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引入竞争机制，建立全新的学术系统

当然，一个社会如果放弃对完美和崇高的追求，它的最终结局就是平庸和堕落。学术界也是这样。如果中国的学术界仅仅满足于向学生传授知识，满足于利用别人创造的科学知识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它就永远也不会升华到更高的境界。

问题是，靠中国目前的这批学者，在目前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国社会对他们的最大期望只能是不要再继续堕落，不要再进一步腐蚀社会，超过这些的都属於奢望。我们甚至不能够寄期望于现在层出不穷的新科博士，他们的知识、能力、和道德观念完全出胎于目前的学术界。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他们很可能会黑上加黑。

其实，说“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水平低”，是有两层含义的。第一，从绝对值来讲，他们的水平确实低，与欧美诸国不能相比，与日本、南韩不能相比，即使与印度、台湾、新加坡、香港相比，也有相形见绌之感。其次，从相对意义上讲，中国的学术界表现出来的学术水平比实际水平要低。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界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可以这么比喻：欧美学术界的学术实力和表现水平为十，而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实力为五，表现水平为三。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原因就是逆向淘汰、劣胜优败：学术界被那些不搞学术的学术官僚控制了，他们一心要搞的是轰轰烈烈的舆论声势，搞没完没了的这个工程那个工程，所以这些人的水平成了中国学术界整体水平的代表。而那些真正有学问的人，由于干不过那些善于搞弄虚作假的骗子，所以反倒没有了出头之日。

除了那些具有一定科学实力、并且具有一定科学良知的“体制内”学者，中国还有一个巨大的学术宝藏，那就是十几万海外留学大军。尽管他们的水平参差不齐，良莠俱在，但总体上说，他们是中国人中最接近西方科学的人力资源。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有回国工作的意愿，但由於中国学术界的逆向淘汰机制，使他们踏不进中国学术界的大门。(亦明：中国学术界的海龟与土鳖之争)。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如何让那些真正的学者成为学术界的主导、主流，如何让中国的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正式接轨呢？目前看来，唯一的可行之途就是另建一套全新的学术系统，它既可以容纳那些真心搞学问的中国学者，而且能够对那个腐败的系统施加竞争压力，促使它改革。

大约一年半前，当我首次提出另建一个学术界来对抗学术腐败的主张时，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它的“可操作性几乎为零”。(闲云野鹤：评亦明的“把反学术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其实，在目前的中国，这样的“另类” 学术系统已经开始出现。以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耶鲁大学教授邓兴旺领衔建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就是这个“另类” 学术系统的桥头堡。根据这个研究所的网站介绍，尽管该所“依托北京市政府和国家科技部，并有国家计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等8个部委支持”，但它“依法登记成立，具有事业法人资格，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仅如此，它还宣布：“北京生命所希望在科研体制运行上改变中国现有的、不符合国际先进标准的、不利于中国科学良性发展的模式。”(见该所网站：http://www.nibs.ac.cn/firstlink/jianjie.asp)。虽然据说这个所在成立之初曾与中国的学术界发生种种磨擦(主要是争夺人事权)，并且可以想象这类摩擦只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剧烈，但我祝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能够坚持自己的学术原则，一往无前：假使万一到了坚持不下去的地步，也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绝不向他们妥协，绝不与他们同流合污。

除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在中国学术界内部，还有零星的“学术特区”。比如，成立于1999年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在美国著名科学家蒲慕明博士的领导下，在短短几年间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宗宝泉、赵如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创新发展纪实之人才篇)。实际上，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成功也正说明中国科学院体制的失败。就象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说明旧的经济体制失败一样。不过，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成功能否延续下去却是一个疑问。在很大程度上，蒲慕明博士是这个所能够取得成功的唯一保障。假如蒲先生一旦驾鹤西去，这个特区很可能会被毁于一旦。这就是体制内改革的可悲之处：他们是被利用的对象，因而没有独立的人格。

无论如何，仅仅有一、两个研究所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另类”学术系统的中坚应该是一所或几所优秀的大学。这些大学的独特之处就是它的独立性和非牟利性。所谓独立性，就是他们既不是什么局级单位，也不是什么部级大学，而是由一个独立的、唯一使命就是维持这所大学的正常发展的董事会控制，该董事会的成员不得从这所大学获取任何个人利益。所谓非牟利性，是指这所大学以学术和教育为唯一目的，以提供一流的教育为自己的最终发展目标，而不是为了谋取经济上的利益。在这所大学，教授应该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精深的专业知识，他们勇于进取，与人为善，他们有强烈的事业心，他们热爱教育事业，他们讲究诚信，注重职业道德，他们堪称师表。这所大学培养出的学生应该具有极强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有旺盛的创造力和开拓精神，他们既敢於干大事，也肯于、善於干好每一件小事。

应该说，象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论是经济实力，还是人力资源，建立这样一所甚至几所大学都是完全可能的。对政府来说，与其把巨额资金投入到现有大学，试图把他们改造成世界一流大学，莫不如拿这笔钱另起炉灶。实际上，不论国家投入多少钱，在现有体制下，中国的现有大学都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假如教育部把“985”一期工程的数百亿元人民币拿来建立新型大学，中国出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不仅会大大提前，而且数量也会大大增加。

当然，就目前来说，要政府出钱建立独立的学校并不十分现实。其实，这笔钱根本就不用中国政府来拿。据悉，香港爱国实业家李嘉诚先生为了建设汕头大学，先后投资总额已经超过20亿港币。实际上，如果社会效果好，这样的投资会越来越多。不过，从1981年建校到如今，汕头大学办得不能说是成功的。至少，它的学术声望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据汕头大学网站介绍，目前汕大有博士点4个，硕士点39个。而成立年代比他们早不了几年的湘潭大学(1974年恢复建校)，却有博士点9个，硕士点69个。虽然得到这些学位授予点的过程中充满了肮脏的交易(亦明：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但它的数量的多少却能够说明一所学校在这个体制内的地位。从这一点来说，汕头大学在中国学术界内“混” 得不是那么滋润。其主要原因，就是它陷入了中国学术界的泥潭之中。实际上，汕头大学的“失败” 正说明另建一套学术系统是必要的。而这个系统的关键，就是要独立于现有的体系，摆脱它的干预和控制，免得受其污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任何尝试都会以失败告终。

除了鼓励利用民间资金建立私立大学，中国政府还应该考虑恢复以前的教会大学。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如北京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都是外国教会主办的大学，也都是当时中国的一流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材，如燕京大学的季羡林、周一良、谢冰心、吴阶平、蒋严永；金陵大学的陶行知、陈祯、王应睐；圣约翰大学的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等等。这些学校在1952年前后或者被关闭，或者被其他学校兼并。由于这些学校尚有一些校友在世，而他们很可能与创建学校的教会保持联系，因此恢复这些大学，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办学道路。

一般认为，宗教与学术，尤其是科学，格格不入，所以教会学校的学术水平会比较差。但实际上，美国目前常春藤联盟的八所大学中，有七所是教会建立的。这些大学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与教会脱离了关系，而那些教会并没有为此耿耿于怀。这是因为，教会办学是出于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要谋取回报。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事实是，上面提及的中国教会大学在中华民国时代其宗教内容就已经很少，多数设置文、理、工、医、农等学院。金陵大学早在1928年就撤销了宗教系，宗教课程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宗教仪式也改为自愿参加。所以教会大学实际是由教会出资开办的相当正规的大学，他们都有非常优秀的学术传统和严谨的学风。1947年，胡适在出任北大校长時說：“假如国立大学不努力，在学术上沒有成就，很可能是几个教会大学取而代之。”(转引自：段玉明：另一种国家研究)。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学术水平已经直逼北大清华。其实，从长远来看，宗教对一个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相当大的正面作用。就现今来说，宗教并没有排斥科学，科学为什么非要和宗教过不去呢？退一万步说，大学教育也不单纯是科学教育。

总之，另建一套学术系统是必要的，可行的，是对中国有着莫大的好处的。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迎来了空前的学术大繁荣，就是由於当时有百家在争鸣。在半个世纪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培养出了许多人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当时的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三足鼎立，互相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而目前中国大学之间的勾心斗角，那不叫竞争，而叫窝里斗，因为他们不是在比试谁会更好，而是在比试谁能使对方更差。所以，中国政府应该放宽眼界，敞开胸怀，积极地支持、扶持、甚至资助这个系统的发展和完善。应该认识到，它是目前中国学术事业的唯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