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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两重性
送交者: 道还 2019年03月20日11:24:49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经济的两重性


(摘自《中国传统学术之结构:从道德经到厚黑学》第十一章中“经济的两重性”一节,有删节)


杨道还


人类的经济活动跨越名实,既有外德的实,也有德层次以下的名的部分。钱穆注意到了经济的实名两重性,他说:「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并不是无限的。……经济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称此限度,谓之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此必需限度,对人生可谓不必需……我姑称之谓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这便是无限度,亦即是无水准可言了。」(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6,第49页)借用钱穆所起的名字,可以称实的经济为水准经济,名的经济为超水准经济。简而言之,水准经济是人生存所需的,超水准则是生活所需的以及不必要的。


以水为例,每个人日常都需用一定量的水。当水少于这个定量时,人就会感到窘乏而珍惜。水更少时,水价就会涌贵,以至于可以与鑽石比较,这就是有名的鑽石与水悖论。而当水超过必须的定量时,人就不那麽珍惜水,水越多,价格就越低,以至于无价格。这个水的定量,就是水准经济;超出这个定量,就是超水准经济。但水准经济的必需不同于生理必需,文明越发达的社会,因为其複杂性,生存所需也水涨船高。如现代社会有人均钢铁用量的水准。钢铁在原始社会属于超水准,而鑽石金玉在任何社会都属于超水准经济。


人生存所需,大体上即是基本的衣食住行,超出基本的部分,就是人类名化了的社会生活所需的,对生存必需来说,这些都是过度的馀赘。老子的俭,孔子的「饭蔬食饮水」(《论语‧述而》)之乐,都是就达到水准经济而言。即,老子和孔子所言是贵实,而不是生存必需也不要了。有了水准经济的保障,有了实,也就有了生存,此下才涉及如何生活的问题。「饭蔬食」即可追求道,所以有乐,而不是无「蔬食」之乐。安而且能够乐于水准经济的生活,是生活状态的一种:「饭蔬食饮水」即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所乐,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去追求社会价值或名义上的「成功」。而忽视实的此类追求,「名与货孰亲」(44)?

水准经济


水准经济保证了社会的人的世代传续,所以是一个社会之本;超水准经济则是文明演进所需,是末,两者必须有所区分。捨本逐末,或者将两者合为一体对待,就会有失本的风险,而这种风险一旦发生,即会酿成生存危机。


经济的实名双重性即便在现代也仍然存在,衣食住行佔据一个现代人经济生活的绝大部分。现代人忽视了水准经济,认为超水准经济即是经济的全部,所以认为经济是无限发展的,消费主义因此反而是正确的,而对于基本生存尚且不能得到保证的情形──经济的根本意义──缺乏应有的重视。也就是说,消费主义适用于超水准经济,在超水准经济中消费发达,就会使得分工发达和生活必需品的再分配更加充分,以此种方式推进文明的发展。将超水准经济当作经济的全部,就会忽视了天道的均──生存经济。现代社会因溷淆这两种经济,对平均主义不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天地虽大,其化均也」(《庄子‧天地》):每个人的生活在实的经济,水准经济,和生存经济中必须得到保障。但一旦越过这个界限,就没有限度,也就无平均可言。


本与末在实际表现上不是截然分开的,就像内容必然以一种形式存在一样。水准经济也必然以某种超水准经济表现出来,即在文明社会中,水准经济隐含在超水准经济中,而作为其根本。在超水准经济中,与水准经济对应的部分,在不同的文明中有不同的表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只在这一部分中体现出来,而不是由超水准经济最为穷奢极欲的部分表现的──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误解。


从天下的水准经济考虑,庄子说:「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遯(逃脱,丢失),是恆物之大情也。」(《庄子‧大宗师》)庄子所讲,犹如在说,藏鱼在渊,藏兽在林,就会不烦照料而又源源不断的资源。与庄子类似,孟子也说:「不违农时,穀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鼈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从这两人的话,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不去焚林而猎,涸泽而渔,破坏天然的储藏室──人的生存环境。这种考虑显然是顾及到所有人类存在的根本,人不可能逃脱天下──而人确实是在探索这种可能。环境保护是水准经济的基础,在环境保护阻碍消费主义的经济增长时,环境应优先,即,不能捨本逐末。水准经济应该以俭为原则。


对于一个国来说,藏的所在是在民间。《论语》中记孔子弟子有若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当一个社会的水准经济发达而充分时,社会文明程度和经济就相应提高,这就与藏木在林一样,人凭藉自力即可得到衣食悠游所需,人就可以不用常怀忧惧而或者悭吝或者聚敛无度,因而促进超水准经济的繁荣。也就是说,惜民力而能得到民力。而当一个社会的水准经济贫乏,即使贵宦富商一旦走出自已经营的小环境,也立刻落入贫困野蛮的境地,此类的超水准经济,不可持续,因此不足法。一个社会的文化状态也与此类似。一个社会的文化,不能由脱离时代的杰出人物所代表,而在于普遍的水准,而这个水准藏在民中。管子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管子这裡所讲的不是单指贵族富人,而是指社会普遍的仓廪实,衣食足。只有贵族富人的知礼节知荣辱,在社会上也无所用。其他文化也是如此,例如,只有当社会有普遍的音乐水准,音乐家才能有用武之地,否则只能曲高和寡。在水准经济得到保证,人就从匮乏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可以自由发展。超水准经济裡的经济发展,是脱离生存必需的文化内容的发展,文化的外化。


对经济的实名双重性的重视,在中国古代社会即表现为对生存经济,如对耕织的重视,对商人的困辱,有时这种重视达到了矫枉过正的程度。通常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落后于西方的根源,就在于对农业这一产业的重视。这种观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循环而更新。在没有人的观念的变革和创作时,只有循环。如珠走盘,不离于盘内,人类社会的週期性的进展,也是如此,不能脱离水准经济。人类社会在变革和创新时,不是螺旋式的上升,而是循环而新生。中国社会能够历千年仍然有其生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保障了循环的可能──水准经济。曾经与中国鼎立的其他古文明,现在已经无存,特别突出地揭示了这一点。


对一个生物圈来说,循环的中断,就意味着灭亡。这种灭亡,或者因为环境变化,或者因为外敌的侵入──兵。人类社会的灭亡,还有人对自然的干预一种:人类能够拒绝适应,而深刻地,本质地改变环境,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人类可以跨越自然的多样性,散佈于全球,即是这种能力的表现。这种能力使人类文明可以存在于不毛之地,形成次生文明;也有时将环境完全破坏,丧失生息之地。后者正是消费主义的致命弱点,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谓的经济发展的速度,主要指的是超水准的经济的发展,没有水准经济的保证,这样的发展只能是畸形的,多馀的,过度的,以至于走向难以维系。


沈括《梦溪笔谈‧讥谑》说:「祥符中,有人为诗,题所在驿舍间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这大概是现代所讲的高薪养廉制度的来源。「廉隅」的本意是棱角,物有棱角,能够显出形制;用来比喻人,则指人端方不苟的行为和品性。俸禄薄寒,人不能维持水准经济的家庭生活,这样的生活不可持续,就会有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因此是取乱之道。但超出此外,使人趋之若鹜,又会引起人们的纷争;超出越多,越会使人不择手段,这种情形也是取乱之道。此中的关键就在于水准经济。不仅为官的如此,普通家庭也是如此,在多数家庭浮动于水准经济之上时,社会就会稳定繁荣,否则就使得人不得不为盗为不轨。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水准经济是生死存亡的关键。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60)和孔子的「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显然都有此类的考虑在内。


超水准的经济


超水准的经济,是天道转向人道的关键。爱德华‧威尔逊说「文明涌现的关键是过度肥大症」((美)爱德华‧威尔逊,《论人性》,林和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8)爱德华‧威尔逊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庄子所说的「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庄子‧骈拇》)的翻版。但这两个类似的观点从不同根源,时代,和实践中得来,意味深长。


道有精,从天道旁逸斜出的人道一支,有其精的保证,即人性包含了脱离天道另立人道的基因,但这种脱离,对天道来说是过度,有馀,无限度造成的,无论视其为枝指的变异还是肥大症的病态,其实指的都是一个意思,只是措辞的不同。类似地,仁义和知也同理被视为变异的,如老子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38)简而言之,人道是天道的一个支流,在这个支流中实转为名,人就异化而成文明人。老庄与墨家法家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分别是异化之前和之后,即使使用同样的范畴,也有不同的含义;而孔子则横亘在这个转折之上,同一范畴,既有异化前的意味,也有之后的意味──对于先秦诸子的经典,忽视这一点,即溷乱不可解。


人类文明社会的出现,是以超水准经济的出现为标志。当社会不再需要每个人都要终日为生存所需奔忙的时候,某些人得以从中抽身,如祭司巫师,社会经济就超过水准经济。在水准经济之下,因为目标明确,人的行动倾向于理性,这是因为只有实的缘故。但当社会达到超水准经济之后,人的选择就不必是理性的,可以是理性的,可以是名的,也可是反理性的,超理性的。著名的「囚徒困境」中的博弈,完全因为「困」而成立。一旦没有这个「困境」,在自由中,囚徒可能还要博弈,但更可能会做鸟兽散。因此此类的理论只能用于前水准经济中。世界文明古国留下的奇观,如埃及的金字塔,只能是在超水准经济达到某种程度之后才有可能修建的。


金字塔这个例子不仅表明了超水准经济的「非理性」特点,超水准经济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因其精美,)金字塔的建造者,绝不会是奴隶」的「超理性」的观点。超水准经济中「馀赘」的发展,依赖于人的自由。不自由的人,不能尽其用,不能完全施展其想像力和创造力。因此「馀赘」的发展达到极致和出现更上层楼的新发展,必然意味着其创造者是某种程度上的「自由」人。类似地,现代社会知识教育,很多属于为超水准经济的「馀食」而设的「赘行」。学生只有在这种教育中能够自由地追求的时候,学生人性的赘馀能达到极致时,才能在超水准经济上锦上添花,促进其发展。灌输的教育,充其量只有对超水准经济的维持之功。可以说,超水准经济的「赘馀」性,决定了这种发展依赖于人的自由,即人性在自在之上的对自由的过度追求。自由市场经济因此更能发掘出的超水准经济中人的潜力。可以说,在水准经济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係,而超水准经济则相反,生产关係决定生产力。即,这两种经济按不同规律运行,如前者可计划,后者不可计划;又如前者补不足,后者损不足。


中国历史的循环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循环中却有演进,这一点很少人注意到。钱穆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很大一个贡献即是打破了「中国社会一成不变」的观念。中华文明是演进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这种演进是缓慢的,但也是确定无疑的。这种演进以水准经济为保障,然后才得以以一张一弛的形式进行。超水准经济的张,是自由,即解脱了「必需」的行为之后的自由行动空间。但这样的空间不是全无约束的,随机的,任意的。张之后又有弛的收敛与回归。就像水总是向下流动,虽然水可以被激扬起,这是水的自由;但终归要落下,这是水的自在性质。超水准经济的张,以水准经济为基础,也终归要弛,落回到水准经济,其中一部分成为水准经济,进入了水准经济的循环,推动了水准经济达到更高水准。这一「成功」地转变为水准经济部分,是超水准经济符合人的自在性质的部分,也就转变为实。只有这一部分超水准经济才在长时期看来,是有效的,有功的;其馀部分就都是损耗。人的自在性即以此种方式决定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经济发展可以完全地脱离人,而能够长时间得到持续。人的需求是多方面,也就决定任何一个方向的过度发展会成为社会的这种或那种「过度肥大症」,因而必然是馀赘,消耗的。单纯从超水准经济不能得到这样的结论,只有从水准经济看去,才能诊断「过度肥大症」。


什麽是人的未来必需,这个问题难知答案,未来必需往往只能由天才和随机机率的试错实现。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未来,那麽对经济的正调节还是负调节,都只具有限意义的,即便有所谓大数据的分析为助。因而,计画经济目标不定,调节意义有限而存在「过度肥大」的风险,不适合一般性的文明社会,不能促进却阻碍超水准经济的发展,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能採用,如自然灾害,战争等。


(道还: 拙著《中国传统学术之结构:从道德经到厚黑学》(第二版)近日在网上书店开始发行。多谢诸位朋友的关注。

简体版:http://www.lulu.com/spotlight/chinese_philosophy

繁体版:http://www.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70107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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