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吹來暖暖的風——紀念父親李尚公

李杭

2017年5月3日傍晚，我乘坐廈航881次航班抵達台北松山機場，揭開兩周一人自由行的序幕„„

為什麼是我，一個人，從遠在“天邊”的英國來台灣自由行？

2012年10月29日出版，39/2012(總第585期)《中國新聞周刊》在報道1959年中國社科院前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與人民大學合辦的“文藝理論研究生班第一期”的長文《文研班：文藝理論界的黃埔一期》中，第一次公開披露該班“一些同學在文革中不幸罹難。在人大任教的李尚公，曾經在台灣加入共產黨，被逼迫交代是潛伏特務。他說我把良心剖給你看，用一根燒紅的鐵通條插入了自己的胸膛。”

這里提到的李尚公，就是我父親，他是這個所謂“文藝理論界黃埔一期”的一員。他當時已經是中國人民大學的講師了，是人民大學選送到該班的學員。

時任人大校長是“延安五老”之一吳玉章；在延安魯藝時代，吳玉章是首任校長，何其芳曾任文學系主任。

“文研班”是由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提議創辦的。1959年夏，“文研班”在全國范圍內招生。報考要求是：在大學中文系或文化藝術單位工作兩年以上；中共黨員，專業骨幹；政治可靠，有培養前途。

“文研班”第一期最終招收了39人，全部是在職幹部。其中年齡最小的是何西來1，21歲；最大的是中央樂團的演員解冰，44歲。她在延安時已經是著名歌唱家，演過《白毛女》中的喜兒，周揚一見面就能叫出她的名字。

為了創辦一流的文藝理論幹部培訓基地，文研班可以說“不惜工本”。

雖然“文研所”就有研究戲曲的專家，但是中山大學王季思的名氣大，就專門請他坐飛機從廣州來北京講課。何西來（1938-2014，中國當代著名文藝理論家、文學批評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所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給的課時費很高。“一個課時就45塊，我一個月工資才48塊半。”

何其芳親自設計了文研班的課程，請來了各領域的頂級名家講課：俞平伯、吳組緗講《紅樓夢》，余冠英講《詩經》，游國恩講《楚辭》，李澤厚講美學，季羨林講印度文學，李健吾講17世紀古典主義和19世紀法國文學等，馮至講杜甫和德國文學，卞之琳講莎士比亞，葉君健講安徒生„„周揚還把左聯時代著名作家唐弢專門從上海調來，擔任文研班專職教師，負責教現代文學和指導寫作。

文研班開班不久，剛慶祝完國慶十周年，物質就已經極度匱乏。貨架漸漸空了，“鐵一號”人大教工食堂的飯菜也一天不如一天。這個研究生班的學員都是各單位送來的尖子，領頭“鬧事”。人民大學校領導“釜底抽薪”，“以夷制夷”，立即任命該班的李尚公為教工食堂“指導員”。結果我爹的辦公桌搬到了食堂辦公室，和原來的管理人員李萌坐對桌，他成“半工半讀”的了。對於他這一段工作，原人大教務長，後調到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李新（1918年~2004年，中國現代史學會理事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間接回憶：

“由於‘大躍進’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全國都在挨餓。不知餓死以及由餓而病死了多少人！北京各單位都有不少浮腫和肝炎患者。所幸我們編書組沒有一個浮腫和得肝炎的，因為我們把稿費全拿來吃了。……我們五位主編（孫思白、彭明、陳旭麓、蔡尚思和我）的情況好一些。我在人民大學吃小灶，便厚着臉皮去請示人民大學的實際領導人，把他們當作客人也讓其吃小灶。為了吃飯，我們每天從八角亭（東廠胡同）到張自忠路來回走四趟，至少也有七八里路程。不過幾人同去同歸，好像青年時代過學校生活，也很有趣。”

李新所說的小灶，其實就是人民大學“鐵一號”教工食堂的一部分。我父親為辦好這所教工食堂，殫精竭慮，很下功夫。所幸的是，食堂辦好了，大家總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吧？從此食堂“相安無事”。這是我爹在“文研班”最讓人記得起來的作為。

對於李尚公1948年以前曾是中共台灣地下黨一事，作為家屬，我們一無所知。為此，我們在2014年4月19日專門拜訪當年“文研班”黨支部成員，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前副所長，《文學評論》前主編何西來，他是《九畹恩露：文研班一期回憶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7）的主編。此書中繆俊傑的回憶文章（該書第43頁）《風雨同舟學友賢》寫道：“談起京城‘老大哥’，我記起為人厚重的李尚公。„„他是老黨員，老地下工作者，我們總是以‘老大哥’而敬之。”“他在‘文革’中遭到殘酷迫害。”“李尚公的死是對‘文革’的控訴。尚公真是勇士啊！壯哉，尚公老兄。”何西來對我父親是台灣中共地下黨的事當場寫到：“這些事我也清楚”。

我爹是山東肥城人。其父赤貧，無以為生，跑到濟南黃河以北的齊河縣終年當維護黃河河堤的河工，養家糊口„„。山東是孔孟之鄉，就這窮樣，我爺爺還是不惜送自己的大女兒當童養媳，也非得送我爹，他唯一的兒子，上學念書。當年我爹算是念書念得好的，一路憑着舉家鼎助和各種獎助學金，1936年竟然考上濟南一中——這是當年山東全省最好的中學。但突然時局驟變，日本全面侵華的“七七事變”改變了歷史進程，也改變了千千萬萬普通老百姓的命運。當年濟南一中學的校長孫東生在1937年8月新學期的開學典禮上說：大家必須讀書，我們是教員，你們是學生。我們應當把你們培養成國家的人才，要弦歌不綴。讀書也是抗戰，也是愛國，也是救國。濟南要是不能待，我帶你們走，不做亡國奴。胡維成老師（當過教務主任，代理過校長）第二個講話：“聽說日本鬼子占了天津，下令中國人都得彎着腰走路„„我這副腰板就是彎不下去！”國民政府遂決定組織山東中學西遷。我爹他們也在這個洪流中，隨濟南一中整校整班的一邊步行，一邊堅持上課，跋山涉水，風餐露宿，從濟南出發，經泰安，濟寧，金鄉，商丘，開封，鄭州，許昌，方城，社旗，南陽，鄖陽（濟南一中在此改稱國立湖北中學），均縣，白河，洵陽，安康，西鄉，城固，漢中，寧強，廣元，劍閣，梓潼，綿陽„„歷經兩年，步行7000里——路上的艱辛就不用說了：我爹左耳廓的一部分，就是在此途中凍掉的——他們不但上完了全部初中課程，1939年還走（！）到了四川綿陽。在那兒，他又上完了高中（遷川後改稱國立第六中學，我爹是6級二班（1936年上初一，1939上高一））。根據《中共德陽地方組織的搖籃——國立六中二，四分校》文獻記載：我父親和孫躍東在當地主辦了《簡明新聞》，每天公布最新抗日戰況和各方面重要消息，影響很大。1942年他參加了全國高考，並考上了地處甘肅蘭州的西北師范學院（抗戰期間北京師大西遷與其他高校合組的戰時大學）中文系本科。

在西北師院，我爹遇到了我娘，她是比我爹晚入校的學妹，國語專修科（學制二年）的學生。1945年，抗日戰爭終於勝利了！全國上下，欣喜若狂。1946年暑假，西北師范學院所含各校開始復員，我爹媽也在那年同時畢業。

台灣從1895年割讓給日本50年，島上正規學校只用日文教學，沒有漢語教育。當時台灣大中學校急需合格的漢語教師，國民政府的“國語推行會”，由黎錦熙（1890—1978，漢語言文字學家、詞典編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魏建功（1901—1980.，語言文字學家、教育家，是中國現代語言學早期開拓者之一）領銜，招聘人員，赴台工作。我爹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招聘赴台的。他們是經過教育部針對推行國語所需，專門教授ㄅㄆㄇㄈ注音符號系統訓練的。

我們知道我爹在台灣當過國文教員，他是和我媽一塊兒去的；我們還見過他從1947年初到1948年初整整一學年在桃園農校的聘書。但是我們從不知道他在台灣曾是中共地下黨。1979年為我爹“平反”時，根本不他1949年以前有過一段去台灣的經歷，好像這段歷史根本不存在。開宗明義就說他是“1949年3月（在北京）參加革命„„”。

2014年，同在人大鐵一號的鄰居顧土撰文道：“語文系的講師李尚公自殺的方式恐怕空前絕後，這是我父親和周圍長輩們經常說起的一件事。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期，在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以後，李尚公將一根捅火爐用的通條燒紅，然後刺入胸部，其自盡之法可謂慘絕人寰。在那根通條刺進時，他要忍受多大的痛楚，實在難以名狀，如果沒有天大的悲憤，誰敢選擇這樣的死法？”

種種跡象表明，人們還記得我爹的死，而且確有隱情。我通過各種渠道。一點一滴搜集當年台灣中共地下黨活動的信息，主要集中在桃園縣——我爹赴台在桃園工作的時間最長，整整一年多，我認為在那兒可能有我爹較多的信息„„。漸漸的，關注的重點集中在“桃園義民中學案”，黃新華女士是我關注的第一人。黃是當年桃園義民中學中共地下黨員黃賢忠（1920—1952，台灣桃園義民中學教師，中共黨員，被槍斃）烈士的遺孤，出生在1951年她父母入獄時；後被孤身送入孤兒院，有一段異乎艱難的非常人生。黃新華為搞清楚她父親的沉冤，是費了大力的，網上有關的咨詢也最多。

我決定先找一位桃園籍的台灣學人，從認識開始，建立友誼，再開展尋訪工作。我的親戚奚樹祥老師，是清華大學建築系1958年的畢業生，正好當時在台灣有業務往來。我就請他代找一位桃園籍的朋友。幾經周折輾轉終於找到台灣大學一位桃園籍的邱榮舉教授，他父親在台灣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曾因“桃園義民中學案”入獄，算是黃賢忠的“難友”。他願意幫助我查找與我父親有關的人和事„„。

我與這位邱老師素眛平生，根本就不認識。他就是聽說有我這麼一位大陸人士尋父蹤跡，熱血衷腸，願意幫忙。與此同時，我還與桃園農校取得了聯系，他們也願意提供幫助。由於1949年以前的檔案不全，沒能查出什麼線索。

我與邱老師聯系，告知他這些情況。他建議儘管如此，我來趟台灣實地走訪一下，還是很有必要的。有些事，本人來與不來，效果會很不一樣。事後證明，真是如此。

雖然該准備的儘量准備，其實握在手裡的東西還是非常有限。我就是這樣“孑然一身”上路的。

當晚一到位於台北民生西路198號的西悠飯店，我就接通了邱先生的手機。

邱老師如約而至，我們一見如故。沒有寒暄，馬上擬定了大致的行動計劃„„

第二天中午時分電話鈴突然響了，邱先生讓我趕快回西悠飯店，他要接我去見黃新華。這場期盼已久但毫無把握的約會突然而至。我曾經通過別的朋友想約見黃，都被婉拒了。誰也不願意老揭過去痛苦的傷疤。邱先生真有辦法！他老說：你得來台灣。你不來，許多事情沒法開口；你真人到了，一些原來不好辦的事，就能辦。這次見面定在台灣大學旁門的咖啡館，我們早到了幾分鍾，接着黃就到了„„

黃身着黑衣，我也是，不約而同。我們都感到很親切，兩人的父親當年同在桃園一地工作，都來自大陸„„。黃賢忠的名字，刻在北京西山森林公園的烈士碑上。我在這次赴台前特地前去拜謁，和碑上黃賢忠的名字合了影。我讓黃新華看這張照片，她頻頻點頭，看看照片，看看我，她知道我的用心，眼眶裡濕潤起來„„。我們小心地聊着家長里短，和彼此關心的問題，像多年不見的親戚。她父親當年留下來堅持，被逮捕槍斃了；我爹撤回大陸，20年後竟也隕於非命。他父親及其在故鄉廣東陸豐縣的遺屬一直被冷遇，其在故鄉的大哥反覆說他這一輩子過得很苦„„。

黃賢忠在1952年5月20日臨行前寫到：“滿腔熱血為三台，從來未做死安排。若得瘦骨埋斯土，魂兮歸去亦快哉。”嗚呼，好一個“歸去亦快哉”！

時間過得很快，分別的時候到了。我們合影留念，黃一臉笑容。朋友們都說，這是難得一見黃的笑容照。我懷着不舍的心情與其話別。祝新華健康平安。

我這次赴台，一開始是瞄着桃園農校去的。不過我記得我爹曾經說過，他剛去台灣時，在基隆還待過一段時間。

我在台北查了幾天檔案，當地有關部門和人士非常配合：她們提供了官方檔案里我父母當年入台和離台的原始材料複印件，很難得。當我和藍博洲，林正修，許孟祥，邱老師等談起我下一步的尋訪計劃時，藍博洲的一席話引起了我的注意。藍是台灣研究當年中共地下黨活動的著名學者，尤其對“基隆中學案”十分熟悉，他研究此案前後持續了30年，仍然未停。他為此寫的《幌馬車之歌》，再版了三次，篇幅一長再長，全書已有477頁之多，非常詳細。他說：當年在基隆的中學就基隆中學和基隆女中兩所。你父親若在基隆待過，很可能就在基隆中學任教。林正修說不妨去看看„„。雖然我們的話題又轉到別處，可在我心裡：基隆，基中；基中，基隆„„就沒完了。我一定得親自去查訪一下。

我看過藍寫的《幌馬車之歌》。2016年，在上海還剛舉辦了“《幌馬車之歌》鍾浩東蔣碧玉紀念特展”。該書的主角鍾浩東當年是基隆中學校長，中共基隆工委書記。當年台灣地下黨機關報《光明報》，就是在基隆中學編輯印刷出版的；後被當局破獲„„。因此案被捕的有44人之多，後來接連槍斃了7人，都是知識分子！這是1949年中共台灣地下黨被破獲的頭號大案。

去之前我們向基隆中學校長室打了招呼，隔日上午我們訪問基中。

基隆離台北很近，就23公里。翌日上午，我們駕車沿着高速公路向基隆飛馳。路旁的指示牌逐個顯示下一個出口的地名，一會兒就是“基隆”了。忽然，地名顯示的是“基隆，暖暖”，下一個就只剩下“暖暖”„„我感到非常驚愕！任何別人都不會有和我一樣的感覺：因為我女兒李小暖的小名就是“暖暖”，怎麼會出現在這兒，在基隆？緊接着滿眼鋪天蓋地撲面而來的都是“暖暖”二字：暖暖國小，暖暖中學，暖暖火車站，暖暖街，暖暖××，暖暖×ׄ„我好像忽然明白了：1985年我母親給我女兒，她的孫女起的名字，是從台灣基隆暖暖這個地名來的！我父母當年在台灣一定和基隆暖暖這個地方有着非同尋常的聯系，否則我母親絕不會給她的孫女起名叫暖暖的。我大聲對正在開車的邱老師說我媽給我女兒起的名字就是暖暖，我根本不知道在基隆有個地方叫暖暖。邱老師也感到非常不可思議，他說這里邊一定有說道„„。

很快我們就到了基隆中學。當我們向基隆中學校秘書說明來意，做完自我介紹後，他並不接話，胸有成竹笑眯眯地打開一本事先准備好的裝潢精美的紀念冊：這是該校建校70周年紀念冊，裡面居然鬼使神差地保留了1946，1947，1948，1949，1950歷年教職工花名冊！其中只有1946年的花名冊最全，有28人之多。李尚公和鍾浩東兩人的名字赫然在列！其餘年份的名單明顯不全，一般只有寥寥數人而已。什麼都不用說了，正式文檔，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同來的邱老師不禁在我胸前連打三拳，激動地說：“真是有上帝保佑你，你爹媽保佑你！他們料定有一天你會尋找到這兒來的！”我爹1947年1月底離開基中去桃園農校時，鍾浩東給他開的介紹信和基中1946年教職工花名冊非常重要，把我爹與基隆中學，與鍾浩東緊緊連在了一起。藍博洲後來也說：基中這份1946年的教工花名冊，他是看過的。但是李尚公這個人，沒有什麼線索，就沒深究„„。

在基中主樓二樓一字排開的玻璃展窗里，鍾浩東等人的事跡堂而皇之展覽着，無所顧忌„„。從某種意義上說，鍾浩東是當年台灣最著名的共產黨人——以他們夫婦和“基隆中學案”為素材拍攝的電影，一部接着一部，歷經30年不衰，影響最大。其中1989年侯孝賢所導的《悲情城市》獲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這是台灣影片在國際電影大賽中第一次獲大獎；1995年侯導再以鍾浩東夫婦生平為藍本所拍攝的電影《好男好女》又獲戛納電影節提名。侯導曾經放言，他還要以此素材繼續改編拍片。到了2017年，台灣另一位名導李烈也以“基隆中學案”為素材，改編當紅電玩《返校》，加入拍攝相關影片的行列„...。為什麼鍾浩東在台灣有這麼大的影響？因為他從反對日本殖民統治起，就投身台灣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鬥爭，矢志不渝，赤膽忠心，人格高尚，為台灣各界所敬仰。

鍾浩東和我爹，是1946年8月同時到基中分別擔任校長和國文教員的。鍾是台灣抗日名宿丘念台（1894—1967，丘逢甲第三子，台灣省籍抗日領袖）和李友邦（1906—1951，台灣省籍抗日領袖，台灣義勇總隊中將總隊長，中共地下黨員，被槍斃）推薦的；李尚公是由國府“國語推行會”派遣的，他們都是上級主管部門認可的基中教學骨幹。國民政府開始接管台灣不久做了件大好事，就是積極推行“國語（即普通話）教育運動”。國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戰期間，未雨綢繆，就選定國立西北師范學院，江津白沙國立女子師范學院等三所高校的中文系，重點培養抗戰勝利後台灣回歸所需要的國語教學，特別是推廣ㄅㄆㄇㄈ注音符號系統應用的人才。抗戰勝利後，該部速派“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魏建功、何容及幹事王炬等來台指導國語推行工作。

“‘國語教育運動’的推進方式，一是在正規學校內實施國語教程，延請來自大陸的老師講授國語課。還開始在音樂課中有教唱國語歌曲，基本上都是抗日歌曲，如‘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松花江上’等。另一方式，是由政府出資，舉辦群眾性的業余學習，特別是以夜校的形式，方便各界學習國語。

“台胞對‘國語運動’響應之熱烈，出人意料，也感人至深。且不說政府免費舉辦的，就連社會上收費的國語補習班，報名就讀者都十分踴躍。至於前者，報名者更是爭先恐後。學生中，年長者六七十歲，年輕的十幾歲；有家庭婦女、職業婦女、職工、商販和普通勞動者（如人力車夫）等。開學那天，學生們爭着翻看新書，前來認識老師，也有相互招呼的，課室里氣氛十分熱烈。而一旦開課，教室里人很安靜。

“當時使用的是類似一年級小學生用的啟蒙課本。學生們無論老幼都學得很認真，務求把每個字的語義，特別是語音搞清楚，有時簡直是打破砂鍋問到底。一般補校，往往開始時學員眾多，爾後逐漸有人堅持不下去，人數不斷減少。但‘國語補習夜校’，始終不見減員，極少有中途輟學的。當時有的報刊說，台灣老百姓‘拼命學國語’，此話毫不為過。更可喜的是，一些老師通過教學，與學生結下了友誼，成為經常往來的朋友，國語學習成了構築友誼的橋梁。國語在台灣的普及，從長期看，有賴於經常的學校教育，但光復初期那個‘國語學習運動’以及由此帶動起來的‘國語熱’，無疑功不可沒。

“國語（普通話）在台灣的普及對增進台胞對祖國的認識與理解、對促進兩岸交流，乃至統一，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怎麼評價都不過分。

李尚公在基隆中學教授國語，當然是獨當一面。當時基中大陸來的教師雖然不少，但是只有他最專業，國語發音標准，而且嫻熟ㄅㄆㄇㄈ注符號教學。事實證明，注音符號真是學習國語的利器。老師只要花很短的時間教會學生注音符號系統，所有漢字，學生看看上面的注音符號，就能自己讀出來，效率奇高。可是在基中的國語教學工作剛剛走上正軌，李尚公卻只幹了一學期就轉到桃園農校去了，鍾浩東還給他開了介紹信。這件事有點兒反常，除非有某種特殊原因。像我父親這樣由國府推薦來的正牌國語教員，接聘一般都是干滿一學年才正常。他中途離開，校長還特地給他開介紹信，里邊一定另有“文章”。基隆中學地下黨支部第二任書記陳仲豪後來談到：我與鍾校長說“這麼多進步教師聚集在一起，恰似《水滸傳》裡的聚義廳，使學校不知不覺成為北部地區中共地下黨活動的一個重要據點，這樣是不是會惹人注意？鍾校長回答說，剛剛接手辦學，沒有核心和骨幹力量不行。事實上，這麼多紅色的教職員先後來到基隆中學，流動性很大，不少人任職一兩個學期便走了”。

李尚公在基中，很快就和鍾浩東熟稔。一方面固然李確實是當時基中推行國語急需的專門人才；另一方面，像李這樣赤貧出身的北京師大畢業生，也特別引起鍾的注意。所以鍾李二人惺惺相惜，一拍即合。李尚公在基隆中學時期加入了中共地下黨。1948年5月由於台灣白色恐怖非常厲害，中共台灣省工委只能轉到香港開會。會議決定為了隱蔽精幹，部分同志需分批撤離台灣。恰逢當時我媽北師大中文系大專班畢業後，已經為社會服務兩年，按規定可以回北京師大續讀中文系本科三，四年級，又剛剛懷孕，這樣她倆在1948年暑假後回到大陸。

1949年春，李尚公進入人民大學前身華大學習。在存檔的他那時寫的自傳里，台灣這一段經歷的證明人他填的都是鍾浩東（鍾1949年8月底才被捕，1950年10月14日才被槍斃），那時鐘還活着。李尚公在自傳里提供的這個信息非常重要，鍾浩東當時是可查的活着的同單位的黨內領導與行政領導，是李尚公最好的個人歷史證明人。幾年後當鍾浩東犧牲的消息大白於天下，李尚公再寫自傳時，他這段經歷的證明人就改寫為張勇和熊啟芳。因為你不能再用已知死去的中共基隆工委書記鍾浩東當你這段歷史的證明人了。當時有關中共台灣地下黨人的現實情況是秘密，絕對不能外露，這是關繫到還在台灣的那些地下黨人生死存亡的大事。

藍博洲說：“張志忠（中共台灣省工委）——鍾浩東（基隆中學）——李尚公（桃園農校）是一條線；張志忠——鍾浩東——黎明華（桃園義民中學）是另一條線，都是由基隆中學到桃園發展。”李是1947年2月初去的桃農；黎則是1947年5月“二二八”之後有暴露之虞才去的義民中學。在1947年初，中共台灣地下黨的人數極少，全島不足百人。台灣當年只有台大一所大學，日據時期，台灣本地人一般只讓學農醫兩科，所以農校，是當時社會精英聚集的地方。桃園農校是台灣三大農校之一，校友繁多，在台灣各界影響巨大，有“桃農系”之稱。桃園是台灣重鎮，後來當過副總統的國民黨人吳伯雄和民進黨人呂秀蓮，之前都當過桃園縣縣長„„。有關檔案揭示，鍾浩東為我父親離開基隆中學，是開了一明一暗兩張證明的：一張明的是拿出來給桃園農校看的從基隆中學離職的證明；另一張暗的是允許我父親在基隆中學請長假的證明。鍾浩東為我父親去桃園農校工作“留了後手”：在那邊幹得好能待就待下去；幹得不好也不至於“失業”，隨時可以返回基隆中學繼續任教。鍾浩東給我爹這麼“優渥”的進退條件，絕非僅僅是給一個普通國文教員的。我爹還另有任務去桃園農校——那就是為中共在桃園地區開闢一個新點。在基中接我父親班的是藍明谷，他隨即就是中共基中支部三個支委之一。我父親一月底才走，他二月一號馬上到任，一天都沒耽誤。他倆的交接“好像”是事先約好的，天衣無縫。

1947年2月初我爹一到桃農，當月就趕上“二二八事件”。據當年國軍整編21師第146旅在台灣新竹綏靖區（當年桃園屬新竹管轄）綏靖詳報和當時初二學生謝義雄口述：“146旅所屬436團三營長謝鏞率第八連3月8日就進駐桃園農校院內，門口架設機槍，如臨大敵”。原因是“桃園於三月一日由台北乘車來之暴徒在農業學校煽動該校學生盲從參加於九時分向各機關擾亂„„。”“關西鎮於三月二日下午三時由中壢（隸屬桃園）來暴徒約廿余名先行宣傳繼之包圍派出所繳收武器並企圖繳供應站之武器該站人員武器退至山中未被繳於三月三日該暴徒即退往中壢桃園等地”。在4月份隨即展開的“清查”中，雖然桃農“涉案”學生眾多，但是該校有關師長對此多有緩頰，鮮有學生被捕的報道。桃園農校當時外省籍老師占一半以上，領導層都是大陸來的外省籍教師。此案後，不同省籍師生之間的關係還很正常，不能不說與外省籍有關師長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表現關係極大。從1946年12月24日發生北京大學女生沈崇被美軍士兵強奸，到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短短三個月內催生台灣年輕知識分子的思想激變，絕非現在一般人所能想象„„。桃農現存的有關檔案已經不完整，不能完全恢復李尚公當年的活動軌跡，只知道他仍然是教學骨幹，還承擔學校部分的組織工作。同時他還經常請假外出，有時候沒有請假記錄，人也不在校內„..。我爹在桃農與校長李康伯（外省籍國民黨人）的關係後來惡化，原因是李尚公一直替學生說話，多有護佑；故引起校長日益不滿。這當然是後話了。

基隆中學校秘書等人引領我們在校內參觀。主樓右側山坡下有一座特意保留下來的“防空洞”，據說就是當年中共台灣省工委機關報《光明報》的秘密出版地。我問他們還有沒有當年留下的房舍？回答說只剩下一棟了。我們往校園深處走去，看見在一片沒膝的雜草後面有一排平房，這排房子當年是單身教工宿舍。我走過去細看，門牌是“暖暖區水源路二巷22號”。又是“暖暖”！70年前，我爹也許就曾住在此處。當時我父母尚未結婚，正在熱戀當中。我媽知道我爹算是一個熱血青年，因為他在給我媽的信尾有時會“幼稚”地“致以布禮”，還署名：李基揚。說來這裡面還有一段“典故”：據1943年加入中共的徐森源的長子徐博東回憶：像他這樣在抗日戰爭時期出生在廣東“東區服務隊”的孩子，鍾浩東他們相約給所生孩子名字裡都要有個“東”字，所以徐森源的大兒子叫徐博東；鍾浩東的二兒子叫鍾惠東„„，他們都是這個時期出生在廣東“東區服務隊”的。徐博東說：抗戰勝利後，鍾浩東這些人給在基隆中學時期所生孩子起名都要用一個“基”字，所以他弟弟叫徐基東，„..。2017年11月12日，徐基東在台灣紀念兩岸恢復往來30周年《想家，回家，兩岸一家》的活動上說：“過去我都說我是基隆出生的廣東人；其實我是基隆中學出生的‘東區服務隊’的後人。”無獨有偶，那時我爹李尚公給自己起的別名叫“李基揚”，這個“基”字更是基隆中學的“基”了。基隆中學對他說來，同樣含義深刻，沒齒不忘„„。那首歌唱得好：

“歲月長河，

‘東區’的浪漫還是悲歌？

誰只因柔情相伴烈火，

我相信心中的陽光永不陷落。

永恆的心，在時空穿梭，

生死抉擇已經無路可躲。

我挺身，在此刻。

歲月長河，

‘基中’的浪漫還是悲歌？

„„

永恆的心，與幻夢交錯，

生死抉擇已經由不得我。

我挺身，在此刻。”

當年我母親在台北“國語推行會”任文秘；我爹在基隆中學當老師。每到周末，主要是我媽來基隆。當時從台北來基隆要乘“台鐵”，到站就是位處基隆市暖暖區的暖暖火車站，或八堵火車站。當年八堵火車站站長李丹修經常在周末看見年輕的“外省人”我父母，在八堵站相聚相離，口操國語，明顯是外省籍公職人員，甚是稀奇。在我媽離去後李丹修有意過來和我爹搭訕，一通報姓名，兩人都姓李，更是親切，遂逐漸熟悉起來。我爹還主動教過他們站的員工學國語。後來我爹要調到桃園農校去，可巧李丹修就是桃園人氏，他熱心幫了我父親很大的忙。1947年“2.28事件”突發，根據相關史料記載，“（1947年）3月11日上午，（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的侄子史國華率領兩輛軍用卡車（軍人）包圍八堵站，在月台先槍殺了4名台鐵人員；李丹修等13人後來也被押上軍卡，從此一去不返。”

李尚公那些天為了“組織上的事”，幾乎天天冒着危險乘“台鐵”往返於桃園和基隆之間，對國民黨血腥鎮壓無辜百姓怒火中燒。他和李丹修還互相提醒要注意安全。哪知3月11日國民黨軍再次光顧這個火車小站，擄走李丹修等十數人，從此杳無音信。據說這些人都被虐殺投入大海。李丹修這個昨天還活生生的一個好朋友，轉眼就被捕失蹤；我爹看到人去樓空，心裡萬分悲痛„..。“基隆八堵車站慘案”是台灣“二二八事件”中最突出的個案：一個基層單位有17位無辜員工被枉殺！這件事對李尚公影響很大。其實我父母他們是經歷過台灣“二二八”屍橫遍地，血流成河的“白色恐怖”的，你以為他們沒見過生離死別，怕死？!

這個暖暖區，大概是我父母他倆從大學，戀愛，工作，到結婚再到成家過日子的20年裡，彼此感覺最溫暖的地方；也是他們倆共同走入社會，經歷風雨如磐歲月的地方。再也沒有其它地方可以和這個暖暖區相提並論了。這段感情，我媽深埋在心靈深處，從未示人，哪怕對她自己的兒子„„。1968年我爹被逼用燒紅的鐵釺貫胸自盡；我媽她當着外人面，沒掉一滴眼淚。而當1985年她唯一的孫女出生時，她沒對任何人說明她為什麼給孫女起名叫“暖暖”，這是她個人一生中永難忘懷的一段回憶，稍縱即逝。“我給我自己活，我不相信眼淚，我也有歡樂„„”。我不禁想起台灣歌手周杰倫的那首歌：

“聽青春，迎來笑聲，

羨煞許多人。

那史冊，溫暖不肯

下筆都太狠„„

千年後，累世情深，還有誰在等?

而青史，豈能不真？„„

如你在跟，前世過門„„

跟着我，浪跡一生。

雨紛紛，舊故里草木深，

我聽聞，你始終一個人。

斑駁的城門，盤踞着老樹根，

石板上回盪的是在等。

„„”

2017年5月29日，當年在台灣工作的中共地下黨丁寧阿姨親筆寫道：“我們（指她丈夫，長征幹部程浩（1923—2016）長征幹部，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在國共重慶、南京談判期間，擔任中共代表團機要組組長。1946年1月至9月，在台灣從事中共地下工作）與她）受周恩來副主席派遣，隨錢瑛（當時中共南方局委員，解放後任監察部部長）到敵占區上海，台灣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我們於1947年1月至9月在台灣工作。當時負責掩護我們的中共黨員吳克泰（原名詹世平）向我們介紹過，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是他發展的中共黨員。1947年1月，鍾浩東派李尚公到桃園農校開展工作。鍾浩東後來擔任中共基隆工委書記，1949年8月被捕，英勇犧牲。

“在台灣時，與我們經常聯系的中共台灣工委委員張志忠（1949年12月被捕，1954年3月16日被槍斃）負責台灣桃園地區地下工作。他向我們介紹過：桃園縣在台灣是重要的縣，桃園農校是桃園最著名的學校。我們地下黨在那裡有一個點，是李尚公等人在那裡開闢的新點。在‘二二八’後的白色恐怖下，仍然堅持下來，沒有人叛變組織。

“近幾日，杭侄訪我，提到他父親李尚公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忍受對他的政治迫害，選擇離開，表現出對黨的忠誠。

“我雖然沒有見過李尚公，但是我可以證明李尚公是我黨在台灣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

2017年2月5日上午10時，北京八寶山殯儀館東廳，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與馮其庸（1924－2017，中共黨員，著名學者，紅學家）先生做最後的告別。馮先生當年是李尚公在人大中文系和研究生班時的同事。“馮先生提及文革往事，對他觸動最深的是同事李尚公的自殺„„”。“當時馮先生就想：一定不能死，要熬過去，做個歷史的見證人。”（陳原：我與馮其庸先生的半世紀交往，2017.2）

50年前，1968年底，我父親剛剛去世，一個風雪交加的凌晨。郵遞員“淒厲”的呼喊聲在寂靜的校園宿舍區回盪——有人給我們家發來電報。當時眾人對我們家正唯恐躲之不及，有誰會來電報呢？打開一看，原來是我父親年輕時的同學和同志，時任濟南某中學（濟南四中？）校長的任杏發發來唁電：“李尚公同志永垂不朽”。天底下就有這樣的義士，全不吝„„

50年後，歷史終於見證了。我們可以告慰我爹，就像《這里的黎明靜悄悄》歌詞一樣：

“你靜靜，靜靜地飄落。

鋪滿金黃，金黃色的山坡。

„„

飄落，飄落，

你沒有（！）被埋沒。”

你也不應該被埋沒。那些為祖國統一貢獻過青春，甚至獻出生命的人，特別是其中還有自己的親人，真是不能忘記。

“月光如水，

想起你，

青春火焰在心底。

燃燒所有記憶，香魂滿地不見你。

今生無法忘記，

花在風中哭泣。

生命每次深呼吸都有你。

呵„„，叫我怎能不想你。”

我們家，就從台灣•基隆•暖暖這里始，從此悲歡離合，一路走來；但卻不忘暖暖，刻骨銘心。2006年，梁靜茹在台灣•基隆•暖暖火車站唱紅了一首MV歌曲《暖暖》：

“愛一個人希望他過得更好，

打從心裡暖暖的，

你比自己更重要„„

我也希望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