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孝明，教授，生於上海，在北京上小學、中學。“文革”中在陝北農村插隊近六年。大學畢業於西安外語學院，後留校任教七年。赴英國留學兩年，獲諾丁漢大學語言學碩士。後赴美繼續深造，於1991年在俄亥俄州Bowling　Green大學獲英語博士學位。曾於1986至1991年間在Bowling　Green大學教授英語寫作及語言學課程。1991年至今，在新澤西Ocean　County　College英語系教授英文寫作、英美文學和語言學。

　　在美任教十五年中，我在公立四年和公立兩年大學都教過。在教學過程中我遇到過各種各樣的問題。而這些問題與在國內教書中所面臨的問題有很大差別。

怎麼就不知道用功

　　學習是否用功在國內高校中不是問題。由於中國的大學生都是百里挑一，能上大學的學生都十分珍視得來不易的機會，所以絕大多數學生都會勤奮讀書，即使有個別“不用功”學生，將他們與美國一般學生的不用功的程度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美國大學生不用功世人皆知，但其不用功的程度卻是驚人的。首先學生“掉班”（dropout）現象普遍存在。一個學期下來，至少有10－20％的學生自動掉班。一個20個學生的班，到期末能有15個學生就很不錯了。其次是部分學生大量缺課。一學期十五周，有學生竟缺課四五周。學生也知道缺課過多會被教師“驅逐”出班，於是就編織各式各樣的理由。《學生手冊》中規定，缺課的正當理由包括生病、法庭出庭、家中有人死亡等等。於是一個學期內，我教的幾個班內總有幾個學生的爺爺或奶奶“去世”。再者，學生不按時完成作業。我在給學生的教學大綱中明確規定，遲交的作業要扣分，但大部分學生總有一兩次遲交作業，扣分他們似乎也不在乎。我作文課上有若干學生一天課不缺，就是一篇作文也不交。我告訴他們作文占總分70％，而考勤只占10％。問他們為什麼不交作文作業，回答說，在高中有的老師講，只要學生天天來上課，不管做作業與否，就能得個C（及格）。

　　人們不禁要問，美國學生有這麼好的學習環境和機會，為什麼如此不用功呢？這裡有學生自身的原因，也有社會對他們的影響。

　　第一，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不是一個崇尚教育的國家。中國有上千年的“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在英國進牛津、劍橋是名譽、地位和權利的象徵。但美國是一個僅有二百年歷史的移民國家。早期移民大部分是來自歐洲各國社會底層。他們來美洲大陸是為了改變自己的生活與經濟狀況。所以，美國人從來就特別崇尚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白手起家的實幹家（self－mademan）。如建國元勛弗蘭克林（Franklin）出身卑賤，未受過正規教育。又如微軟總裁比爾·蓋茨（BillGates）僅上了一年大學便輟學了。但他們都是美國人，特別是年輕人崇拜的偶像。第二，美國是一個崇尚金錢的國家。一個人成功與否是拿錢來衡量的。在國內有“窮教授傻博士”之說，這種說法在美國同樣適用。美國大學教授的平均年薪為＄38935（1993年）。這一收入低於中小學教師的平均工資，與私人公司雇員的收入差距更遠。最近我系聘請了一位有博士學位的教授，起薪僅3萬美元。而他教的學生，學兩年畢業後做警察，起薪5萬美元。你在高校苦讀十年後拿的工資不如我讀兩年書後拿的工資，誰還用功讀書呢？第三，由於美國高校實行“開門辦學”，學生來去自由。在中國，一個大學生一生只有一次進大學的機會，邁進大學門檻，你就老老實實在裡面呆着。畢業前，你若自動離校，就別想再進來。而美國大學允許半日制，學分也可以累計。因此，輟了學的學生隨時可以回校繼續讀學位，以前積累的學分全部有效。對學生來講，高等教育如同一件隨時可買到的商品，只要你“商店”在，我就可以隨時進去“買東西”。

　　
學生程度參差不齊

　　在國內教書，也有學生程度不齊的問題，但那只是在“量”方面的差別，而美國大學學生程度的差別是“質”的差別。同一個班的學生有人是大學程度，有人僅僅有小學程度。美國大學生入學後，都要通過摸底測試（placement　tests），以此成績決定學生是否需要上補習班（remedial　class）。測試結果，絕大部分學生都要補習英語和數學。我校一位在數學系教課的中國教授常常與我談到他班上學生的數學程度。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連平面幾何、初等代數統統搞不懂。一些學生甚至還要補分數的知識，類似1／2加1／2等於1／4之類的笑話常是我們談話的內容。那麼，學生對他們的母語——英語掌握的程度又如何呢？我在美教了十幾年英文寫作，對學生的英語程度實在不敢恭維。特別是補習班的學生，他們的寫作能力之差使我吃驚。例如我要求學生在作文中要寫完整句子，杜絕不完整句子（fragments）；並告訴學生一個句子中要有“主語”和“謂語”。很少有學生知道“主語”和“謂語”是何物。在介紹了主、謂語的功能後，我問學生什麼詞類可做主、謂語。學生說從未聽說過“詞類”這個詞，也不知名詞、動詞、副詞是什麼。

　　美國學生不但基礎差，知識面也窄。他們對美國本土以外的事情知之甚少。對於他們的老祖先——歐洲各國的現實與歷史基本不了解，更不用提歐洲以外，乃至中國的事情。我在講課中幾乎沒有引用過中國的例子，因為那距離美國學生太遙遠。記得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個美國學生問我的中國同事中國是否有“麥當勞”。當時麥當勞在中國還不普遍。我的同事說可能沒有。學生反問道，“那你們吃什麼？”那麼美國學生對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知道多少呢？記得國內出版的一本書中講到中國中學生對美國歷史的了解比美國大學生還要多。這決不是危言聳聽，20世紀90年代的學生對80年代美國本土發生的事情了解很少。對像越戰、韓戰、兩次世界大戰乃至19世紀的事件更是一問三不知。

千萬別提什麼記憶

　　美國學生學習的方式如同“狗熊掰棒子”，學多少，忘多少。因為他們從小就沒有受過記憶的訓練。在美國甚至整個西方，“記憶”是個極壞的字眼。任何要求學生記憶的教學活動都會被稱為roting（死記硬背），是教育中的大忌。在英國留學期間曾看過一部記錄片，題目是“A　Candle　to　be　lit　and　a　Jar　to　be　filled”（一支將點燃的蠟燭和一個將填滿的罐子）。此片以英國與日本小學教育做對比，分析東西方教育方法的不同。講解人無不自豪地稱讚西方如何用各種方法啟迪孩子的想象力；而對東方人讓孩子從小就死記硬背大加抨擊。問題是，若將東方孩子的頭腦比作一個塞滿各種知識的大罐子，最起碼罐中還有物。而美國學生的腦子卻好比一個沒有任何實物的空空的大罐子。記得在一次與我校校長的談話中，校長憂心忡忡地說，“這些學生恐怕連昨天發生的事都記不住”。

　　依我之見，美國學生基礎差，知識面窄，主要責任不在學生，而在於中小學教育。起源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各種教育理論令人眼花繚亂。但一個共同點就是過分強調學生的心理發展，忽視書本知識。過分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將學生視為“顧客”。老師的作用就是要“伺候”好這些顧客。而學生學習成績不好，或學生不用功學習，不是學生的責任，而是老師的過失。在這種教育環境下，學生全然不懂如何在學習中自律，只知道隨心所欲地玩。一次給我上一年級兒子的班主任打電話，詢問是否可以給孩子多留一些作業。老師說她若給孩子多布置作業，會有家長起訴她。目前，美國教育界已有一種共識：美國的中小學教育是失敗的。其表現有二。一是在任何數學、物理等學科的國際競賽中，美國學生總是老末。其二，近年來，美國中學生的總體成績持續上升，而SAT成績連續下降。原因只有一個，老師普遍給學生提高分數。這樣一來，學生自我感覺良好，老師也省去很多麻煩。但一遇到硬碰硬的場面，學生便無法招架。十幾年來，我明顯地感到學生的質量猶如九斤老太所言“一代不如一代”。我的美國同事均有同感。他們有人對我說，“還是把你兒子送到中國去受教育吧”。

　　與中國及世界一些先進工業國的大學生相比，美國的大學生的普遍質量是低一些。但我想將這一問題換一個角度來看。中國的高等教育推行的是“精英”政策。前面曾提到，中國中學生升大學率僅有5％，而美國是70％。若將美國大學頂尖的5％的大學生與中國大學生相比，差距不會很大。（美國也有如哈佛、普林斯頓這樣的世界一流大學和尖子學生）但若將70％入學率的美國大學生與5％入學率的中國大學生比，確實有失公平。更重要的問題是，當國內大張旗鼓地宣傳如何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要以教育為本的時候，我想到的不是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中又有多少重點中學或普通高中的學生上了大學，我想到的是陝北、甘肅、貴州乃至西藏成千上萬的窮苦的農家子弟，那無數的至今仍沒有出過一個大學生的村落。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質，着眼點應在他們。我憧憬有朝一日，國內的每一個縣都有一所類似美國社區大學一樣的高校。當地的畢業生都能就近上大學。即使只有10％或20％的畢業生上大學，中國將會增加多少大學生。若將這一比例提高到30％或40％，我們可能也會開始質疑部分大學生的質量問題。但總體的國民文化素質無疑會大幅度提高。這便是辦教育的根本。（楊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