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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配当大学校长的人出局22年
送交者: 贾舟子 2018年05月12日15:16:12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当77岁的刘道玉最后一场公开演讲完毕后,学生们热烈的掌声长达半小时。所有学生都不退场,他只得穿过人群,但未料到1000多人尾随出来。他不停地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的讲座门关了,但我的家门没关,欢迎你们随时家访。”


最配当大学校长的人出局22年

文/胡赳赳


77岁的刘道玉走在武汉大学校园里,仍然西装笔挺、头发一丝不乱。与22年前相比,他的步伐迟缓了许多。他的右手在一次中风后无法写字,但这并不妨碍他迎来人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时期,著述不断:《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大学的名片》、《创造教育书系》(5册)以及大量的学术随笔,无不指向中国高等教育的痛处。


不再是所有学生都认得他了。22年前,学生们称呼他“刘道”或“我们的刘道”。那是他主政武大的黄金岁月,1981年至1988年间,学生们在路上可以轻易地拦住他们的校长,讨论问题。而这个有着外交官风度的校长永远面目和蔼、举止优雅。学生们形容他说,仿佛不是回家吃午饭,而是去赶一个外事会议。


他被称为那个时代的改革派,甚至是激进派。即便今天看来,也没有一个校长比他做得更好。有学生记得,在开学第一天,校长就讲:“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这些力排众议维护学生的立场,使得校长并非高高在上,而是与学生成为响遏行云的一道风景线。学生的求知欲和自我信念被点燃了,他们组成讨论会,在多学科前沿探讨问题。只要学生邀请,他一定参与讨论,这个被称为“快乐学院”的群体至今仍是刘道玉的骄傲。


一代学人的幸运


“大学是干什么的?大学的目的是人类最高的理想:追求真理。哈佛大学的校训大家都知道,‘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我记得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与光明’,都是讲的这个问题。这无疑是人类最高也是最美好的理想。”多年后,刘道玉对大学精神的理解仍无半点动摇,这是他实行一系列改革的出发点。


当年石破天惊的种种革新,使武汉大学成为最令人神往的校园:学分制主辅修制使学生可以自主形成知识结构;转学制让学生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专业;插班生制、贷学金制为学生的学习广开“方便法门”;取消政治辅导员职务,开设导师制和学术假制则使得教师队伍形成学术至上的作风。


原为武大教师的陈加宽现在是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所长,他说:“解放前的校长我最崇拜的是蔡元培和竺可桢,解放后的是匡亚明和刘道玉。”他撰文称:“刘校长的气节已经影响了一代武大人。”


当48岁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时,刘道玉传奇人生的序幕刚刚拉开。而在此之前他的种种“功勋”,似乎都是为了他“平步青云”于这个位置做铺垫:留校任教后于1961年赴苏联留学,因中苏关系恶化回国后成为“反修战士”典型;1977年被借调到教育部任高等教育司司长;此后,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筹备会议中,他起了很大的策划和推动作用。刘常对学生讲:“你们虽然不能改变保守的教育制度,但是你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设计者和实践者,路要靠自己走。”


在刘道玉的求学阶段,他一心想成为一名化学家、发明家,诺贝尔是他的偶像。而当他服从组织安排,成为一名大学管理者之后,他享受到另外一种乐趣:“培养出让自己尊敬的学生而骄傲。”珞珈山下、东湖水畔,刘道玉送走了8届近2万名当时的天之骄子。


从改革者到批判者


“不客气说,80年代任职大学校长的人当中,没有谁像我一样呼吁教育改革了,也没有谁对中国的教育理解更深刻了。”刘道玉说到激动处,声音提高了许多,双手大幅摊开,碰到了茶几上的保温杯,又被他敏捷地接住。“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现在体会到了。我现在写东西思考问题,都是从心所欲。”


对于他1988年突遭罢免,离开武大校长一职,外界有很多说法。所有说法都集中于两个:一是他与教育部里不和,二是他与省里不和。


“不和”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性格在作怪。在刘道玉的少年时代,老师指出他的缺点是“个性强、自负、爱表现”。但刘道玉不认为这是缺点:个性强比没有个性要好,自负比自卑和自责要好,爱表现比不表现和无所作为要好。更重要的是,在几十年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刘道玉找到了“士”这种品格。“我记得王国维1927年6月2号早上,到别人家里借了两块钱,坐人力车到了昆明湖,穷到那个地步,后来自杀了。他的墓志铭我不全记得,但是有两句话:独立其精神,自由其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市侩学者的区别,一个真正的追求美的学者和一个追求金钱的学者的区别。”


正是在这种品格的激励下,刘道玉未将大学校长当“官”来看,他也拒绝了去教育部当“京官”。但最后,学术逻辑还是输给了官场逻辑。他的学生们说:“我们是刘校长招进来的,但毕业证书上的校长却是另外的名字。”


官场逻辑的胜利,使刘道玉伤透了心。他拒绝了许多所大学出任校长的邀请,原因很简单,他还必然处在体制内的领导之下。这也是他人生认识上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之前我还有愚忠的、作为工具的一面的话,之后我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武大的蔡元培”猝然谢幕。这位从不以权谋私的校长既不是博导,也没有任何“自留地”。在缺少科研经费,没有人援手的情况下,刘道玉写出了振聋发聩的一系列深刻剖析高校教育的文章。“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而他更是用创造之理念重新书写大学之精神。


学生心中的大师


武汉大学不愧是中国最美的大学校园——仙山琼楼绕上、玉树碧湖盘下。胡适当年赞道:“校址之佳,计划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至今,仍有学子自诩自己校园最美,而在参观武汉大学后噤声。


武大有三宝:樱花、老图书馆、刘道玉。没错,武大学子从来没忘记过他们的老校长刘道玉,在樱园咖啡厅,刘道玉的著作《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被摆放在显著位置。


如果说1981~1988年主政武大是刘道玉人生的第一个高峰,此后22年间,他在创造性教育和高校研究上,留下100多万字的著作,则是另一个高峰。


“刘道玉”在武大学子心目中是个传奇,每次演讲,听讲者数以千计。有时校方不批最好的会堂给用,但学生们自有学生们的办法,给看门的工人送烟递酒,遂放行。


刘道玉成为传奇,奇就奇在他始终与学生一个立场,赞成学生自治、实践唯才是举。他在书中说:“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是学校的名片,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学生成才为出发点。”


2008年3月22日,他关闭了讲座。“鉴于身体、年龄,我不适合作大范围的讲座。”每次外出,老伴高伟都很担心,刘道玉举着手机说:“这就是老伴呼唤我的通话器。”


当他最后一场公开演讲完毕后,学生们热烈的掌声长达半小时。所有学生都不退场,他只得穿过人群,但未料到1000多人尾随出来,他不停地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的讲座门关了,但我的家门没关,欢迎你们随时家访。”讲到这个场景,刘道玉脸上的神色豪情万丈,露出开心的笑容。


一位听完讲座的学生在日记中说,得以近距离接触老校长,来武大几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老校长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校长,直到今天,老校长翩翩的风度,敏锐的思维,远瞻的眼光,和蔼的态度,可敬的人格,武大历史上无出其右者。”


大学之魂是校长


时至今日,刘道玉仍能脱口而出至少200位学生的名字,他一直想把他的优秀学生作为创造性教育的案例来进行跟踪研究,这是他下一步的工作。他对教育的洞见,不避名贤,客观公正,他评论孔子:“孔子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他也有很多先进的教育思想,但是他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理论。”他评论蔡元培:“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基本上都是西方的,没有形成他自己的理论体系。”


武大毕业的主持人窦文涛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想我们那时候要感谢校长刘道玉,开明。学分制,学生可以不上课,老师上课不点名,非常宽松。不爱读书你就去实习,考试时再回来。”这种影响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现为南方都市报视觉总监的王景春回忆说:“我经常去湖北美术学院听讲座,跨校也能算学分。”


作家野夫忘不了自己蒙冤在武汉坐牢的情形,老校长和同学李为去看他,监狱长得知是老校长来看学生时,将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任其长谈。刘道玉当年受聂华苓搞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影响,率先搞起了作家班,与时任作协主席王蒙培养“学者化的大作家”的理念不谋而合。“野夫是作家班的学生,我很欣赏他的道德文章。”刘道玉谈起得意门生来时,仍是满脸动情。


刘道玉称:“大学之魂是创造。”他说:“我毕生研究创造教育,古往今来,人类的一切物质文明,无不是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他将古往今来的人才观归结为五种:工具型、知识型、全面型、智能型和创造审美型。在上世纪80年代,作家金马在自己所著的《生存智慧论》中引申和发挥了这一思想。


最让人感动的一幕是,当刘道玉每到一处讲座时,都有当年的学生,拿着毕业证书恭恭敬敬地请他在校长一栏补签上大名。显然,官位与学位、权术与学术,在这种“待遇”上已有了分野。


刘道玉,这位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大学校长“路石”的原型,“隐居”武大22年,但却从未对中国教育置身事外。



大学之美在哪里?

——专访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

采访整理/胡赳赳


象牙塔是做学问的最佳境界


《新周刊》:蔡元培先生曾提倡“美育替代宗教”,但就现今看来,大学的美育功能似乎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刘道玉:美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教育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人类的历史上,宗教在兴办学校、传播知识和陶冶人的善良的美德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没有原生的宗教,绝大多数人也不太信仰宗教。因此,蔡元培先生1917年发表一篇文章《论美育代替宗教》,是从中国情况出发,对于陶冶人们高尚情操有着巨大的作用。可是,美育在中国一直是命途多舛,蔡元培这篇号召响应者也不是很多。解放以后美学、心理学、社会学都被称为资产阶级学科,统统被取消了。美育真正在教育中得到重视,恐怕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解放思想的指导下才逐步恢复。但是,美育在中国教育的状况不是很令人满意,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果我是北大校长,首先恢复蔡元培提出的校训,不折不扣地按照他的理念办学。国外大学一个好的理念,沿袭几百年不变,我们中国不行,再好的理念也会因为制度的更迭或领导人的变更朝令夕改。中国官场上有一个恶习,就是后任否定前任,前任再好的东西也不继承,要别出心裁的提一个口号,哪怕是蹩脚的他也要提,因为这是他们的政绩啊。


《新周刊》:“象牙塔”是精英教育的代名词,当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甚至是产业化教育转变时,“象牙塔”变成了“权力之塔”、“金钱之塔”,这也意味着大学美学趣味的迁移——由学术之美变成了权力场和名利场。


刘道玉:公元1088年,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诞生了世界公认的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是自发产生的。那时候,某个学者发明了一个学说或新技术,于是他就到大庭广众向人们宣讲和传播。最早的教师就是这样自由演讲的大学者,最早的学生就是对演讲感兴趣的人,慢慢就演变成了大学。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从大学的起源来看西方大学的精髓,西方大学的历史近千年了,起源就是自发的,自发的就意味着它有独立权,不受政府管辖也不受教会干预。经过千年的延续,西方大学的精髓就是十个字:独立、民主、自由、质疑、批判。这是大学精神之美,这种精神又是导致发明创造之美所必不可少的。所以,有评论说:“艺术大师罗丹首先的创造家,其次才是雕塑家。”罗丹一生作品林立,在巴黎罗丹美术馆展出的300幅精品,件件都是美如冠玉之作,也是创造之美的再现。


大学之美还表现在环境美。古代格言说,天下名山寺占尽。我觉得从选址来看呢,大学和寺庙是一个思路,就是要远离尘世,静心地修炼和专心致志地做学问。当年,我们考入武汉大学时,没有公共汽车,都是碎石路,但是进了武汉大学就觉得进入仙山了,郁郁葱葱的树木、湖光山色,琉璃瓦宇,美景片片。现在环境也不美了,已不是圣洁之地了。


追求真理应该是大学最美好的理想和目的。我们怎么样营造追求真理的环境,就是远离功利的象牙之塔。例如,法国年仅30岁的律师费马,于1638年提出了一道数学猜想题,曾困扰了一代又一代世界数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用了7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个358年未被证明的费马大定理。在1997年成功的那一刻,安德鲁该是多么的高兴,那是获得真理后最美妙的感觉。


我必须强调,象牙塔式的精英大学与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应用型的大学,是并行不悖两种类型,各有其自己的使命。我们不需要所有的大学都进入象牙塔,也不需要每个大学都走出象牙塔,切忌一刀切。世界上那些顶尖级的精英大学,无疑是符合美的标准,是世界各国大学效仿的楷模。为了追求大学之美,我国应当建成少数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必须营造象牙塔的学术环境,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世界公认的大师,形成世界公认的科学学派,做出旷古绝伦的发明创造成果。


90年代初是大学美丑分界线


《新周刊》:中国的大学,在你看来什么时候是美的?


刘道玉:中国大学的起源要追溯到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最早应是1861年的京师同文馆,后来合并到京师大学堂。武大和北大抢第一是没有道理的,我是不赞成的。心思不用在做学问,靠搞校庆造势来争第一,没有一点意思。应当说,在中国大学百多年的历史当中,曾经有过美丽的大学,或者有某种程度上美丽的大学,这是我的评价。


首先是五四运动以后到解放前的30多年。从蔡元培等人的办学理念就可以发现那个时候的大学是美丽的,以追求高深学问为己任。最典型的是在战乱年代组成的西南联大,尽管条件极其艰苦,但她却是最美丽的大学。在8年的办学中,从西南联大的教师和毕业生中涌现了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3个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171个两院院士。


第二段是解放以后到1956年,新中国大学历史上短暂的美丽一面。那个时候真是党风、民风、学风最好的时候,我们进了大学,就犹如进入到一个梦想剧场。每个人都有理想,不是要当爱因斯坦就是诺贝尔,要么就是居里夫人。同学之间没有互相猜疑,亲密无间、亲如手足。那个时候就是一帮一共同进步,没有谁对谁保密,看到别人好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吃的是小灶,四菜一汤端吃端喝。我们不仅不收学费,而且书籍费、讲义费、电影票、洗澡票、理发票全是发的,生了慢性病还可以住疗养院。那真是精英教育,我是从农村来的,过去的地主都过不到这样的生活。


第三段是1980年到1987年这一段,这不仅是武大的黄金时代,也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在国家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号召下,人们解放思想,大干快上。甩掉了臭老九的帽子,砸碎了头上的紧箍咒,你能想象知识分子的心情该是多么舒畅。实验室昼夜灯火通明,人们争先恐后的拥入图书馆、阅览室,旷野、草地和林间小道处处是琅琅读书声,那种感觉真是美妙极了!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新周刊》:后来怎么又变丑了呢?


刘道玉:我国当代大学变丑的主要原因是三大运动、五大歪风。


所谓三大运动:一是从1993年开始的大学合并运动,第一所合并的大学是南昌大学,先后由江西大学、江西工业大学、江西医学学院合并而成。南昌大学是解放前的老校,1952年错误的把南昌大学取消了,江西为了建设自己的名校,合并后顺利的进了“211”工程,从而掀起持续至今的合并运动。


二是“建一流大学”运动。1998年5月4日,时值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国家领导人号召要建设中国若干所一流大学,从此开始了千军万马争一流运动。什么世界一流、中国一流、中西部一流、东部一流……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


三是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运动。1999年扩招了52万人,相当于增加了52所万人大学啊,不得了。当年的扩招率好像是49%,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从没有过的纪录,重复了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


何以见得这三件大事就是运动呢,我们不妨回顾历次运动的情况,大凡运动有三个特征,第一是有最高领导人号召,层层部署、层层动员;第二是下边一窝蜂,一呼百应,争先恐后;第三是媒体大造舆论,推波助澜,没起到好作用。


五大歪风是什么呢?一是瞎指挥,二是冒进,三是浮夸,四是相互攀比,五是造假。风是不见其形只见其影的东西,它们越演越烈,屡禁不止。每当我看到这些情况,就痛心疾首,没有办法啊!尽管他们没有说是运动,但按照运动特征看他们地地道道是在搞运动,是以运动的方式指导高等教育。从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中,正是大学最烂的时候,合校、建一流、大学扩招、大专升本科、乱改名、大建楼堂馆所等,都发生在这个期间。


大学之丑:乱、脏、臭


《新周刊》:现在丑陋的大学有哪些表现?


刘道玉:大学之丑归纳起来就三个字——乱、脏、臭。


乱——现在中国的大学乱了套,对大学一定要有准确的功能定位,必须各司其职。现在大专、专科院校也都成为大学了,它们都只是知识或技能的培训机构,没有资格成为大学,从本质上亵渎了大学的真谛。大学之乱,怎么个乱法?请看:独立学院不独立(他是二级学院,但又不隶属某大学,说它独立吧,又要接受母体大学的限制)、成人教育没有成人(实际上是招收高考落榜生,变相搞文凭教育赚钱)、函授学院要面授、自学考试要上课(集中阶段上课,考前搞串讲,实际上是变相漏题)、普通大学乱篡位(很多地方大学也要搞一流大学,也要建研究型大学,大量培养研究生)、重点大学不务正业(搞应用型研究,办培训班、办分校、搞开发区等)。


脏——肮脏,个别导师要跟女研究生上床、潜规则,院长上妓院,大学教授组织换妻俱乐部,这不肮脏?博士生导师拉研究生打牌,也有潜规则:学生只能输不能赢,简直是斯文扫地!


臭——经济腐败、学术腐败、学术造假还不臭吗?而且现在经济腐败、学术腐败暴露的仅仅是冰山一角。为什么呢?因为都有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有保护伞。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同是做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和各部门的应用研究院,基本上没有在报纸上被披露学术剽窃的。很显然,学术剽窃具有高等学校的特征性,这就与教育部的政策和政策导向有直接关系,教育部对学术腐败应负直接领导责任。


我所谓的臭是什么呢?铜臭,衙门臭。用这两个臭来概括现在的大学很形象,铜臭不用说了,一个知名作家在某重点大学兼职3年,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他说这个大学就是一间大公司,从上到下人人都在赚钱,作家的眼光是敏锐的,洞察入微啊。后来,他又自费到俄罗斯考察月余,俄国人告诉他,现在的俄罗斯只有莫斯科大学和圣女公墓是干净的,而我国像莫斯科大学这样的大学也没有了。


大学校长六标准


《新周刊》:你眼中的大学校长标准是什么?


刘道玉:一个真正有灵魂的大学校长会给大学赋予美感。我眼中的大学校长标准有六条:第一要接受过精英教育,从事过教学与研究工作,获得一定的成果,要有严谨求实的学风。但担任校长以后,不再从事教学和研究了,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做一个心无旁骛的职业化校长。


第二必须是教育家,名大学必须是名教育家,要精读过教育经典名著,有自己教育理念,按照教学规律办事。


第三必须是理想主义者,锐意改革,追求终极目标。理想主义你可以叫它是幻想主义,也可以说是乌托邦。为什么大学必须是理想主义者,只有理想主义才追求终极目标。只有理想主义的校长才能培养出有理想的学生,这是逻辑关系。同时,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立志于改革,改革与守旧是一个理想派和现实派的分水岭,现实派就是维护现状,理想派总想改变现状。我之所以立志改革教育,执着的研究与实践创造教育,就因为我是个理想主义者。


第四大学校长必须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很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为数不少的大学校长不热爱教育,不热爱学生,因为现在校长的任期制是按照干部的任期制,四年一换,像走马灯一样地被任命和被换下。


第五校长必须要有很强的决策、洞察和管理能力。一个大学校长最重要的不在于他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而是要知道需要变革什么,什么时候是变革的契机,这是需要有智慧的。我们选大学校长的弊端,唯院士是选,院士虽然是某个学科著名的学者甚至是权威,但校长工作并不是用他的专门学问。


第六必须具有民主作风,善于倾听学生、教师的建议和批评意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这本来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现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一个大学校长应具备的条件虽然不止这些,但我觉得如果能符合这六点,那一定是一个很合格的大学校长。


《新周刊》:我国大学的2500亿债务,谁来买单?


刘道玉:债务也是个灾难,2500亿啊,按照公司破产法这些大学都该破产了,利息都还不起了,谁来买单?都是公办大学,当然由国家买单,但是国家买单又不公平,因为巨额债务都是腐败、浮夸造成的,由纳税人给你买单,对于没有债务的学校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主张允许债务沉重的学校破产、拍卖,允许国外来购买。最近5年,美国有66所大学破产,既有公立也有私立的,既有专科的夜有本科的。这样做一举两得,第一减轻了我们国家的债务负担,第二就是加快了国内私立大学的进程。如果按照我们国内民办大学的路子走下去,100年都出不了高水准的私立大学。


如果我们选一两所债务重的大学,把他们拍卖了,美国一流大学买了,又有什么不好呢?他们搬不走啊,还是为中国培养人才,有什么可怕的呢?用他们的钱、按照先进的办学理念,培养我们中国的人才,这才是真正的对外开放啊!


不进行教育改革的启蒙,何谈改革?


《新周刊》:有人形容,中国面临教育灾难。你也表达过类似看法,有人甚至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来形容。这是否过于耸人听闻了?


刘道玉:是不是灾难可能有分歧,分歧主要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俗话说“当事者迷,傍观者清”就是这个道理。体制内的人往往由于本位主义或是利益所限,当然他们不可能看到问题之所在。但是,危机是客观的,真正热爱教育的工作者,都能实事求是的做出评价。教育灾难是个笼统的概念,承认危机也不甚什么可怕的事。灾难也就是危机,包括哪些方面呢,人们所指的更多的是高等教育。现在有句话,挨骂的最多的是大学,其次是中学,小学骂的人少。对于基础教育来说,现在的素质教育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自我安慰,宣传秀,实际上还是应试。教育部的一位领导说,光骂教育不能解决问题,其实人们并不是光骂,也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可是你们充耳不闻嘛!


我们只教会学生考试,全社会推崇的还是上名校、考高分、补习、奥数。所以我说现在全社会需要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从教育部到民众都不懂什么叫教育改革,应当改什么?启蒙就是去掉蒙昧,启迪文明。现在的大学教授们、院长们也还是考虑择校啊,据说某大学四个教授常年雇一个小轿车,把孩子送到市内上重点,早上送晚上接,真是不惜血本呀。为什么现在公务员热,70%的博士都在官场,是学而优则仕的反映。这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光是做官,而是把学习目的极度的功利化,如颜如玉、黄金屋和千钟粟等,广义上都是学而优则仕的体现,这是造成学生压力大和负担重的主要原因。欧美国家的教育,教学生会提出问题,特别是稀奇古怪的问题,学会质疑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并不要求学生考高分,注重创造思维能力的培养。这是与我国传统教育根本不同的,我们应当深刻的反思,尽快走出应试教育的误区。


《新周刊》:过去十年间,在政府的要求下,多数公办大学每年以30%的速度增加招生人数,并大规模开辟新校园或扩建校舍——法不责众,你一己之力,又能何为?


刘道玉:大学合并运动就是逼良为娼,我的观点是:强强合并是不可取,强弱合并似可虑,弱弱合并有其需。当初,合并运动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建造学科齐全的航空母舰。但世界任何一个名大学也不一定是一个学科齐全的大学,哈佛大学就没有农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就没有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所以这是站不住脚的说法,搞强是假,“好大狂”才是真的。


第二个理由是中国的大学太多了不好管,合并了以后好管,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合并前中国890多所大学,不是太多,美国有4000多所大学。还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大了好管还是小了好管呢?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明明是强词夺理嘛。功利主义的思想诱导人们合并,为什么呢,因为合并以后就进“211”工程,不合并就成不了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比如说在贵州,新贵州大学是7所大专学校合并起来,合并之前进不了“211”,合并之后就就顺利进了,而且7所当中合并了4所专科学校,这就戳穿了“强强联合”的谎言。


《诗经》有云:“知我者为我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是的,我一己之力的确不能改变什么,但我还是会“像子规夜半犹啼血”那样不停地呼唤,希望唤回教育的春天,找回我国大学之美!


在汉字中,世和代是相同的概念,一世也就是一代人,往往是指30年。许多人尚没有意思到,中国大学的危机,二三十年后将更为严重,因为3个因素的影响将是持久的。一是学风坏了,一个好的学风需要几代人培育,好学风遭到破坏,又将殃及到几代人;二是人才的素质大大的降低了,由不合格的人培育出更不合格的人,形成恶性循环;三是大学合并背上的沉重包袱和负面影响将会是长远的,至少是50年,1951年院系调整的不良后果,至今尚没有完全消除就是证明。


本文来源:摘自《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新周刊》出品

新青年阅读2018 2018-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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