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愙斋集古录释文膡稿》解题 

《愙斋集古录释文膡稿》，(清)吴大澂撰。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编号：2101/8。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登录编号：180858～180859。无鱼尾。版心上部刻书名，下部刻“涵芬楼影印”字样。四周单边。白口。宽21.5厘米，高30.5厘米。 
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收藏此书，索书号为：阅006704。 
在《愙斋集古录释文膡稿》一书中，他也注意到了字形变化在作为标准器上的作用。在该书所收《大梁钟》铭文中的“铸”字，和《上官钟》的完全一样。由此，他得出结论此二器皆为梁国铜器。他把这一方法应用到商周铜器的断代研究山。如，他在考证《齐侯敦》铭文中就提出：“‘敦’字作，‘保’字作，与它器不同，似晚周之齐器也。”在《邾公钟》铭文考证中，他又提出“‘龢’作禾，‘敬’作，‘祀’作，‘蕲’作，‘年’字、‘万’字从土，‘卿’字从食，‘物’字从，皆晚周之变体矣。”他注意到了晚周字体变化可以作为铜器断代的根据之一。甚至他也注意到了铸字与刻字的问题。在《伯作彝鼎》铭文考证中，他就提出：“疑刻文，非谤文，当亦晚周之器”。再如，《眉鼎》铭文考证中，他再次重申“此鼎刻款，疑梁器，它国所未见”。而在对春秋战国时代铜器的研究中，他已经非常熟练地从地域划分、铭文款刻风格等方面予以分析和研究。更为可贵的是：他在至陈介祺的信中明确的提出了“战国文字”这样一个概念，以示和前此的铭文有区别。 
因为对《说文解字》有了精湛的研究，所以，吴氏在此书考证铭文文字时处处以《说文解字》为依据，发前人所未发。如，他对《毛公鼎》中“克乃辟”一语的考证： 
大澄谓、辟皆从辛义，亦略同《书•金縢》“我之弗辟”。《释文》：“辟，治也”。许书辟部：“，治也”、“，治也”。辟、、三字皆可训治。疑字亦当训治。 
他措辞严谨，考证精当。在有了相当充分证据之下，还使用“疑字亦当训治”之文，足见治学态度的严谨。这也是他在此书中行文习惯用语。 
再如，他对《静敦》铭文的考证： 
莽京，旧释旁京。非是。铭文中屡见之文，疑即谓镐京也。镐京之镐，不当从金。今从艹，象林木茂盛之意。正与丰京之丰同义也。 
在文中，他还是用了“疑即谓”字样。他在对《公妃敦》铭文的考证中，又重伸了上述观点，认为是“后人因避莽字，改从镐”。但是，对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他则是依然沿袭前人的旧说。如，对“析子孙”的解释。另外，他还时常出现对字形分析不当的错误，不是把一个字当成了两个字，就是把两个字当成了一个字。有时也有不加考证而主观臆断的结论。对此，俞绍宏博士曾有专文加以研究。[ 见《宁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32～34页。]显然，《愙斋集古录释文膡稿》一书有些释文还需要推敲。如，《虢叔作叔殷簠》铭文中的“”字，他以为是“榖”字，《傅卣》误将“戊”字释作“己”字，等等。 
他利用推勘法考证《尚书·大诰》中的“甯王”即“文王”，实是其远见卓识之所在。如下： 
《书·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诗·江汉》：“告于文人”。《毛传》云：“文人文德之人也”。潍县陈编修介祺所藏《兮仲钟》云：“其用追孝于皇考已伯，用侃喜前文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追敦》云：“用追孝于前文人”。知“前文人”三字为周时习见语。乃《大诰》误“文”为“宁”，曰：“予曷其不于宁人图功攸终”。曰：“予曷其不于前宁人休受休毕”。曰；“天亦惟休于前宁人”。曰：“率宁人有指疆土”。“前宁人”实“前文人”之误。 
他的未刊稿本尚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校录》、《簠斋题跋》等。吴氏又擅长写篆，乃至于给友人书信也使用篆书，于是他的书信成为友人收藏的珍宝。 
根据徐珂《清稗类钞》中记载： 
吴县吴清卿中丞大澄工篆籀，官翰林，尝书《五经》、《说文》。平时作札，与人均作用古籀。其师潘文勤得之最多，不半年而成四巨册。 
看起来，他是有意而施行的篆书实践活动。 
顾颉刚曾经如是评价过吴大澂的学术贡献，即：“古文古器之研究本小学目录之旁支，而四十年来蔚成大国，倘非先生开创于前，纵有西洋考古学之输入，其基础之奠定能若是速乎？今日言古文古器之学者多矣。孰不受灌溉于先生之书，又谁能逾越先生之建树者？……夫以先生取材之广、求证之密、察理之神，为自有金石学以来之第一人，此岂夸卤莽者所能为哉！”[ 见《吴愙斋先生年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1935年，2页。] 
顾先生的这一评价真的是很符合历史事实的，并非只是出自乡党情绪。特别是他推举为“自有金石学以来之第一人”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