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产队的年轻人）

靠着李家大院的下一个院落没有正式的名字，两排房，前排的房子住了两三家人，我的小学老师苗老师就住在这里，不过她是代课老师。苗大贵是我二姐的同学，苗丽萍是我的同学，不过，她是留级生。学习有点费劲。好在不久就文Ge了，一开始是不上学了，后来是上学也没什么可学的，留级这个制度被废除了，她的名字也改为苗平。

还有一间住着二小队的饲养员苗大爷。苗大爷很倔，不讲情面，把牲口喂的挺好的。

六一年前后，社员下班了，我们几个小孩几次走到队里的马棚前，想看看马饲料里面能不能找出一些玉米粒来吃。每一次都被苗大爷识破了，赶走了，他说：“马吃点东西还得干力气活。” 

（我七岁）

苗大爷家后面那趟房子住了三四家。我的同学李贵华就住在这里。他很廋，细高个。喊他上学，他老远就说：“我来啦！“声音一点也不细。

李贵华的大哥叫贵星，人更廋。他是木工，很勤快，帮我们家干过一些木工活。他后来和我大嫂的二妹妹二胖结婚了。二胖是社员，但不爱干活，队里的和家里的都不大爱干。

贵星大哥说：“她抽个空就往娘家里跑。“不过这话他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讲的，我认为他怕老婆。

不过，她早上去队里干活的时候也跑，速度很快。生产队干活到点了，要点名。点名结束时没喊“到”或者“来了！”要扣掉半个公分，六分钱左右。所以，二胖时而在五六十米外就高喊：“我来啦！”

这事千真万确，因为我就是点名的人。刘婶啊，刘叔啊，二胖，好多社员，都是沿着吴园胡同边跑边喊：“我来啦！”

“我来啦！”

“我来啦！”

那叫一个气势，有点《红旗歌谣》里那首最著名的民歌的气势：“喝令三山五岳齐开道，我来啦！” 如果她们的喊声有幸与从东边来的老魏家人的喊声汇合，激荡，真的就是气壮菜地了，白菜地，角瓜地……。

在苗大爷和贵星大哥这两趟房并排的，是另外两家住户，他们家前面的地都挺长的，靠着路边夹上了障子。一家姓李，三个儿子分别叫彦杰、彦斌、彦龙，李叔死的早，李婶把几个孩子拉扯大了。她是裁缝，靠着给街坊邻居家做衣服来养家。

李婶家有一个缝纫机，在我眼中，太贵重了。

李婶给我做过衣服。

那年要过年了，我妈买了一块蓝布，让李婶给我做了件新衣服。量好了我的尺寸后，李婶让我妈把蓝布留下，说过几天来取吧。

过年时，我把新衣服套在棉袄外面穿，对小朋友们说：“我穿新衣服了。”但里头的棉袄是旧的，我二哥穿不了了的就留给了我。小朋友们没有拆穿我，因为他们里面的棉袄大都也是旧的，并且，有的连新的外套也没有。

可惜，一过了十五，我妈就不让我套上新衣服了，说：“先脱下来吧，等开学了再穿。”那时，我就特别盼学校早点开学。

一九六七年李婶家被当作吃闲饭的赶到乡下了。这时我们家也有了点钱，就去一商店买现成的衣服了，隔几年给我买一件。从秋穿到夏。夏天不用穿衣服，穿个背心就行了。背心上漏了洞，凉快。加上背心的颜色是白的，那就是中国画中留白中的空白，要是现代我就能看出那是特别了不起的中西合璧的伟大艺术品，穿上它走来走去就是行为艺术。 

李婶家旁边是于大爷一家，他家门前有一个花园，挺大的，里面种了许多花。我们隔着大门看，好美，就是有点模糊，有点像莫奈的画。

有时，于奶奶看到了，会说：“进来看几眼吧。“

他们家的芍药是紫红色的，菊花开白花，开黄花。

于奶奶说：“大城市里花园的花比这多多了。”这让我立即想到了丹东，它就是我心中的大城市，五六十里路就到了。有没有花园我不知道，听说有动物园，动物园在锦江山上。

李婶与于奶奶家的地东边，就是我们二小队的一块菜地了，边上夹了一道障子，带刺的。虽然如此，到晚上了，小青年还是有本事扒开一个洞，进里头偷茄子和辣椒吃。

吃辣椒叶时就没这个麻烦了，生产队允许大家绕个大弯进地里，撸辣椒叶子吃。那是六零年前后的事。我吃过，并且吃相夸张，撸下一把辣椒叶子立即就吃了，好香啊。但就在我吃的这个空挡，有的少年把几墩辣椒秧子划拉到一起，说：“这是我的。”

这顿时削减了我的幸福感，并且立即知道自己智力低下。直到多少年后读卢梭的一本书，我才出了这一口闷气，卢梭说，当地一个人说这是我的时候，那就是私有制的起源了。但仔细想一想我又困惑了，因为那块菜地既不是国有的，也是个人私有的，它属于“集体”。不过，这个“集体”与“集体主义”概念中的“集体”，无论内涵与外延都有点不同。

我学逻辑学。一九七八年的事，杜岫石付教授举例：“臣屡战屡败”，与“臣屡败屡战”的含义大不相同。

很多年以后，四人帮失势后，在李婶和于大爷这块地上，搬来了老周家，他原来是我们凤城一中校办工厂的技工，后来自己就干。干的越来越大，邻居背地里叫他“周百万”。

我在百度上查“吴家园子胡同”，首先就查到了一个工厂的名字，估计是他办的。

2021.7.15--27于美国家中