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无官不成学会、学会轻学变了味。

各种学会本来是学术界人士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地方，学会的所有职务都由在本学科有较高造诣的学者担任。但是现在的许多学会（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类，包括国家级和省级学会）的主要职务都由一些官员（或官学结合型的官员）担任，似乎没有官员学会就不能存在似的。至于学会里的其他领袖，也大多数由类似行政化的推选方式产生，根本不是根据学术造诣推选产生。学会似乎变成了政府的另类管理机构。这样做虽然加强了国家（政府）对学会的管理，但实际上这是政府变相干预学术的行为，似有不信任学者和遏制学术自由之嫌。

与上述现象相联系的是，学会变成了交谊俱乐部。综观世界各国的各类学会，其作用无非有两：其一，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学术会议，进行学术研讨和学术交流；其二，建立学术园地，举办学术刊物，供学者们发表和交流学术成果。具体管理实行会员制。但是中国的大多数学会（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类）似乎没有发挥这些方面的作用。许多学会每年都要举行学术会议，但是实际上大多是类似聚会，根本没有进行实际意义上的学术交流。有的甚至把学术会议变相变成旅游，学会似乎成了旅游俱乐部。

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的学会（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类）应该迅速扭转这种局面，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学会组织和管理的做法，为中国的学术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类学会，目前要做的首要工作是，结合学风建设，举办以真正实行匿名审稿制度为核心的完全由学会主宰的名副其实的学术刊物。

2．沽名钓誉、浮而不实。

一是大学升格热。眼下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中转升格为大专、大专升格为大学、学院升格为大学的大学升格热，目标要培养高素质的高级专门人才。且不说这些学校是否具备升格的条件，试想如果全国上千所学校都致力于培养高素质的高级专门人才，符合社会需求结构吗？

二是学院热。近几年原来的一些单科性学校大都改为大学，比如财经类和政法类等。本来这些学校的设置科目就比较单一，为了显示大学的品位，再纷纷下设许多学院，结果是学院成为系的简单名称更换，个别的还出现一个系派生出多个学院的现象。以财经和管理类为例，原来大多叫经济学院，后来管理学设置成单独学科后，许多学校纷纷将管理学从经济学院中分离出来设立管理学院，现在又掀起设立单独的公共管理学院热。对于学科比较全的个别学校这样做可以理解，但是多数学校未必要这么做。因为这样设立，既不利于教学科研，也会增加教学与管理成本。比如有些经济和管理类的共同科目，各个学院都要配备教师，结果是师资分散，教学研讨和交流活动也不能够有效开展。如果只是一个学院，设立一个这样的教研组，既会减少教师人数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一些小学校，本来教育经费就不足，干吗还要干这样徒劳无益的事呢？

三是研究型大学热。现在稍微有点资历的学校都把建设成研究型大学作为追求的目标，这可能吗？其实，就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建20所左右的研究型大学已经足矣！其他的应该建设成研究和教学并重型（50所左右）、教学为主兼有研究型（100所左右）、教学型和职业教育型的大学，其中教学型和职业教育型的大学应占多数。

四是院士（或特聘教授）热。不知是何时刮起的风，许多高校（地方）不惜重金聘请院士（或特聘教授）。好象院士（或特聘教授）越多学校越风光。其实，这有点装门面之嫌。一个学校的好坏关健在于整体教师素质和学风，而某些学校教师的待遇低下，学风也非常不好，以致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都远走高飞。这样的学校纵然聘请几个院士（或特聘教授）又能怎样呢？与其花重金聘院士（或特聘教授），还不如把这些钱用来改善整体教师的待遇和教学设施，这样作用可能更大、更现实。

3．学术隶属于权术。

其表现之一是学术官僚化。学术官僚化主要指学校管理和学术管理官僚化，学校俨然是一个行政机构。结果造成官衔大于学衔，学术声望附属官位，人人都争相当官的怪现象。比如，有的人原先学术平平，当了官后学术名声大增；各种优秀学术成果评比每每由具有官衔的人负责把关，等等。在这里，学术权威已经荡然无存。长期以往，学术水平和学术风气当然会每况愈下。这是造成当前学术腐败的根源之一。

学术官僚化的另一个后果是那些学术尖子必然要当官，也就是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本身并没有错误，问题是让那些学术尖子干一些与学术本身无关的并不一定非要他们做的行政事务，必然会影响他们的学术研究。有一些学术上本来不错的学者当上官后，再也无心作学问。几乎全部的研究都由学生去做，自己当后台老板，这样下去能不江郎才尽吗？

学术隶属于权术的另一表现是权术支配各种学术活动。以一年一度的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选来说，其中的猫腻尽人皆知。有一位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选的教授回去后别人问她评选情况，她哀叹道：“你都看不下去，表面上实行匿名评选，可私下里早就通过气。这还不说，如果评选结果还不符合那些头面人物的意愿，还要求再议，直到他们满意为止。所有的基金项目几乎就给那些有权有势的单位瓜分了。简直是我即真理，哪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 。对于各种重点学科的评选和国家的各种资助活动，无不充满权术的味道。

有趣的是，国家每年评选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本意是鼓励和鞭策博士生及其导师们将博士论文做好，借此提高博士论文水平，同时促使在学生阶段就形成一个良好的学风。所以，评选的意义在于评选过程的公平公正，在于消除学风浮躁和形成一个积极向上的学风。然而，这项评选才进行几年就变成了“分赃会”，某些有权有势的头面人物总是竭力利用各种手段以自己的意志来左右评选过程。且不说评选后知情人士的各种微词，仅从评选结果看就明显地反映出一些非学术因素的迹象。这样的评选结果不但违背了评选的本意，而且助长了学术腐败现象。

我曾无意中看到过已经公布的几年评选结果，总怀疑评选中带有一些非学术因素。后来阅读了几篇所谓优秀博士论文后，证明自己的感觉不无道理。实际上，在通讯评审过程中就有不公平的现象。试想，一篇国内最著名学校的博士论文和名不经传学校的博士论文给评阅者的第一感觉能一样吗？如果评选结果前者不如后者，那可以肯定前者确实不是太好。如果终审决定中再加上某些有权有势的头面人物的意志，这种评审还有什么意义呢？最近传言，评选委员会（确切地说评选委员会中个别头面人物）竟然有利用各种借口将通讯评审中名次排后的确定为优秀论文的现象，还美其名曰评选结果基本合理。如果真是这样，应该天打雷劈！

由此我想到前一段时间媒体抨击学术腐败问题。上述种种现象能不导致学术腐败吗？最可怕的是，导致学术腐败的往往是那些在各种场合批评学术腐败的有权有势的以马克思主义学者自居的假学道们，这正是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

在学生时代，我十分不明白为什么许多老师不认真钻研学问而是混日子。现在我才明白，这种现象存在的合理性。试想，在一个学术隶属于权术的社会里，如果无权无势，只是埋头做学问，哪又有什么意义呢？

4．职称评聘封闭化、终身制。

现在多数学校已经实行职称聘任制，但是只是流于形式，因为一方面职称聘任只是限于本单位的人，聘来聘去还是那几个人，这样就失去了聘任的实际意义；另一方面，虽说聘任有年限和解聘的可能，但实际上基本上是一干一辈子。这样做的后果是，学术不可能出现飞跃发展。国家已经重点资助若干所大学，但实际上目前看来效果远不如预料的好。原因何在？关键在于职称评聘的封闭化、终身制，因而限制了人才资源流动和优化整合。无奈有人说道，“人还是那些人，校还是那个校，纵然多拔款，学术长多少？”。

5．学术管理数量化。

这是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学术管理数量化本身并非有什么不妥，问题是不能够简单数量化，非得规定每人每年要发表几篇文章，甚至要在哪些刊物上发表。职称评定时也只看数量多少。弄得大家都在忙于应付任务和评职称，无心真正做点学问。其实，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平最好是看他（她）作的什么，他（她）的成果质量。几年之内哪怕他（她）就做一点点东西，但是学术价值很高也可以晋升。当然，做的又多又好那最好。

6．少即是精。

与重视数量相反，现在学术界又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学术成果多的人总是被怀疑是粗制滥造、学风浮夸者。尤其是一些不学无术的人，自己不钻研学问总喜欢挑别人的毛病，学风浮夸便成为他们攻击别人的最好借口。似乎文章写的少，文章就精。事实上，我在检索文献资料时发现，国外稍微有点资历的学者，其名下都有一大串文章。当然，其中有些是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我看到一份国外研究报告，说近几年发展中国家的科研投入增加不少，但是发表的学术成果却没有成比例增长，报告特别强调了中国。所以，繁荣学术既要遏制只追求数量的恶习，又要防止少即是精的怪论，作到数量和质量并举、两者同步提高。不能片面地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

7．选才学术居次位

。现在许多学校和研究机构选人进人的时候，一看年龄多大，超过规定岁数其他条件再好也不要；二看是哪个学校的，重点院校看不上一般院校的、部属院校看不上省属院校的，即便你是个天才如果只是省属一般院校毕业的也没戏，重点院校肯定不会要你；三看学位，博士是基本条件，博士后更受欢迎；四看英语，英语好优先；五看是“海龟（归）”还是“土鳖（别）”，“海龟（归）”优先；五看潜力，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鉴定潜力的，但是被选中的人都说潜力大。而把学术水平放在上述因素后面考虑。有的经济和管理类院校更邪，不喜欢本专业毕业的，却喜欢数学和理工专业毕业的，选人的首要标准就是至少要有数学和理工专业的学习经历，其次是被选者的教育背景（指的是毕业学校），就是不认真研究被选者的学术成果。有一个好端端的原先国内一流的经济学院现在已经江河日下，我担心是否是被这样不伦不类的标准给毁的。在我看来，学术机构选人首先是看他的学术水平（成果），也就是看他做了什么，做的水平如何，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以年龄为例，假如有两个人，一个50岁的人，学术水平很高，他干10年出了一些高水平的成果；而一个30岁的人干到60岁，干了30年却没有什么建树，你要他年轻干什么呢。特别是现在事业单位的人的各种社会保障都社会化，包括住房、医疗和退休金等，干一年给他一年的薪水，退休了由社会保障系统负责，不会增加学校什么负担。干吗要死盯着年龄呢？这完全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思维。

8．万般皆下品惟有外语高。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现了外语热，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是，目前把外语推向极端实在有点令人担忧。高校的学生们把相当多的时间都花在了外语（尤其是英语）上，为了过四六级手里天天捧着外语书，专业课似乎成了副课。研究生被退学的或拿不到学位的，也大多数是因为外语不过关。各种职称评定、晋升或出国进修，外语是必考科目。为了评职称或出国进修，不钻研学术天天泡在外语书里的人不在少数。有所学校评定职称对外语要求很严，每次考外语时规定一定的不通过比例。结果外语好坏成了人们晋升和炫耀的资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校图书馆的外文刊物却从来都没有人看。不知道这样的外语要求有什么实际意义。事实上，外语只是工具，基本掌握了就可以了。一般通过四六级，除了听说方面外，其他方面在多数场合都差不多够用了。在正规学校读完了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的，外语一般都没有问题。评职称考外语，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应该的，因为那时各人的外语水平差别很大。现在大家外语水平都提高了，再考外语完全是多余的。至于听说方面，完全是语言环境问题，再考也不会提高到哪里去。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考研改革即是一例）。但愿能够彻底改变“万般皆下品惟有外语高”的问题。

9．近亲繁殖。

现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近亲繁殖的现象太严重，已经到严重影响中国学术发展的程度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学术官僚化、学术帮派、学术裙带关系、学术腐败和学术视野短浅不无关系。如不铲除这种现象，恐怕中国的学术很难大阔步前进。

10．学校好象大箩筐。

曾经有人说，“市场经济是大箩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事实上，目前的某些高等学校似乎也有大箩筐之嫌。具体表现有：一是为了获取官员的支持和企业家的资助，不惜降低门槛让官员、企业家捞取学位，学校成了官学、商学结合的俱乐部；二是为了某些目的（收取高学费和学校间的攀比）大招体育类（或其他类）特招生，招收体育类特招生是国家允许的，但是应该限量而且培养标准与其他学生相同，不论有什么特长都不应该降低培养标准，有的学校现在办了好多特招班，特招特招只有特别的才招，有这么多特别的学生吗，这样学校不成了体育俱乐部了吗；三是学校为了赚钱举办各种各样的非正规教育，什么职业培训班、成人教育、学位课程班等，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学校里什么人都有，学校成了大杂烩，这样做能不挤占正规教育的资源吗；等等。总之，现在的许多学校好象是个大箩筐、杂货店，里面什么东西都有。长期以往，能不玷污学校这快圣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