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信奉基督教的國度，在這個國家中，“愛”被提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然而，即便是這樣，他們對孩子“愛”的教育，最初也不是通過宣講聖經入手的。在美國，我注意到，老師會組織孩子們去觀察蜂鳥。告訴孩子們蜂鳥是世界上最小的鳥，有許多奇異之處，它的翅膀每秒鐘可以扇動50～75次，它每天要吃進相當於自己體重兩倍的食物，它從頭到腳都長着閃爍異彩的羽毛，頭部有細如髮絲、閃爍着金屬光澤的絲狀發羽，頸部有七彩鱗羽，腿上有閃光的旗羽，尾部有曲線優美的尾羽……

　　 當孩子們通過望遠鏡，通過圖片資料對蜂鳥發生了極大興趣的時候，老師就會告訴孩子們，這樣小小的生命是多麼脆弱！為了讓它們和我們人類一樣有食物，有住處，我們需要關照它們，於是，老師告訴孩子們，應該愛護野外的花草樹木，因為這些野外的每一朵花都可能是蜂鳥的糧倉。當然老師也會告訴孩子們，人類活動已經對蜂鳥造成了威脅，於是就帶着孩子們在校園附近的樹上安放餵養蜂鳥的一種專用的餵食器。幾天后，當孩子們看到向餵食器聚集而來的蜂鳥時，歡呼雀躍，這時老師會不失時機地告訴孩子們，就是因為你們放置的這些餵食器，讓蜂鳥有了食物，它們可以更好地生存，可以繁衍後代，炎熱的亞利桑那沙漠間也就會有更多的美麗的蜂鳥了。

　　 孩子們幼小的心靈就是被這樣的故事感動的，他們不僅去聽，去看，而且參與其中。孩子最初的愛心，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萌發的。

　　 記得兒子10歲我剛剛把他帶到美國的時候，他特別喜歡釣魚。誰沒有愛子之心啊，好，給他買漁具，再辦理一個全年的釣魚執照。每天傍晚，帶他去湖邊釣魚。

　　 可能是因為平日釣魚的人太少，美國的魚都特別傻，還沒有生出對人類的戒備心。剛剛把魚餌投入水中，魚就開始咬鈎，搖着線輪一收線，水中的魚飛也似地追逐着魚餌，如果把線收得快一些，魚有時甚至會像飛鏢一樣躥出水面。此時，兒子一邊收線一邊興奮得大呼小叫不能自已。看着孩子在夕陽映照的湖邊一站就是兩小時，我的心裡不知道是什麼滋味：這麼貪玩的孩子可怎麼辦？他是否知道他在美國要走的路有多漫長，多坎坷？

　　 後來我回國工作了，兒子在美國上了中學，我知道他學習用功，於是想方設法督促他多去室外活動。一天，我從互聯網上看到美國市場上正在出售一種新的名為“直升機”機動魚餌，號稱可以輕而易舉地釣到更大更多的魚。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兒子，讓他去買一個。

　　 兒子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那魚可要倒霉了。”接着說：“我已經不釣魚了。真要把動物殺光，人類在地球上也就成了幽靈。”

　　 兒子養了一隻小花貓，非常喜歡它。他這隻貓的本事可謂了得！有一天竟然將一隻小鳥給逮着了，這傢伙並不急於把“俘虜”立即處死，而是不斷地戲弄它，當兒子發現時，小鳥已是遍體鱗傷了。兒子趕緊將小鳥從貓口中救下，精心地為小鳥做了個窩，然後到互聯網上查找有關小鳥種類、習性和餵養的知識，打電話向當地的獸醫詢問給小鳥治傷的方法，自己跑到藥店去給小鳥買藥。此時兒子已上大學，學習如此緊張，可是，他堅持護理着這隻小鳥，幾天后，小鳥的傷漸漸好了，兒子捧着它走進樹林，看着它飛向遠方。

　　 我不知道兒子什麼時候接受了美國人普遍擁有的生態保護意識，我相信是美國教育的潛移默化的力量。他們成功地造就着信奉美國價值觀念的人。

　　 我時常在想，我們的教育能教會我們的孩子面對一隻翅膀受傷的小鳥，面對一顆被攔腰砍斷的樹木，感到震動而不是無動於衷嗎？如果在我們對孩子的品德教育中沒有設計這樣的運行程序，我們就難以企望他們對人類的不幸有足夠的敏感，有真切的同情，有肯於為他人、為社會作出奉獻的心底的衝動和神聖的責任心。

　　 我有一位同學在一所著名大學的新聞學院當老師，教授“採訪寫作”。她是一個社會責任感很強的人，在課堂上，她滿腔熱血地向學生們灌輸着對社會負責對公眾負責的職業新聞精神。有一次，她布置學生去了解下崗工人的狀況，沒想到一些學生公然拒絕這個作業，甚至毫不掩飾地對她說：“老師，我們對下崗工人沒有興趣。”

　　 “為什麼？”我的同學感到不可思議。

　　 學生說：“他們不是社會的主流人群。”

　　 我的同學談起這件事情的時候，感慨地說：“沒有對百姓疾苦的同情心，沒有憂國憂民的精神，怎麼能當新聞記者！”

　　 面對已經進入大學，在思維觀念上已經基本成型的青年人，一個大學老師要花費什麼樣的氣力才能改變他們？一個人的同情心和責任感是在大學時代開始培養的嗎？我們是否感覺到對孩子們幼年時期的道德教育存在的缺陷？我們是否可以感覺到孩子們精神世界中已經存在的危機？

　　 我時常在想，我們的孩子面對弱者，面對苦難者，面對需要幫助的人能夠生出真切的同情嗎？我們的孩子面對社會的苦難、民間的疾苦能夠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嗎？如果他們不能敏感地覺察別人的痛苦，不能覺察社會的苦難，那麼還奢談什麼責任，什麼奉獻？讓孩子們在課堂上去背誦和默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類的古訓還有什麼意義？

　　 有一次我和北京日報社的副總編輯鄭京湘女士聊天，談到現在的年輕記者的素質，鄭京湘感慨地說：“專業技術上的差距還可以通過訓練彌補，讓人感到難以補救的，是記者職業需要的社會責任感。一個記者，本事大小暫先不說，如果對老百姓的疾苦沒有切膚之痛就不好辦了。甚至你告訴他了，他還是無動於衷，就說明一種職業品質的缺陷。如果一個年輕記者熱衷的是一個事件一夜成名，這怎麼能當好記者？我看，大學新聞系的學生應該去當志願者，去養老院、去社會福利院，為弱勢群體服務，為社會公眾服務，強化社會責任感的培養。”

　　 我心中暗感驚異，這位職業新聞人，面對中國青年道德修養狀況的憂慮所尋求的出路，與美國教育青少年的方法竟然不謀而合。我相信，這不是偶然的巧合，這之間有深刻的內在關聯。

　　 在我們的政治教育中，很長時間以來，對“同情心”一般是持批判態度的，我們會把它斥為“小資情調”，認為同情心這種東西與從根本上解放勞苦大眾的宏圖大志完全不能同日而語。

　　 我看過一部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學界頗有些影響的著作《馬克思主義史》，作者弗蘭尼斯基在分析馬克思的思想演進歷程時提出一個觀點，他認為馬克思之所以能夠走出他的家庭背景而擁抱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是偉大的同情心起了重要的作用。我當研究生的時候，看了馬克思早期寫的《摩塞爾記者的辯護》這類文章，才知道青年馬克思對德國農民悲慘境遇的深切同情怎樣推動他百折不撓地去探求世間真理。

　　 恩格斯原本是一個工廠主的兒子，然而他也沒有承襲父業，同樣成為共產主義學說的奠基人，追尋其原因，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們稍微認真地看一下他撰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本描述早期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悲慘生活景況的著作，我們就能確信這一判斷。如果說外國的情況特殊，我們也可以想想我們的前輩，周恩來，鄧小平，這不也都是在旁人看來，放着好日子不過非要為窮苦人爭天下的人嗎？認真看幾篇記述他們早期生活的文章，就能知道對勞苦大眾的深切同情怎樣作用了他們的人生。

　　 怎樣對孩子進行道德教育，也一直是讓美國人大為頭痛之事。

　　 1999年9月美國《新聞周刊》就“美國教育十大問題”展開過一次調查，這次調查發現26%的美國人認為，青少年道德品質滑坡是美國教育的首要問題，這個比例遠遠高於其他九個問題，顯然，即使是在多元文化環境中的美國，青少年的道德品質教育問題也被置於至關重要的位置。

　　 在美國，青少年暴力、吸毒、早孕、盜竊等現象普遍存在。據1999年美國“約瑟夫道德研究所”的一項調查，全美有三分之一的高中生曾攜帶槍支上學，打群架的中學生人數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校園內學生開槍射殺師生的暴力慘案有增無減，比1979年增加了一倍。1999年4月20日，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兩名高中生開槍射擊27名師生的悲慘事件給整個美國籠罩陰雲。

　　 克林頓總統執政時期的美國教育部長賴利十分肯定地斷言：“美國在21世紀的成功，取決於青少年良好的文化知識和道德水準。”

　　 自1996年起，美國聯邦政府每年撥款270萬美元，資助全美數十所中小學校創立青少年“品質教育”的樣板。美國教育部還專設“藍帶獎”，每年對為青少年品質教育作出傑出貢獻的集體(約260多個單位)予以表彰、獎勵。各州政府也制定了相關的法律與法規，要求所在地中小學試行“道德品質教育”課程，不少州政府還設立專項經費，培訓政府官員、校長和家長，協助推進青少年“品質教育”實驗活動。目前，約有20多個州的立法機構頒布了有關法規，規定在基礎教育階段推行青少年“品質教育”課程。

　　 為了推進對青少年的道德教育，近10多年來，美國各地建立起一些專門的組織和機構。“重視品質同盟會”和“品質教育聯合會”就是其中兩個最有影響的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機構。前者建於1993年，總部設在加州，約有370多個會員，其中包括全國教育機構、青少年組織、衛生、警察組織等，主要功能是評選 “美國青少年品質獎”，舉辦各類研討會，建立資料庫，出版書刊和教材。後者也創建於1993年，總部設在華盛頓，是一個無黨派、非盈利的民間服務機構。它的董事會成員有大公司基金會、地方教育基金會；普林斯頓大學Shapiro、摩托羅拉公司總裁Galvin等社會名流是其顧問委員會成員。它的主要職責是：幫助地方學區和社區開展“品質教育”活動，每年與美國著名教育機構聯手舉辦青少年“品質教育”論壇，評選、表彰“品質教育”活動中的先進學校。

　　 美國佬怎樣規範青少年的“道德”標準？他們認為孩子們的道德品質修養應該包括些什麼樣的內容？

　　 被視為美國青少年道德教育權威研究機構的美國“重視品質同盟會”，提出了構成青少年“道德品質”的六大支柱理論，這一理論體系已經得到美國國會和幾十個州政府的廣泛認可。這六大支柱是：信賴、敬重、責任、公平、關懷和公德。美國人把這六大支柱視為能夠超越各民族文化、超越不同宗教信仰，每個青少年都應該遵循的道德準則。

美國人為孩子們提出的這些道德規範不僅讓孩子們知道社會要求他們去做什麼，而且讓孩子們知道怎樣去做。

　　 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是社會關係中一件非常難辦的事情。處理好這件事情，需要人有高度的修養。我們從小就教育孩子要團結，《小學生守則》就專門提出一條：“團結同學”。然而，什麼是團結，怎麼才能團結？我不知道每個小學的老師會怎樣去教導孩子。比如當孩子不贊成一個同學的看法或者做法時，是應該按照 “誠實勇敢”的要求，堅持自己的看法呢？還是應該委曲求全，以維護“團結”呢？這實際上恐怕不只是小學生的道德品行問題，而且是關繫到一個人面對複雜社會需要弄清的行為原則。因為在現實社會中，一個人每時每刻恐怕都會面臨這樣的選擇：在面對不同意見的時候，什麼情況下應該求同存異？什麼情況下應該毫不退讓？我們有時對孩子提出的這種空泛的要求，往往會讓他們摸不到邊際，不知所措。

　　 美國佬是怎麼做的呢？在美國基礎教育的道德要求中，沒有空泛地要求孩子們去維護什麼“團結”，而是要求孩子們學會相處的藝術，學會“寬容”、學會“傾聽別人的意見”，學會“用和平方式處理憤怒與爭執”，學會“合作”。

　　 在美國，孩子們從進入小學開始，老師就會不斷布置一些讓同學們合作完成的作業，學生間會組成各種課題小組、合作小組，要麼是去製作一個沙盤模型，要麼是去完成一個實際觀察。在這種作業過程中，孩子會聽到同伴的不同意見，會看到同學的不同做法，他們會爭執，會衝突，會不愉快，可能也會以他們的方式達成和解，或者可能達不成和解，但是他們最終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是一次作業的分數)，而達成妥協，最後向老師提交他們的合作成果。

　　 我的兒子上中學的時候，物理老師讓他們製作一個複雜的小型風洞模型，兒子和其他三個同學組成了一個合作小組，四個孩子日以繼夜地工作，最後終於完成了。交出作業時，兒子滿懷興奮地期待老師的讚揚。

　　 然而，他的物理老師並沒有讚揚他們的“傑作”，而是這樣對孩子們說：“你們的聰明和才能確實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你們給我的最大的震驚不是你們做出的這個模型，而是你們在製作這個模型的過程中表現的高質量的合作精神與合作技巧。你們現在製作的是一個太小的模型了，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模型你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可能也做不出來。請你們記住，現代科學研究事業對人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與人合作。只有合作，一個人才能汲取更多的營養讓自己變得強大，一個事業也才能聚集起更大的力量以獲得成功。不會合作的人將一事無成！”

　　 我們對孩子進行過這樣“聯繫實際”的道德教育嗎？我們的道德教育，很多時候只是提出一個堂而皇之的標準，而沒有達及這個標準的目標說明，更缺少達及這個標準的方法指引。我們的孩子們在那種只有標語口號式宣傳和倡導的“道德教育”中，學到的東西極其有限，在社會風浪的衝擊下，其品德修養也往往顯得虛弱無力，最可怕的是，孩子們為達及那個虛渺的“高尚”標準，贏得某種世俗的某種讚揚和某種榮譽，有時甚至會動用手腳，變得虛偽。

　　 還是以我們在各種場合都會說到的“團結”為例，我們的教育籠而統之地從小學時代就倡導着孩子們要“團結”。可是，在我們生活的這個地面上，口是心非，爾虞我詐，當面是人背後是鬼，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窩兒里斗，暗扎針兒，不都是現實生活中被人們玩得極其嫻熟甚至已經到達普及程度的實用技術嗎？

　　 一個幾乎在國際範圍內達成“共識”的說法是：中國人，一個人是一條龍，兩個人是牛蹄子，三個人就是一堆沙，這究竟是為什麼？

　　 學校的老師可能會把責任歸咎於社會，仰天長嘆：是社會教壞了孩子。如果是1949年哪怕是從那時再往後幾年的時候說這個話，我們還可以把這個社會的責任推給舊中國。但是，新中國建立已經半個多世紀了。如今社會中占據主流地位的人不都是我們的教育體制教育出來的人嗎？現實的教育還能夠一乾二淨地推卸自己的責任嗎？

　　 我們對孩子的道德教育，多麼應該更多一些務實的內容，根據孩子們成長生理和心理特點，從塑造孩子們基本的人格品質開始，扎紮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地讓孩子們走向善良、正直、寬容、負責。

　　 美國人認為，人不是天生就具有什麼高尚的情操的，高尚的情操需要培養教育，甚至需要長時間的培養教育、陶冶和訓練。於是，他們會一邊用各種方法“循循善誘”地引導孩子們去追求真善美，同時，也會用一些強制性手段教你去做一個好人。這與我們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似乎有些不同。

　　 我的兒子進入高中後，幾乎每個周末都要去社區的公共圖書館，不是去看書，而是去義務勞動，幫助整理圖書，輸入資料，擦桌子，修板凳，打掃衛生，做各種雜事。這不是因為他有多高的思想覺悟，他懶着哪！他去公共圖書館工作，是為了完成學校規定的一個必須完成的“硬性作業”。

　　 美國的高中畢業生要想順利畢業，要想進入大學，必須擁有作為志願者在社區進行服務性工作的經歷，參加這種“義務勞動”的時間要達到規定的標準。一位美國大學的系主任曾經對我說，他錄取學生的時候，非常注重“志願者服務時間”這個指標。他說，一個孩子能否關注他人的命運，關注社會的需要，是這個孩子今後能否有大的造詣的前提條件，不管他研究的是什麼專業，他都需要把為人類工作當成目標和動力。

　　 我們所在的城市，要求孩子們志願服務的時間累計要在200小時以上。這個時間長度可不是咬着牙參加一兩次我們中國的那種學雷鋒做好事的活動就能算數的。要想達到規定的要求，孩子們必須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堅持為自己生活的社區作“奉獻”(不管你有私無私)。

　　 美國的高中生必須完成這個“作業”。你可以去養老院當清潔工，也可以作殘疾人學習的輔導教師，可以給小學校義務修剪花草，也可以給教堂粉刷牆壁。只要你“獻愛心作奉獻”就行，社區的各個機構都會幫你實現你的“善良願望”。

　　 ——你就留心着去找能夠當雷鋒的地方幹活去吧！幹了好事，有專門機構為你記錄時間，這些記錄和評價將和你的學習成績一起交給你的中學，作為你是否能夠成為合格畢業生的標準之一，也將成為你進入大學時的錄取標準之一，這就是你的操行評語，是你的人格描述，是你的“政治鑑定”。

　　 咱們中國學生畢業的時候，老師給學生寫個評語，一般來說全班的學生的評語基本大同小異：“思想上進，樂於助人，謙虛謹慎，學習努力……”這樣的鑑定，很多人的檔案里都有不少，然而，誰能從這樣的鑑定當中看到一個人的真實面貌呢？

　　 說美國人不講宣傳，不講政治，不講思想改造？那是不了解美國！看看美國總統肯尼迪當年的就職演說：“我的美國同胞們，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問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這種宣傳教育不僅僅存在於總統的演說中，在學校，在教會，在社區比比皆是。就連美國電影這種“純粹娛樂”的東西中，都會毫無例外地宣揚着美國的價值觀念，美國的道德標準，美國的理想目標。

　　 然而，他們敦促和培養人的社會責任感的根本途徑，是讓人們去了解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密切關係。讓你知道你和社會之間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依存關係。

　　 1988年，我第一次去美國的那年夏天，黃石公園着了一場大火。有關部門採取了許多措施，仍然無助於事。大火向着更大的區域蔓延，美國這個最大的國家公園面臨毀滅的厄運。

　　 專業消防人員已經顯得杯水車薪，有關部門不得不發出招募滅火志願者的通知，每小時的工資是7美元。我記得當時聯邦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是每小時3.5美元，我們留學生在中國餐館打工每小時也能掙到7美元。

　　 我所在的亞利桑那大學也貼出了招募志願者的通告，看着那張通告，我在想，有多少人會去冒着生命危險幹這每小時7美元的滅火工作呢？

　　 然而，沒過三天，又有一個告示貼出來：報名已滿。一些想報名的人還沒有機會了。

　　 對美國人來說，參加志願滅火隊沒有任何額外的優惠補助，對於大學生、研究生來說前去滅火還要影響學業，這不僅是時間，也是金錢。

　　 然而美國青年人為什麼這樣“見義勇為”？

　　 我問過一個當了滅火志願者的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你們不是覺得個人利益至高無上嗎？而你們去幹這樣危險的志願者工作，到底是為什麼？”

　　 那位朋友毫不掩飾地對我說：“我不了解別人，我還是為自己。我非常愛我的女朋友，我們會結婚，我們都想要孩子。如果黃石公園真的燒毀了，我們、甚至我們的孩子就永遠不會再看到這片地球上絕無僅有的美麗的土地。一旦有一天，我們的孩子對我說，我們去黃石公園看看吧。我告訴他，黃石公園在1988年的一場大火中毀滅了。孩子就可能會問我：你們當時在做什麼？為什麼不去拯救它？我們說什麼？所以，我要盡我的力量去保護黃石公園，為我和我所愛的人、為了我們今天還沒出生的孩子能夠永遠看見地球上這個美麗的地方。”

　　 我明白了，志願者們不是在滅火與7美元之間進行選擇，而是在為自己的未來甚至是孩子的未來進行選擇。

　　 接受過完整教育尚且比較正常的美國人大多是這樣看待個人利益與社會責任的。他們需要這個社會，依存於這個社會，因此他們能夠自覺地愛護它，心甘情願為它付出。

　　 我在想，我們是否向我們的孩子們揭示了他們的切身利益和他們的家庭利益與整個國家命運之間的密切關係？我們是否讓孩子們了解了個人、家庭與祖國之間生死與共息息相關的血肉聯繫？

　　 我們的道德教育什麼時候擺脫了那種虛無飄渺的純粹的“精神倡導”，什麼時候讓孩子們領悟了道德修養與切身利益之間的深刻聯繫，我們才能鍛造出真實而不虛偽、自覺而不造作的高尚靈魂！

　　 一個民族何以才能強大？可能它不能丟失的法寶之一就是反省精神。只有在反省中，一個民族才能知其危而得其安，知其亡而得其存，知其衰而得其興，知其弱而得其強。

　　 應該說中國和美國都是重視教育、重視人才的國度。然而我們兩個國家對孩子教育所採取的方式卻是如此大相徑庭，差異之根源或許就在於對人的價值認識不同，對教育的功能認識不同。

　　 我注意到，小布什就任美國總統後把教育改革視為他執政第一年內的兩項最重要的“內政議程”之一。

　　 2002年1月8日，布什簽署了一個名為《不讓一個孩子落後》(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的教育改革法案。這項法案號稱是對1965年以來美國實施的《中小學教育法案》進行的最徹底的一次改革。

　　 它擺開陣勢，要全面提高美國公立中小學的教學質量，它要求從2004~2005學年開始，全國所有三到八年級學生每年必須接受各州政府的閱讀和數學統考。所有學校必須在12年內使閱讀與數學達標的學生達到100%。各校必須縮短窮人與富人、白人與少數民族學生的分數差距。

　　 這個法案頗有些一反美國教育傳統的架勢，把咱們中國的“統一考試”也給請出來了！但是千萬別以為美國是向咱們中國人看齊，要搞“應試教育”。美國這個尊重實用主義的民族只是使用了一個他們的過去未曾普遍使用的方法，他們是要用這個方法去彌補他們教育的缺陷。面對自己的問題、缺陷、失誤，他們敢於反省自己，敢於批判自己，敢於對自己實施治療。這種精神不僅來源於理性，而且來源於自信。

　　 在中國近年來呼籲教育改革的滔滔聲浪中，我也常常聽到這樣的聲音：我們中國這樣的教育方式哪兒不行了？不是也培養出大批人才了嗎？不是也出了那麼多科學成果嗎？

　　 的確，我們中國教育不僅培養了各方面的人才，而且創造了很多教育上的奇蹟。不過，我們認真想過嗎——我們的教育是否着眼於開發每個人的潛能？是否着眼於激發每個受教育者學習的興趣？是否着眼於幫助每個受教育者對自己建立起足夠的自信與自尊？是否着眼於促進人的全面的發展？

　　 梅克教授說過的那句話長久以來一直震撼着我：“沒有殘疾的孩子，只有殘疾的教育。”教育不僅深刻地作用着一個人的一生，而且深刻地影響着一個民族的命運。國家間的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而人才的培養的關鍵就是教育。我們這樣一個正在全面謀劃自己未來前程的民族，是否應該認真審視我們為孩子們提供的教育環境？

　　 一個擁有足夠智慧的民族，不會憑藉看着別人的不足而取得欣慰，更不會借着對別人弱點的指責而掩飾自己的缺陷。它不會聲嘶力竭地為自己現狀的合理性去作辯解，而是會千方百計地汲取其他民族的營養，以壯大自身。

　　 如果我們有足夠寬闊的心胸，有足夠強大的自信，有足夠健全的理智，我們就能夠平心靜氣地去研究其他民族的長處，在學習中看清自己的局限。

　　 一個民族怎樣才能強大，可能它不能丟失的法寶之一就是反省精神。只有在反省中，一個民族才能知其危而得其安，知其亡而得其存，知其衰而得其興，知其弱而得其強，才能不斷修正自己，不斷豐富自己，不斷完善自己，不斷積蓄起自身發展的更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