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認為中國人是沒有信仰的，其實不然。中國文化是聖化的教育，中國人的信仰是比肩聖賢、見賢思齊「語出《論語·里仁》」——與其在別處仰望，不如與先賢並肩。我們比肩聖賢，以聖賢為明燈，就會明了取捨的智慧，就會對治和斷除種種煩惱，從而讓自己的人生活的熱氣騰騰。

可是，取捨的智慧在哪裡呢？就在道理之中。

宋代沈括《夢溪筆談》中記載有這樣一則故事：某日，宋太祖趙匡胤忽然心血來潮問大臣趙普：“天下何物最大？”趙普想了想，回答：“道理最大。”趙匡胤聽後深以為然，連連激賞。確實，天下有什麼能夠大過道理的呢？

什麼是道理呢？道理就是事物發展的規律。

在中國文化典籍中，由於《易經》所陳道理最多，並且範圍天地、大小無間，因而被譽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她對中華民族影響甚巨——在中國文化中，但凡建大功立恆業者，以及歷代先賢，幾乎無不與《易》有關。唐代重臣虞世南說“不知易，不足以為將相。”宋代最偉大的學者邵雍說“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宋代蘇東坡在晚年亦說“撫視《易傳》、《書傳》、《論語說》三書 , 即覺此生不虛過。……其他何足道 。”唐代藥王孫思邈為人間的明醫定下了基準——“不研易，不足以為太醫。”而清代名臣曾國藩更是一語中的——“各朝學者，無不讀《易》者，無不悉醫者。醫者，易也。醫則調身，易則調神。”由此可見《易》的重要性。乃至於1914年梁啓超在清華大學做題為《君子》的演講時，亦提及《易經》中的乾坤之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後來，這兩句話便成為了清華大學的校訓。

要知道，往聖先賢都是表法智慧的。他們對《易經》的推崇，對後世有着無限光明的指引。仔細想想，人的一生，往往做了很多半途而廢的事情——其實，事情真的不是廢在半途，而是由於智慧不夠，一開始就廢了。時下的人們，不缺能力、不缺熱情，缺的是思維方式，換言之，缺的是智慧財產。因為放棄了先賢們諸多的智慧財產，才導致我們的文化落魄到今天。要知道：有了智慧，我們所做的一切正向之事，都會迅速崛起的。

關於《易經》中的智慧，人們最耳熟能詳的，莫過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說白了就是——無德不足以潤後。關於這個道理，歷史案例隨處可拾——據清代汪道鼎記載：金山縣姜元龍所購置的田產，大半是用心計所得來的。加之他平時又放高利貸，賤買外帶沒收，所以不到二十年，便得到了千畝良田。後來，其子姜德璋長大，每天遊手好閒，熱衷嫖賭。不到十年光景，就把家產揮霍殆盡，以至於窮餓而死。這個案例說明，錢財不是好來的，也一定不會好走。對於此理的背書，《大學》所言“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亦可佐證。

同樣道理，較之於上例，下例尤為誅心——南北朝時期的高瓚宴請好友諸葛昂，佳餚是兩個活着的十歲童男，蒸熟後，頭、四肢等分別切開，分盤端上，供人食用。而當諸葛昂回請時，其一個陪侍的丫鬟不知何故突然偷笑，被諸葛昂當即命人押下，不久，四人抬一大鍋上來，打開鍋布，一看，正是剛才偷笑的丫鬟——被完整蒸熟，並被粉飾一番。諸葛昂夾一塊大腿肉給高瓚吃，高瓚嚇的心驚膽戰，而諸葛昂見狀卻自己用筷子撕扯乳房，連皮帶油乳一併下來，放入口中……在場者全部啞然。不久，此二人被打劫，賊人命其交出更多財帛，二人實在是沒有——賊人就把他倆綁在木樁上，慢慢地割肉，活生生的被烤着吃了。

人生，真是種下什麼因，就得什麼果。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幾千年前，先聖們就幫人類卜了最准、最靈的一卦，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但是，有人卻說，你看那些為非作歹的有錢人，我們怎麼就沒有看到他們遭報應呢？試問：你見過父與子同時出生的麼？一定沒有。所以，因果要在相續上見。

提及因果，人們往往會認為是佛教專屬。其實不是。因果是社會規律，是古代智者們共有的運命觀。時下的社會風氣，對因果並不重視。滿目資本光芒萬丈，而道德、信仰和良心，則斯文掃地。殊不知：積財不積德　到頭一場空。

所以，《易經》中還有“進德修業”的智慧——若想增上事業，就必須要增加福德。即，真正的事業就是德業。

那，什麼是事業呢？《易經》講的再清楚不過了——“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你所做的事，在對天下人有利的同時，自己也受益了，才是事業。那些發傷天害理之財的，就不是事業了。對此，古人有“君子以德發身、小人以財發身”的智慧總結。

當你身負盛德時，則必定，祿在其中矣。這就是《易經》所給予每個人的命運最智慧的指引。幾千年來，無數人的生命因此而大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