下来,利润还是差不多。在
中国就不一样了,今年是5万,明年可能是10万,后年可能是20万、30万。当然,
也可能一无所获,回国创业的风险就在这里。我回国是追求一种极限的感觉,看
自己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要活到老了,再想到这一点,那时候就会后悔了”。

  “洋博士”、“老外”,这些称呼本身就昭示着国人崇洋心理与狭隘自尊的
矛盾。有人说,将来外国人到中国来打工也算“外来人口”,很多人听了很是受
用,因为现如今的“外来人口”与外地人、打工仔几乎就是同义词。北京要建成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什么时候真正有了“平常心”,什么时候才算突破了心理防
线。客观地评价事物本身,对有上百年屈辱历史的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

  学界新贵里“土博”、“洋博”的区分,如果只是头衔上的差别,也许并没
有让人那么不平衡,北大光华管理学院50万年薪聘专家,中选的当然是“洋博”。
如今大学教授们虽然是时价日涨,但能拿到10万年薪的,恐怕除了“长江学者”
还是屈指可数,更别说50万了。如今“土博”们毕业后找工作很是不易,小庙容
不下“大和尚”,在国内“塔尖”上的感觉是“高处不胜寒”。那么“洋博”呢
?其实普通“洋博”要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也相当不易,所以才有很多人自己创
业。在谈到留学人员归国是否会抢夺国内人才的饭碗时,北京大学的一位负责人
说,在北大,其实土博士和洋博士各有所长,科研教学互相补充。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留学潮”,20年来长盛不衰。曾经有人感叹“
北大”、“清华”成了美国大学的预科班,但是随着大批海外学子归国潮的到来,
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成了中国人才的培训基地”呢?事情当然不这么简单,从以
人为本的角度来看,个人的发展与完善,自然会促进社会的发展与完善。一位在
美国生活了13年的留学生说:“我永远改变不了我皮肤的颜色,也永远改变不了
身为中国人的事实,即使我已经拿了‘绿卡’,或者加入了美国籍。”

  归国人才的一个很现实的担心是,找不到合适的位置。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学历高未必工作就好找,有时甚至还更难找。在硅谷,由于专业分工非常细,许
多经理或工程师只能胜任生产链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中国公司往往只要求总体方
案,结果专业分工很细的硅谷人才回国后发现孤立无援,或者一位专才被任命为
技术总监或CEO负责整个生产链,结果大多不能胜任。

  招到一个“洋博”,挂起来当招牌。听他的?不知道怎么听。没有的时候想
有,有了之后却不知道怎么用,叶公好龙者,如今大有人在。如果是普通百姓,
叶公好龙倒也无所谓;如果是身居要职、处于领导阶层的官员,叶公好龙则危害
不浅。

  一位归国者说,他听国内的一些官员讲话,除了套话之外,听不出哪一个是
关键词。也许“务虚”也算是一种中国国情吧,问题是这种风气已经从官场蔓延
到一些政府的职能部门和国有企业,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经常是把简单的事情
复杂化之后还振振有词。美国发展得快,关键在于务实。海外学子带回来的,无
论是很好的想法还是已经成型的样板,或者成功的经验,遭遇“务虚”之后,就
全部泡汤。务实与务虚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壕沟,令很多缺乏心理准备的人纷纷
落马。一位回国工作已经10年并取得了骄人业绩的留美博士说:“在中国,要想
做事情就必须‘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排除体制造成的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找到一条成功之路。我认为,要做成一件事,最根本的,就是要务实,要从细处
做起,细微之处见功夫,这是我在美国学到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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