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這篇文章指出了關鍵所在。如果沒有政體的改革，目前提出的方案是不可能成功。但是誰又敢說在中國取消黨的領導呢？

也談“燕園變法”

　　（北大一名退休教授）

　　最近，有關北京大學人事體制改革（草案）的討論，在校內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其間，“非典”的突然襲來，都忙着顧命去了，暫時放鬆了對“草案”的關注。現在一場疫病的危機好呆總算告一段落，雨過天晴，又該回到對“改革”的興趣上來。北大的教職員工，當然應該更加關心對自己有切身利害關係的“高等教育體制的改革”。北大的興衰榮辱與所有的北大人都關係密切。北大作為中國高校的“帶頭羊”，牽一髮而動全身。北大的一舉一動，理所當然“也引起了全社會教育學界的討論日趨白熱化。”

　　北大新任命的“教改工作組組長”張維迎說：“二十年來，大學在國家保護下始終保持着高度集權化的政府管理體制，沒有改變的空間，所以改革問題一直沒有提上日程。”

　　關於中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改革，在很久以前就不斷有人提出過，惟其敏感性過於刺激，成敗的影響力都難以預期，多年來仍然是空談者眾，實行者寡。

　　實際上，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經濟領域的體制改革已經有過幾次較大的舉措，實踐證明，這些改革利多弊少，效果顯著，是有目共睹的了。而政治體制改革，則因處處涉及到舊體制中“得利群體”的當權者們，可能失去某些顯性的與隱性的“受益”因素，利害攸關，阻力有難以想象的大。空談“三個代表”容易，與切身利益矛盾時，究竟會代表誰？就很難說了。教育體制的改革，大體也如此，是唯一沒有真正觸動過的領域，是我國體制改革最落後的一塊“飛地”。這並不是說這些年來“領導”教育領域的改革一點沒有動靜，而是改革觸及別人的多，損及自己的少，無論是“人事制度”的升遷聘任，還是“工資福利”的調整，以及“住房分配”的等級，哪一次不是黨政幹部得到的實惠更多？可憐，連以教師名義申請撥款修建的“高知樓”、“院士樓”，還不都是黨政領導們優先占有了一大片。在現行體制下，教授們名義上是高校的主體，但在很多實質問題上卻是弱勢的群體。如果誰有興趣，調查一下學校的黨政領導，哪怕只不過是“副職”，其工資、獎金、崗位津貼、住房、用車，以及國內外的差旅費用，連資深教授也都難以望其項背，更何況一般的教授乎。而且，更為要命的是：這一部份人的晉升、任命與提職，並不與教授們同屬一樣的渠道，而歸黨組織的特殊安排，不需要黨外人民參與去考核、評審與任命。沒有教學效果與學術成就的雙重壓力，既不受“末位淘汰”之威脅，又沒有“不升即離”的擔心，穩穩噹噹終身享用。反正大權在握，研究具體的實施細則時，哪邊有利“政策”就向哪邊傾斜，哪邊實惠就往哪邊靠。花的是13億老百姓的錢，卻只受6千萬成員的黨紀所制約，人雖不多，卻是“高度集權化的政府管理體制”的主體。

　　這次的“燕園變法”所選擇的是“北京大學人事體制改革”，顯然是選擇了改革阻力最小的群體。而且，“改革只面向身為知識分子的教授學者，而對（黨）行政體制不聞不問。”這就避免了可能“來自權力層”的阻力。

　　無論是“211工程”，還是“世界一流大學”、“國際知名大學”、“著名學府”的考評，要求的“硬件”與“軟件”都只與教學與科研條件，學術成果、師資力量、教學水平、教材建設與論文數量和水平，以及培養人才的數量與質量。總而言之，衝鋒陷陣，搶險、登高，主要都是一線的業務人員。

　　這次的改革，又是這些人首當其衝。果真按照現在這些主持改革的人的設想，無非也像國有企業的改革那樣，工人下崗，幹部分流，領導轉任。在轉制與資源重組的過程中，國有資產大流失，再通過股市把困難轉嫁給中、小股民。國有事業單位當然與企業還有所不同，但“不升即離”的結果，仍然只能是相當一部分的教師“下崗”、“轉崗”與“分流”。治人者動不了一根毫毛。

　　“人事管理制度”自然是需要改革的，多數人也表示擁護。

　　但管理人事管理制度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可不可以改革呢？

　　教師的教學效果與學術成就，可以評審，可以實行“末位淘汰”，可以“不升即離”。但書記和各級政工幹部，仍然是由黨委任命，怎樣實行“擇優扶重，獎勤罰懶，”怎樣“鼓勵競爭”，怎樣“促進流動”呢？

　　要求建立合理的教師隊伍結構，理直氣壯，無可厚非。

　　要不要建立合理的黨委書記及其政工幹部隊伍結構？或是乾脆廢除雙重領導，兩套班子，把“革命黨”時期的領導原則“改革”到“執政黨”時期民主化的只有一套班子的辦學體制上來呢？

　　黨委與校長的兩套班子，本來就是中國高等教育管理成本遠遠高於世界一流大學，效率低於世界名校的癥結所在。弊端叢生的一級辦學體制不變，只在二級體制上修補，不可能帶來任何驚人的好處。而且，根據半個世紀以來北大曆次“教育革命”的經驗，所有與一級體制相抵啎的改革，到頭來不是“胎死腹中”，就是被更高一層的體制所否掉。

　　就好比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改變毛澤東個人獨裁的領導方式，再來十次文革式的造反，鬧它十次的天翻地覆，又能怎麼樣？改去改來，都是換湯不換藥，能有真正的進步嗎？

　　在很多情況下，黨性與學術上的是非對錯是不一致的，特別是自然科學與技術科學，與黨性並沒有必然的聯繫。究竟是要黨性還是要學術？常常成為高等學校“組織上”考核教師的兩難選擇。而意識形態的一元化壟斷，從根本上窒息了搞學術的“氣氛”，更何言什麼學術成就？教授在課堂上授課，其學術觀點也要受到黨委、團委的干擾，儘管可以受到學生的廣泛歡迎，但並不能得到黨委的支持。結果是有學問的下課，“鸚鵡學舌”的升天。本科成績都成問題的“痞子”，一旦當了書記，憑嘴皮子就可以升任“博導”，就可以要求升“副部級”。為什麼這種人就可以不通過學術的評審，或政績的認證？

　　夫妻中的一人當了總支書記，就開夫妻店，搞土圍子，輪流坐莊，輪流提職、提薪，把好端端的學術殿堂，蛻化成為污七糟八的政治角力場。“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沒有徹底解決問題。

　　但在教育體制的改革提上了日程的今天，又有誰敢於公開提出目前我國高等學校，“始終保持着高度集權化的政府管理體制，”也應該首先接受改革開放的洗禮。就不怕說你是在“否定黨的領導”嗎？

　　很多人，很多文章都在懷念西南聯大（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師生艱苦卓絕，共赴國難）時代，上沒有黨委書記領導，下沒有校長負責，但卻是“大師雲集，人才輩出”的黃金時代。而稽之於史實，西南聯大是在沒有“黨委領導下”取得的歷史成就。其所培養出來的人才，世界知名，世界承認。

　　如果，現在北大的黨政領導真的要搞教育改革，真的要想向世界一流大學邁進，真的“敢為天下先！”那就不要迴避高校一級體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下定決心，排除萬難，以不怕丟掉烏紗帽的志士仁人的勇氣，正面提出從一級體制改革的實施方案和建議。造福北大，造福中國的高等教育。

　　這才是真正的“敢為天下先”。

　　如果真的有一天，中國出現了世界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那麼，中國的高等教育環境，一定是已經廢除了“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辦學體制桎梏的政治文明時代。

　　希望北京大學能有這份兒榮幸。

　　2003／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