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產電影看得少，不是不想看，而是沒有機會。最近得便，連續看了幾部好片，很過癮，2006年出品的《三峽好人》（Still Life） 就是其中之一。該片曾獲得戛納電影節最佳外語片獎以及第３４屆洛杉磯影評人協會頒發的“最佳外語片”獎。

影片的背景是三峽工程的移民拆遷以及這場世紀工程對老百姓生活造成的衝擊。影片揭示了在國家強力意志下底層人民毫無選擇、被迫離開家園的辛酸和無奈。為了這項舉世無雙的浩大工程，一百多萬人必須離開祖居之地，流落他鄉，他們的家園、大量的歷史文物將藏身水底。奉節，這個有着兩千年歷史的古城，將徹底消失。對此，他們沒有任何發言權。這一百多萬所謂的 “水庫移民”應該叫做“環境難民”。雖然官方各種宣傳媒體一再把他們的精神世界拔高，稱他們為富有犧牲精神的英雄，但是誰都知道其真實性究竟會有多大。中國人有安土重遷的傳統，不到萬不得已，沒有人會想到要背井離鄉。

故事發生在四川，可是主人公卻是山西人。故事是從一個叫韓山明的山西煤礦工人到四川奉節尋找妻女開始的。十六年前三明花了三千塊錢買來一個被拐賣的四川女人做老婆，兩人生下一個女兒，可是好景不長，公安把被拐賣的三明老婆解救出來，遣返回了四川。十六年後，三明拿着老婆臨走時給他留下的地址來到四川尋找她，希望破鏡重圓，更希望看到自己的女兒，卻得知老婆的家已經被大水淹沒，老婆也被她哥哥抵押給一個船老闆抵債，女兒出外打工。韓山明歷盡艱辛，終於找到了他十六年未見的前妻。二人在長江邊相會，舊情萌發，決定復婚。 　　

影片的另一條線索是女護士沈紅從太原來到奉節，尋找她兩年未歸的丈夫，卻發現在當地發跡的丈夫已經移情別戀。他們在三峽大壩前踩着笨拙的舞步跳完了婚姻的最後一曲，黯然分手。社會在變，人也在變，情感也在變，一切都在變動不居。

全劇分煙、酒、茶、糖四大部分，以此為題，展開劇情。影片敘事手法簡單樸實，注重細節的真實，沒有渲染也無煽情，但卻又飽含寓意。影片起名叫《三峽好人》，而英語名字卻是“Sill Life”，即“靜物”，和影片中瘋狂嘈雜的拆遷場面對比，似乎文不對題，但我認為這正是影片的寓意。大水沒處，一切將歸於死寂。

賈樟柯被稱為最有天賦的第六代導演，後現代主義的實踐者，擅長紀錄片式的冷酷的白描手法，描寫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社會矛盾和衝突。可是這部影片對老百姓的抗爭只是點到為止，當地方官員派人在老百姓房子上刷上記號“拆”的時候，只聽到幾聲抱怨而已，並沒有看到聚眾鬧事，暴力抗爭，甚至自焚抗議的事。在賈樟柯的鏡頭下，像韓三明這樣的底層小人物被人欺詐或是粗暴對待的時候，都表現得低眉順眼，逆來順受，但對於自己所認定的目標，屬於自己的權利，卻認死理，堅決不肯動搖。很像《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一定要討個“說法”不可。雖然公安機關在解救韓三平老婆時就把女兒判給了他老婆，但是他卻認定女兒就是自己的，自己有權利見到她。這樣的認死理往往會訴諸于堅定的行動。這也是地方幹部頭疼的“刁民”上訪絡繹不絕的原因。最近聽說，全國各地政府正在展開一場讓農民“上樓”的行動。為了騰出土地變賣，增加財政，地方各級政府正在開展一場大規模的拆村並居運動，無數村莊正從中國廣袤的土地上消失，無數農民正在“被上樓”。權力又在肆虐，農村再一次成為瘋狂掠奪對象。可以想象，如果權力的貪婪無法制止，“刁民”將越來越多，終有一天將集中爆發。

故事結尾的時候，那些一直奉節搞拆遷的工人們打起鋪蓋，離開家園，要跟隨三平前往陝西去開闢新的生活。和拆遷工每天五十元工資相比，到井下挖煤每天能掙兩百元，雖然有生命危險，但是值得一搏。最後的鏡頭是遠處兩棟廢棄的大樓間有人在獨走鋼絲。這是影片最深的寓意，社會在急劇變化，但是需要保持穩定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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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部電影，我想到了國家意志和公民權利的關係問題。

前中國總理李鵬寫過一本《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在前言中，他談到之所以給這本書起名《眾志繪宏圖》，是因為“三峽工程所取得的成就，靠的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長江三峽工程劃定的最高水位線是175米。在此之下，有一百多萬老百姓的土地、房屋被淹沒，他們被迫服從國家意志，為所謂的“大我”而犧牲了“小我”。不得不拖家帶口、扶老攜幼，背上先人的遺骨，含淚悲憤地離開“生於斯、長於斯”的家園。

那麼，“三峽工程”究竟是如何體現人民的意志的呢？我們從整個論證、決策的過程，並沒有看到什麼人民的意志，看到的只是政治家的意志，當然也包括一些“專家”的意志，有中國專家，也有外國專家，但是獨獨沒有見到人民的意志。因此，更準確地說，三峽工程是一項政治家主導的體現國家意志的工程，是“工程師治國”的典型結果。

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關係如何，體現的是社會制度的差異。在民主社會，國家權力來源於公民權利，公民以契約方式集體出讓權利，賦予國家以權力。而國家的建立則以服務於公民為目的。民主社會就是讓公民起來自己做主，限制、控制國家權力對公民的肆意侵害，使國家意志成為公民意志的表達，從而最大限度保障與實現公民的利益和幸福。

而在專制社會，國家(具體表現為政府) 往往反仆為主，以侵害公民利益而自肥，以至於強大到一種程度，完全控制了公民的生活。國家要求公民為國家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和幸福。專制國家往往片面強調國家的暴力工具性質，總是服務於一部人，而壓制、侵害另一部分人。因此，專制國家的國家意志並不體現公民意志，最多只體現了社會中一小部分人的意志。

綿延長達幾千年的中國古代專制社會實行的是有中國特色的民本主義，它是建立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論基礎上的。這種民本主義一方面重視國民的利益，把民眾看作是支撐國家的基石，但同時也認為，民眾是愚昧無知的，目光短淺的，尤其是當國家的大目標和民眾的小目標不一致的時候，民眾往往成為實現國家意志的障礙，甚至成為社會穩定的破壞力量，最後也損害了民眾自己的利益。因此，國家統治者必須將民眾的個人追求的目標統一納入到國家追求的大目標之下，或者起碼在理論上作如此解釋。

三峽移民體現的正是這種國家意志。岳非丘所著的《 三峽工程百萬移民的歷史啟示：安民為天》就記載了在這種國家意志推行規程中發生的一幕幕真摯、悲愴、催人淚下的瞬間。“在輪船起錨、汽笛長鳴的那一瞬間，船甲板上擠滿了人群，先是沉默，不轉眼地盯着漸漸遠去的碼頭，眼淚流滿每個人的臉龐，不知是誰終於控制不住哭出了聲，忽然間哭聲響成一片……喇叭里傳來播音員甜美的聲音：“正是由於你們的無私奉獻，三峽工程才有了一個又一個驚世的創舉，全縣人民感謝你們。鄉情割不斷，親情永不分；道一聲珍重，祝你們平安！”

“移民老楊家的祖墳在175米水位線以上。三峽二期蓄水，他家的一部分土地已被江水淹沒，三間住房和一間豬圈屋已全部拆除，住了三代人的屋宅只剩下一堆殘磚剩瓦。臨走前，老楊砍了一根竹子，用竹篾編成三間正屋和一間豬圈屋的框架，然後用白紙糊成自家房屋的樣式。他把一家4口人帶到祖墳前，放上供品，點燃香燭，跪在墳前哭訴：“爹爹啊，你留下的房子要淹了，土地也要淹了，可修三峽是為了國家發財（展），國家發了財，大家才發財啊；你的兒孫一家人都搬遷得好遠好遠啊，清明節、臘月間，再也不能給你上香磕頭了，我這一輩子再也不能來看望你了……”老楊哭訴着，點燃了“紙糊的房子”，他的老伴、兒子和女兒在他身後齊刷刷地跪下，望着吱吱燃燒着的火苗，一家人肝腸寸斷，淚水如決堤的海……”

政府官員向老百姓宣傳的都是“沒有國哪有家”，“國家發了財，大家才發財”。可是，國家發了財，富裕了，老百姓的生活為什麼越過越艱難了呢？

政府官員如何看待、對待這些移民呢？時任四川省省長的肖秧在一次移民幹部會上怒吼說：“我警告你們！就是把一百萬頭豬趕走也要出事，何況還是搬遷一百萬人！”當然，在肖秧眼中，這一百萬人可能比豬聰明一些，但可能比豬更難纏，因為他們有腦袋，會思想。一些鄉幹部對此深有感觸地說：“移民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但不是人做的工作。不是人做的工作還得做好，不然就裡外不是人，上下不是人！”在拆遷場地，有“橫蠻人” 把小孩放在挖掘機前阻擋，有人舉着刀和斧頭大吵大鬧，有人往移民幹部臉上吐唾沫，可見矛盾有多麼尖銳。

幾千年前，老子就曾提出 “治大國若烹小鮮”。意思是治理大國如同煎炒小魚兒一樣，動作要輕，也要小，不應該用強力的“國家意志”的鏟子去任意攪動“人民意志”。當然，老子提倡“無為而治”並不是要求國家什麼事都不作，而是反對把國家意志凌駕於人民意志之上而恣意忘為。

“治大國若烹小鮮”，治大國也不像造機器、修橋梁。但過去幾十年的中國一直是一個又一個“工程”的試驗場，老百姓被折騰得死去活來。中國政壇一直是“工程師的搖籃”清華大學出產的“清華幫”的一統天下。過去二十年的政治局常委中，出身於清華大學的就有姚依林、宋平、胡啟立、朱基、李嵐清，而十六屆九個政治局常委中，更有胡錦濤、吳邦國、黃菊、吳官正四人畢業於清華大學。這種情況與台灣官場形成了強烈對照。台灣沒有“工程師治國”的傳統。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和成功大學這三所島內最著名的理工科院校培養出了一大批傑出的工程技術人才，但出自這些學校的政客卻很少。工程師治國的特點就是容易“見物不見人”，不是“以人為本”而是“以物為本”，重數字爭指標，缺乏人文關懷精神。這是這麼多年“GDP主義”盛行，社會不公越來越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出身理工科的人未必就缺乏人文關懷精”，溫家寶總理就是一個例子。 顯然，當今的中國非常需要這種人文關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